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的时候，不允许只有商科和法科的学校叫“大学”，现在可了不得，连各种前“理工学院”都办起了商科和法科并改称大学了。可见市场经济这东西很无情，有蚊子的地方定有蜘蛛网；更可见商科、法科对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其实，这两科早就有密切的渊源和联系，近些年来，一个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新兴学科忽地跳入人们的视野，这就是“法经济学”。
两千多年前，沛公刘邦率军攻破咸阳，秦朝灭亡。关中人见来了新大王，人心更其惶惶，因为秦始皇够“黑”的了，新大王说不准比他还要坏，倘如此，那还不如让一个坏人坏到底，反正也适应了嘛。于是，刘邦的地盘和人心并不稳固。这刘邦果真不同凡响，他审时度势地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有这三章，关中人始信刘邦不是秦始皇，至少比他要好一些。从此刘邦才有了民心，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并最终争得天下。
今天我们看这约法三章，“杀人”是纯粹而无可争议的刑事罪，那就偿命。而“伤人及盗抵罪”却都可以用经济换算的办法来处理，你想伤人，那就让你赔也赔不起；你想偷东西，那就让你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可见在那时候，法和经济就是牢牢地粘在一起的。从那之后的两千年来，中国和全人类有了无数种法律，也有了无数种经济发现，无奈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开始，法学家——姑且从孟德斯鸠开始，始终是各玩儿各的，这让人想起远古时代没有指南针那时候人们打洞，倘大家朝恰当的位置挖，本用不着费那么多力气，可谁也无法知道谁在哪儿呀，于是成本大增。这个事说起来也是没办法的，因为水未到渠未成。而只有到了经济学家需要用法来解释问题，法学家需要用经济解释问题的时候，一种边缘学科才会出现，这就是“法经济学”。其奠基者当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科斯，其成就者则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
这就叫“道生一”。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此，山洞被打穿，原来可以如此豁然开朗。人类的行为就更易于解释了。
法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诸多分支里最为年轻的一门学问，其历史不过40年的时间，但只要留心一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情况，大家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里的这个小兄弟已经俨然一位少年天子。请看科斯、施蒂格勒、贝克尔、布坎南、诺思这干人，他们全是研究法经济学的。
法经济学到底在讲些什么？通俗地说，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和效率的。在经济学家眼里，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能找到经济学解释的，而在法学家看来，犯罪行为(伤人及盗等等)大多与经济利益有关，除非某人不是理性经济人，而是发神经而犯罪。因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利益追求、利益权衡中活着，大家为了活得好些，就既要“法”，也要“经济”。
举个眼前的例子吧。一个本来还在派出所帮忙的叫佘祥林的人，其老婆走掉了，谁也不知她的下落。某天在荒地里发现一具女尸，公安即说此尸便是佘妇，由此推断出凶手乃佘氏无疑，于是把佘抓了进去。法院见状，就要判死刑，虽未立即执行，但佘却被关了十一年之久。前几天，大活人佘妇突然现身，人们这才知道公安错了，于是证明佘冤。冤不能白冤，这十一年在“里边”，并不是佘的“自我选择”，于是就要“国家赔偿”，国家为什么赔偿呢，因为那伙公安这么做是国家给的权力。可是我们就要问，“国家赔偿”的“单”最终由谁来“埋”？是总理埋还是他们省长埋或者局长埋？结果不用问，哪一个明确的个体都不会埋这张单，而是要让不知姓甚名谁的众多纳税人来埋。纳税人并没过失，为什么要当这个冤大头？眼下对这类事还没有好办法，纳税人也只好一声长叹。经济学是讲效益的，法学是讲公平的。佘案从开始到结束既害了公平又害了效益。假如大家都像此案的公安那么做的话，这个社会就要不得了!
此事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在法经济学课堂上被提起的案例。当然提起的原因不是要讲所谓职业道德云云，而是要证明：法律是有成本的。佘案这样的法律成本太高了。
还要回到科斯。科斯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确是一个“带电”的伟大学者，他讲“公地”，讲“灯塔”，讲“交易成本”，全是发前人所未发，并照亮后人的研究路径。正是他使法经济学“一朝怀胎”。而著名的“科斯定理”则为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问确立了范式基础，使法经济学能像任何学问一样在规范的学术语境下讨论问题。法经济学的范式有三个层面：①形而上学层面——理性选择理论，它是经济学家们用来观察和分析法律制度时所采用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②社会学层面——即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而后又被施蒂格勒概括为科斯定理的内容；③构造层面——谈判理论，它是在合作博弈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关于当事人如何达成合作协议的理论，已被广泛运用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中。有了这三个维度的范式，法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波斯纳就敢说这样的话：“你认为是法律问题，我却可以用价格理论的基本原理向你阐释其内在的经济含义。”爱泼斯坦也就能够说：“你提出一个法律领域，我就告诉你价格理论的几个基本原理如何决定该领域的隐性经济结构。”
当年，刘邦的约法三章虽然基本符合如今法经济学的原理，但其内容过糙过简，有定性而无定量。而法经济学的诞生则使此一问题拥有了比“伤人及盗抵罪”更为宽广的视域，法经济学家用数学上的精确理论和经验上的可靠方法来分析“成本-收益”和“效率-公平”这两对矛盾。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也是商品，制裁就是价格。理性人会通过消费更少的昂贵商品来对相对的高价做出反应，从而不去做出会招来制裁的行为。法经济学就是要找到上述两对矛盾间的平衡。
曲振涛教授多年致力于法经济学的研究和法经济学在我国的普及工作，成果甚丰。这部《法经济学》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硕果，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经济学》教材。在很多人眼里，浩瀚的法律文本让人望而却步，而高深的经济模型又让人莫辨西东。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学问一定既具法律的繁密又具经济学的复杂。本书则不然，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它回答法经济学是怎么来的、研究哪些问题、使用何种工具以及怎样使用这些工具等问题，处处透出我们人类在面临理论困境时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本书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伟、魏杰主编的“北大清华学经济”丛书之一种，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2005年4月出版。）
尚元经，1961年出生，1983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垂髫以来，无非是读书、教书、写书，也兼业卖过几天书，现在的行当是编辑，俗称编书。天生喜"文"不喜"理"，可阴差阳错地却要以编辑经管类图书为主，故面对数学模型常常显呆傻状。爱读北岛、王小波、钱穆等人的书，爱看罗纳尔迪尼奥踢球，还爱听童安格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