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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已是我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须臾不能离开的技术，所不同的是，我们无需“穷尽”、“洞悉”和“抗拒”，它非常自然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以至于每个人都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既得利益者，也必将是其长期演化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利益相关者。 在严肃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信息通信技术被看成是与人类技术变迁史上的蒸汽机、铁路、电力等一样的通用目的技术，经济增长核算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决不可以怠慢它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技术变革史中，信息通信技术被看成是产业革命的分水岭，蒸汽机对应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纺织、钢铁和铁路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电机对应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电力、石化和汽车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信息通信技术对应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集成电路、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生物和航天航空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但是，与蒸汽机、电力等触发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所不同的是，在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个“使能性技术”，它同时开辟了“大科学”(megascience)、“大工程”(grand engineering)的时代。 发展转型是一个迭代词，发展是经济社会现象和过程，转型是体制选择和制度变迁过程。发展可以与增长有关，也可以与增长无关。经济学理论始终对发展和增长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真正将增长与发展区分开来的、并获得人们一致认可的理论却始终处于“在科学上未站稳脚的非外因引起的因果关系”的状态。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一问题对经济学家的煎熬。熊彼特在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1911）后，仍然钟情于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他的发展观念或许正如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发展转型相契合，这不仅仅是因为“新颖性”，更为重要的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不同于从“邮路马车”到“铁路”的过渡，它可以“不请自来”，完全是经济体系内生的，满足解决经济体系自身变化的需要，而且可能导致体制转型的某种不确定性。 本书是我从2005~2010年期间在不同公共场合所发表的学术演讲中挑选出来的，是我近几年来理论立场的反映。这些文稿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信息通信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纳入理论和政策分析视野。 在对待技术变迁、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问题上，知性、无知、迷茫和抑郁是我们所经常遇到的问题，而且往往对应不同的病症。知性可能会导致“高智商病”，无知可能会导致“幼稚病”，抑郁更可能会带来“忧郁症”。这些病症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在对待技术变迁与长期发展转型的问题上，我一直认为，保持技术变迁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非历态性，并让技术变迁形成某种社会嵌入性，对于消化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而实现技术变迁的发展转型效应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也一直坚持这样的技术变迁立场，技术跨越和赶超的机会窗口对具有远见的公共政策和充满警觉的企业家而言永远都是开放的和无限的；相反，对短视的公共政策和慵懒的企业家而言，技术跨越和赶超的窗口永远都是关闭的和短暂的。一时的好运气无法保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永远处于技术领先者的地位，而真正需要的是除了好的运气之外，有良好的制度安排。这一良好制度安排能够保证经济社会活动充满活力，激励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并能够使得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始终保持密切互动、相互适应、相互修正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