爱华网“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以研究饥荒而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如是言。 1942年河南饥荒—这场可怕的灾难因《一九四二》的上映，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灾难中的“人祸”，也就是社会制度因素，不可不予深思。 一九四二年的“人祸”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刘震云先生在其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结尾中写道。 “当饿死的中国鬼还是不饿死的亡国奴”—这句话在小说发表的1990年代，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引发了对主权与人权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辩。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本身可能并非如刘震云先生所提出的这般尖锐。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在日军侵占的新乡地区，日伪政府确实对灾民进行了赈济，使许多人免于饿死。随后的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一役就在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大部不战而逃，豫西地区（当时属国统区）的民间武装将溃逃中的5万国民党军缴械，送交日军处理。 日伪政府救济过灾民，而河南老百姓帮助过日军—刘震云先生可能据此得出了上述结论。但是上述两个事实发生在河南不同的地区，大饥荒中，日伪政府也不可能对豫西的饥民进行救助。那里的老百姓之所以如此行动，还是基于对国民党政府以及军队横征暴敛、拉丁派夫的愤怒。 但是，不能据上述事实而抹杀全体河南人民的民族大义。抗战期间，河南派粮派丁全国第一；黄河决口阻止了日军，但却淹没了几百万河南人的家园；灾害更甚的，还是1942年的饥荒。 如果将河南民团将国民党军缴械的行为反过来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1942年大饥荒的制度成因—也就是天灾后的“人祸”问题。 “人祸”中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权力阶层对灾荒的麻木不仁。 河南老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传递到刘震云的笔端，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刘先生写道：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 其次，信息的封锁导致的救灾的迟缓，不能不说是饥荒扩大、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先注意河南灾情并进行报道的民国报人，可能是《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者李蕤（原名赵鸿恩）在其《无尽长的死亡线》的后记中记载：“他（张高峰）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从洛阳到叶县沿途，目睹了灾情的严重，写了一篇通讯，透露了灾情的信息。重庆《大公报社根据这片通讯，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大意是说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中原却有大批灾民饿死，希望当局予以注意。《大公报》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责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则被河南军政当局扣留达数月之久，在舆论的之压力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才将其释放。 不但是媒体，民间的舆论也被政府严密管控。民国期间毕业于河南临颍县甲种农校、后任临颍县高中教师的张洛蒂，在《河南文史资料》上著文回忆： “国民党政府继续逼粮催款，稍有迟疑，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又加清理历年田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把群众仅能维持生命的口粮，一搜而光。……中原灾情惨重到这步田地，国民党政府不让报纸揭露片言只语，说是有碍国际视听，群众愤怒万分。” “四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了他。五月下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里押到警察局七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到’。后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我寄重庆那个小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打算联名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专属，专属批转临颍县查办。” 白修德结束在河南的采访，回到重庆后，把饿殍遍野的照片摊到蒋介石面前时，后者才真正为之动容，正视河南的灾荒，蒋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国际舆论。 第三，由于社会缺乏监督力量，政府赈灾中难免出现赈灾不力甚至中饱私囊的情形。《前锋报》记者李蕤在其另一系列报道《粮仓中的骨山》中揭露一个案件： “汝南（驻马店下辖县）粮管处，共设有七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拨付的时候，须有县府粮政科的拨粮凭证。但是，李东光却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令购户往分仓索取。第一批是在县东北唐营仓库提取的，经该处分仓主任检举，证据确凿。事泄之后，黍杆铺分仓主任因与李东光预先亦有勾结，在该分仓之分仓亦提取一百余石，乃往该仓库消灭证据，亦被检举。现在李东光、黍杆铺的分仓主任，都在扣押中。……据说李东光这个贪污案，已有证据的便已经是小麦五万九千斤，其他支仓中未查出证据者还不知多少。” 诚然，1942年的中国正处抗日战争，河南位于前线，称第一战区。但遍查抗战时，饥荒发生的前后，至少在河南境内，并无重大战事。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迟至1944年，河南才爆发大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地居最前线的郑州，国际救灾会在郑州仍然收留了4000名饥民，还开办有学校，给难童们上课。 研究民国灾害史的南阳师范学院苏新留博士告诉记者，河南的饥荒发生时，其他邻近各省并无灾荒，粮食是丰收的。 不得不深思“人祸”，也就是制度因素在1942年中的作用。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用“权利”对抗“饥荒” 阿马蒂亚?森研究了世界多国的饥荒成因，如果把他的理论简单总结，那就是“权利的失败”。食物并非绝对匮乏，但人们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剥夺了。有些因社会地位或者拥有的资源和交换权利的人，他们对食物的掌控能力很强。在这个时候，权利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均才是一部分人难以避免饥饿的原因。这种理论在中国再适合不过了，1942年，饿死的都是穷人或者权力阶层以外的人。 印度是一个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国家，旱涝灾害频仍，影响农业生产，历史上经常出现饥荒的情况。阿马蒂亚研究称，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而自1947 年独立，有了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 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 1960年代，印度北部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旱灾。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鲍尔斯在其回忆录中记载： “到了1966年秋季，清楚的事实是连续两年雨季不下雨，粮食的前景看来又很危急。我们开始每天向华盛顿报告急剧恶化的粮食情况，特别是在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东部，数百万人正在受饥饿的威胁。” 据权威的印度官方资料显示：印度东北部的城市比哈尔（Bihar），由于该地区干旱缺水，粮食年产量从1965—66年的750万公吨减产到1966-67年的720万公吨，并紧接着急速地下滑到430万公吨。印度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64-1965年的8940万吨减少到1965-1966年的7230万吨，高达19%的下滑。 粮食的短缺，粮价的上涨，人民遭受饥饿，背井离乡。但是印度政府果断采取了政策和分配制度，他们从美国寻求到了粮食，设立了2万多家廉价品商店给穷人和收入低的人提供有规定价格的粮食。印度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增强通讯能力，在广播中发行公告，在政府施政工程当中给那些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尽管大批牲畜和庄稼被毁，但印度还是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灾难来临之际，印度在保持政治独立性的同时，全力向国际社会求援。 鲍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1966年3月，在甘地夫人（指当时的印度总理）访问美国期间，约翰逊总统（指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她保证，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来满足印度对粮食的紧急需要。” “在1967年这一年中，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报道（指美国媒体关于印度面临饥荒并寻求美国援助的报道）的缘故，保持了合理的、稳定的小麦运送量。如果没有我们小麦的运送，印度不可能在1965年、1966年和1967年对付严重的缺粮，其结果将会是大规模的或中等规模的饥荒。 “六年时间里，我们向印度运送了总数达2600万吨的小麦，几乎是我国（指美国）全部平均年产量的四分之三；高峰时一年用万吨轮运送了将近1000次。12%的印度人靠美国小麦过日子，这无疑拯救了成百万的印度人免于饥饿。” 鲍尔斯在回忆录中提到，印度这次饥荒曾导致“几百人死亡，其中饥饿是一个因素，但我怀疑许多人死亡的原因是否可以仅仅归之于‘饥饿’。”当时蜂拥而至报道印度饥荒的外国记者，因没有找到被饿死的人，反而感到“一定程度的失望”。 2012年10月，阿马蒂亚·森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笔者相信，与关注印度一样，他同样关注中国。笔者没有查到他对1942年河南饥荒的研究资料，但他提出的“权利的失败”，确能给中国人以深刻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