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科学家法伯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他把若干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围成一圈,并在花盆周围不到6英寸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最爱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一圈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是不停地围绕花盆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终于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死去。
毛毛虫的悲剧在于思维的惯性,在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其实,只要有一只毛毛虫能越雷池一步,打破固有的习惯及跟随的习性,就会逃脱死亡的陷阱。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人,何尝不是如此。
毛毛虫故事告诉我们“盲从害死人”,不逃离思维惯性而进行创新就会死亡。
这个实验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思维惯性的可怕之处。思维惯性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思维定势,人一旦形成思维定势,就会习惯地顺着定势的思维思考问题,不愿也不会转个方向、换个角度想问题,这是人类的一种愚顽的“难治之症”。从实验中我们可以知道,真理,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只是一层窗户纸,有时很简单,只要换个思维方式就可以捅破,但由于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使自己作茧自缚了。当然,对于平凡人而言,要摆脱思维惯性,易说难做,但至少应该成为努力的方向。
当组织中的人具有思维惯性时,便产生了组织惯性。组织惯性实质上是人的思维、行为惯性的集中表现,又称为行为定势。它对企业组织的破坏是潜在而危险的。
路径依赖实际上就是一种组织惯性。新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说的是当组织一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实际上,“路径依赖”本质上就是一种组织惯性,两者殊途同归。由思维惯性导致的组织惯性所产生的危害,或者说产生的破坏性同样可怕。还是通过以下几则故事来理解组织惯性。
在管理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发现不拉马的士兵。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年轻有为的炮兵军官上任不久后,到下属的部队检查炮兵操练的情况。他在几个部队发现相同的情况:在一个操练单位中,总有一位士兵始终站在大炮的炮管下面,纹丝不动。军官百思不得其解,追问起来,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操练条例的要求。军官觉得非常奇怪,回去反复查阅军事文献,终于弄清了这个问题。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非机械化时代,大炮是由马车运载到前线的,站在炮管下面的士兵的任务是负责拉住马的缰绳,以便在大炮发射后调整由于后坐力产生的距离偏差,减少再次瞄准所需的时间。现在大炮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角色,但操练条例没有及时调整,因此出现了“不拉马”的士兵。长期以来,炮兵的操练条例始终固守着非机械化时代的规则。军官的发现使他获得了国防部的嘉奖。
其实“不拉马的士兵”的事例并不鲜见。德国19世纪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当年出使俄罗斯时就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皇宫中散步,走到皇宫的花园中,看到一个士兵笔直地站在花园的旁边。他觉得十分奇怪,就问那个士兵:“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士兵回答说:“这是命令。”亚历山大大帝又问其他人,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他觉得非常奇怪,就命令侍从继续追查。最后从一个知情的人那里找到了答案。原来很久以前,还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期间,她有一个冬天的中午在花园中散步,发现花园中盛开着一朵十分美丽鲜花,于是下令派一名士兵守在那里,不准任何人采摘。这一命令从此就执行下来,尽管花早就没有了,但是站岗的士兵一直就这么站了几十年。
其实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官僚体制的组织机构中,“不拉马的士兵”和“不守鲜花的士兵”到处都是。例如,一个企业在确定了经营管理模式之后,大家总是遵循一个固定的工作流程,并逐渐习惯地运用这套程序解决各种问题。由于习惯所致,在实践中,管理者与员工很少会思考这些方法是否仍然有效、合理。如果企业任由组织惯性发展下去,必然会出现效率低下、沟通不畅等状况。这就是组织惯性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