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４月上旬，世界电信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将其中国公司的总裁及其他三位高管解雇。 在向中国媒体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朗讯指出，公司依照《反海外腐败法》进行审计，发现公 司在中国的运营过程中存在涉嫌违法。这激起了对企业伦理和中国商业环境的关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司的惟一目标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这一神话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尽
管不断有学者、机构提出企业需要承担诸如环境保护、员工权利等企业公民责任、企业伦理 的观念，但论据常常归结到主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从道 德角度发出的劝诫常常软弱无力，难以改变许多实力超过中小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 中国社会对模糊性的忍耐使得公司行为更为极端，经常的情况是，为追求利润而游走于 法律边缘。商业贿赂指的是以各种形式的给予私人利益改变正常商业交易中的竞争性游戏规 则，中国社会对正当规则的普遍忽视和对潜规则的热衷，更加剧了这种情形。已经海外上市 的中国人寿在上市之前母公司的违规资金问题引起海外投资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企业信 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拟海外上市的民生银行不久前承认工作人员出于好意在董事会决议上 伪造董事签名，产生的不良影响还未可知。 “伦理就是选择的两难，是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当员工或经营者面临两个矛盾的 决定时，也会产生所谓的伦理困境。是牺牲商业伦理，获得订单，还是维护行为准则？…… 那些出现问题的公司，大部分是因为完成商业任务的压力过大。为了商业目标，中层管理者 会牺牲一些商业伦理。”杨杜对记者说，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企业伦理研 究。 零点调查集团曾于上世纪末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三百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商业伦理 指向的随机抽样调查。尽管已过去数年，但其中的结论仍接近我们的普遍认知。为了自身利 益，办妥一些事情，许多企业给政府部门和上级送礼（礼品、礼金），这种行为获得２６． ７％的企业经营者的完全赞同和理解；另有５２．３％表示赞同，认为尽管这种行为并非出 自本愿，但是为了办好事情，自己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不同企业对这种行为的反应存在显 著性差异。国有企业与个体业主容忍度甚高，但较为被动；三资企业则在搞关系时显示最为 主动；民营企业则两极分化，主动行贿与拒绝行贿的群体处在双高状态。 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开始重视企业伦理方面的制度建设，万科公司有职业行为准则，华为 最近也制定了《商业行为准则》，但对华为与各地电信局合资成立的销售公司这一做法褒贬 不一。 近年来，美国与欧洲大公司丑闻已经引起一轮对公司伦理责任的反思。普拉卡什·赛提 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德沦丧和违法行为并非那 些在大公司缝隙间生存的烂公司的专利。其实，这样的行为存在于每一种商业活动中，它困 扰着大大小小的各种企业。 在银行金融领域，违反经济伦理的行为包括内部交易、洗钱、经纪账户回扣、存贷丑闻 等；化工业、采伐业及其它重工业企业常常蓄意破坏环境；食品企业并不忌讳出售掺假食品 。通过行贿获得内部消息、做假账抬高成本、产品检验不足，这些都是许多公司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并不局限于少数违规企业。 赛提还提到，跨国公司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婴儿配方奶粉、香烟、化学品、杀虫剂、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一类的产品出售给没有足够知识的国外消费者，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会被 视为不道德或违法。在海外经营中，跨国公司一味寻求低廉的成本，在此过程中对有害的工 作环境、仅勉强糊口的工资、造成环境破坏皆漠不关心、佯装不知。这些后果都由第三世界 国家来承担。 ４月７日，在关于国外早已停产、有不良反应的息斯敏事件上，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宣布 “不打算回收旧产品，也不打算对旧产品进行说明书更换”。在３月，该公司宣布对息斯敏 说明书进行修改，将每日最大服用量从１０毫克减少到３毫克，这引起了围绕公司的社会责 任、监管机构的职责的广泛争论。 重视公司社会责任会赋予企业真正的核心社会竞争力。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认为， 在精神上，公司社会责任将给予商业人士独特的“因良善而得的快乐”；在商业上，使企业 集中在看似不利的丰厚利润领域；同时使企业减少了长期经营风险，形成企业持续存续的稳 固基础，从而成为企业界中优异的人力资源、注重商业信用的高品质货币资本、更为进步的 社会资本乐于趋集的核心。 “给企业冠以私人产业的头衔正是当代企业神话的核心所在。”更为激进的社会学家查 尔斯·德伯说，他分析历史说明自企业诞生起它就具有公共属性：“在企业创立之初，它完 全是一项公共事务，而不是什么私人产业——一个对民众负责任的机构。” 不管怎样，企业是在社会中存在，企业的活动不能无视已有的社会规则，必须遵守社会 所规定的公序良俗。一旦违反，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相应制裁，如向公众曝光、道德谴责、 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等。最为重要的是，重新定义企业的属性，培育与越来越强大的企业力 量抗衡的其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