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朋友蔡朝阳老师，在其谈教育的新书末章自供，他怕老婆，并言之凿凿为此举声辩：“作为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人，怕老婆是好品质之一。”上升到政治高度，且谈及自由主义，自然要引出胡适。胡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从1942年起，胡适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 有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从这“两个凡是”来看，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不说其他，反躬自省，在中国，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绝书，然而今日中国与民主的距离，相比德国、日本，孰近孰远？不论民主的结果，还是民主的基因，与怕老婆的关系，一旦上升到宏大叙事（譬如一国的政体），也许并不如胡适所预期的那么大。 有些时候，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观察民主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我们惯于视民主为庞然大物，殊不知民主更应该落实于个体的细微言行；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惯于宣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殊不知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不坏”与“好”，意思相同，角度相异。认为民主为好东西，那是从乐观的角度；认为民主为最不坏的东西，那是从悲观的角度，现代政治的建构，毋宁更接近后者——当然，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伦理——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高谈阔论怕老婆的故事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则属误入歧途；反倒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现民主的要义，与他对民主理念的热爱和追逐。 与蔡朝阳一样，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有人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将铜币分赠友人，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这就有些恶作剧的意思——胡适向来喜欢开玩笑，他还说，自己属兔，老婆属虎，兔子见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一个“怕”字，并不足以表现胡适以及许多号称怕老婆的人对老婆的真实态度。这一面源于汉语的匮乏，另一面，则是在父权主义的中国，历来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张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主体，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恶名。反之，如“怕老公”，却被视为常态，而非作为一种弊病，风行于闲人的口角。 胡适谈“怕老婆”的时代，中国正从父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可悲的是，至今转型尚未成功——故他不免使用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姿态，譬如拼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拨乱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云云，并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实质，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记，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狮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为基石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最后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蔡朝阳者，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他们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蔡朝阳们的中国，民主更多表现为一种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