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是一种有关信任的游戏。”美国经济趋势专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说，“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商业交往和贸易活动是靠黄金或者白银来维持的，但是，在现实中，它却总是以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公众的信任为依托来运作的。这就意味着，当公众的信任足够时，经济就会繁荣，未来就有保障；反之，经济就会衰退，前景就会暗淡。” 的确，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其只是经济走向繁荣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目前，全球经济正笼罩在持续低迷的阴霾之下，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经济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 “技术变革可以催化制度变迁，但制度本身，也是一种超越技术的‘超级技术’。”这个具有哲学色彩的论断，出自新锐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江知岩。在他看来，比单纯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无论微观经济视角的企业管理，还是宏观经济视角的公共管理，都需要制度意义上永不停息地创新。 通常来说，和商业模式创新一样，管理创新这个词往往用于企业内部，而公共管理领域则习惯用体制机制创新。但显然，江知岩正在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从学理上打通，并试图找到一条路径，通过主动的“管理创新”将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联接起来，促其互动，尤其是为技术变革推动由微观向宏观的制度变迁充当加速器。 如今，微妙而重大的技术融合，引爆管理创新。谈起创新与变革，最近媒体热炒、业界热议、政府力推的话题，非“第三次工业革命”莫属。尽管对究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抑或第六次科技革命目前尚无定论，而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本质的认识上，里夫金与《经济学人》也有分歧——前者是基于减少生产成本考虑认为需要编织“能源互联网”，而后者则基于生产方式变革提出了“智能化制造”。
面对江河日下的全球经济，在决策者尚未发现更好的良策之时，我们只能姑且“宁可信其有”。正如里夫金所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而且，江知岩所谓“超越技术的‘超级技术’”料将在此倒逼之下有所进步。 谁将成为引领者？ 诚如我们所知，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英国的崛起；发生在20世纪早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德国的制造业繁荣；那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谁将受益？这项革命成果恐非单个国家（经济体）所能独享，尽管大家希望成为引领者。 依据能源互联网的路径，里夫金坚定地认为，欧盟或最有潜力成为领军者。“欧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验区。根据欧盟的计划，到2020年欧洲获得的电力中将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在德国，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发生。德国已经确立目标，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如今，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大、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态度已经达成一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将加速形成，作为样本的欧盟不会因为当前的债务危机和紧缩困局放慢脚步。” 在里夫金看来，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在追随欧盟的脚步，“亚洲未来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尽管他还是更看好欧洲，但并没有保持绝对的肯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尽管商界、政界、公民都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欧盟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则倾向认为，美国不容小觑，因为美国对重夺制造优势有更大的欲望。她指出，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美国正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机，试图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的布局。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在张茉楠看来，重夺美国竞争优势，重振制造业就成为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美国新的竞争优势。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为此，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还有没有机会？无视中国目前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与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外媒充斥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终结“中国崛起”的论调。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不敢苟同。但他在与同事王忠宏共同执笔的《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一文中指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挑战之一：在中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中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中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挑战之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中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中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中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中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挑战之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我们怎么办？ 有评论指出，“对科技大趋势的研判，是国家发展和当下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迷状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如不能锁定正确的方向，而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关痛痒华而不实的项目上，必将丧失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目前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这7个领域，作为未来工业革命的重点方向，不可谓不全面，但恐怕还应从中选取更精准的突破口，下大力气、投大资金，真正干出点名堂来。” 那么，中国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冯飞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议：第一，从其引发全球性结构大调整的高度，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因行业间利润失衡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大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聚焦重要产业、重点技术，对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智能电网、移动互联网、新材料等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在一些经济、科技基础发达地区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和创新型产业集群。 第三，加快人才培养。数字化制造意味着技能劳动力、科研设施、专门技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将日益重要。需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规划，特别是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形成一大批可熟练驾驭数字制造设备的技术工人队伍，改革人才培养和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技术人才培育机构，政府应对社会培育机构购置数字制造设备等给予财政补贴，营造全社会尊重产业技术工人的氛围。 第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突破口，加快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前置性行政审批事项，促进平等进入、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创业，强化反垄断执法，深化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但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逐步深刻的影响，对其认识也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但由于其蕴含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将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给以高度重视和动态跟踪。 更有专家发现，目前中国的工业数字化生产还没有见到雏形，但制造业领域对最新一次工业革命可能掀起变革的危机感已经开始了。在微观层面，诸多企业家已经感到革命来袭的紧迫性，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就是其中之一。张瑞敏直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制造会大大降低产品成本，中国规模化生产、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随着消失。 看来，中国企业更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张瑞敏相信，至少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企业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书中所描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果跟不上或者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抛弃，”张瑞敏对媒体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危’的问题，那是万劫不复。” 他希望他的下属们都和他一样，但事与愿违。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似乎与企业的命运还相去甚远，因此，有人认为对包括里夫金和《经济学人》在内的言论的不必太过当真，甚至有媒体发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忽悠谁”的评论文章。 而身边的案例却支持着张瑞敏。最近，GE已把洗衣机和热泵式热水器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了美国。GE工会主席对媒体说，过去它们的热泵式热水器在美国要卖1599美元，但是迁回美国本土之后，只卖1200～1300美元，降幅超过了20%。按照GE的说法，原因在于它们采用了全流程参与的管理模式。“这就是个性化制造。”张瑞敏说，但在中国还做不到。 在张瑞敏看来，虽然智能化生产，大幅降低成本，对企业的挑战很大，但包括3D打印也不是遥遥无期的事。“中国的企业习惯于大规模制造，而且是从大规模制造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许多大规模制造的工厂面临挑战，很可能会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