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编辑朋友传来一份对话活动的策划书，该活动围绕梁启超而展开，一共设置了三个题目，其中一题就是“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然而，该题目本身就不太梁启超，而是非常《新青年》，至少它带上了浓厚的《新青年》的思维色彩。在这个题目下，走向现代是一种选择，回归传统又是一种选择。
自1840年海运以来，传统与现代，或东方与西方，或新与旧，或古与今，作为一个问题始终纠结着中国知识人。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更加尖锐，当年梁启超面对过它，后来《新青年》也面对过它，并且他们先后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然而，真正对一代又一代后来人产生影响的，而且是思维方式上的影响，显然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 《新青年》的文化态度很干脆，也很决绝，它一面倒地认同现代而排斥传统，并且把传统视为现代的阻碍，必欲去之而后快。比如，陈独秀在《答佩剑青年》中，这样告诉年轻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革故更新”托出了陈独秀自己的新旧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传统与现代，在他那里变成了新旧器物，可以随时更换，而且必须随时更换。所以，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不独对政治发言，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论断：“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于是，《新青年》对现代之新和传统之旧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答易宗夔》）。作为新文化之子的毛主席，其《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不”之前，又加上了个“不破不立”。于是，文革流行的这“三不”加上“破旧立新”，其话语资源直接就来自几十年前以《新青年》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 然而，这主导了20世纪近一百年有关新与旧抑或传统与现代的话语权，并非20世纪的全部。当我们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这个核心年份定为现代的开端，我们不可忽略此前十多年，特别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如果说20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新青年》和新文化的时代，前一个十年从舆论角度讲，则无疑是梁启超的时代。那个时代，梁启超办的最重要的杂志便是1902～1907年的《新民丛报》。如果可以比较，《新民丛报》是新字当头，《新青年》踵其后，也是新字当头。但，它们的新旧观却截然两样，由此延伸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道路。 当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里宣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这是一个从新其内到新其外，又从新其个人到新其民族的扩展程序，可是这个程序里压根儿没有旧的或传统的存在余地，它们被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优胜劣汰了。但，早在14年前的光绪28年，即公元1902年，梁启超撰《新民说》鼓吹新民：“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各自新而已。”从国民自觉的角度，梁任公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看起来两个杂志先后新到了一起，只是梁启超的新，别有内涵，它非如后来的《新青年》把新旧打成截然两节，以新斥旧；而是力持新旧兼容，且推陈出新（此非推倒旧的，让出新的；而是从旧的当中推出新的来）。 这是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的开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里的要点不在二而在一。采补他者即鉴取西方，这是吾族走向开放与现代的必然之路，它也为后来的《新青年》所继承。但，因为《新青年》的“新”闪耀了一个世纪，却遮蔽了前此梁启超有关吾族走向现代之新的另一条道路。显然这是一条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但它对传统不是泥古不化，或原教旨，而是一种不断促其变化的积极保守主义。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此淬厉之淬，即让旧的东西淬火，以锻打出新；而淬厉之厉，是将旧的东西加以磨砺，使之焕然一新。惟其不断淬厉，传统的东西方才能保持新的活力。梁启超紧接着的比喻是精彩的，他把传统譬之为木，只有岁岁长出新芽，才能避免枯可立待；又将它喻之为井，必得涌泉息息不断，方可不致干涸。但，这“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这是一个精彩的新旧辩证法，也唯有梁任公才能作出这如此精彩的辩证。正是在回归传统的意义上，任公不惮自称守旧主义者，且为守旧二字正名：“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固有之谓也。” 走向现代，还是回归传统，在《新青年》那里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选择，它只有一条路；但在梁任公这里，其现代之新，不是一条路而是两条路。什么是多元，什么是一元，这里就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二元对立的实质是一元独断，它不容二元并存，因此二元之间必然是你死我活。这样的表述很决绝：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即不把你堵死，我就流不了，不止住你的路，也就没有我走的路。在《新青年》那里，传统是现代的死敌，不塞堵，不终结，现代则无以流行。当现代与传统，变成这般不破不立的关系时，这既是传统的悲哀，也是现代的悲哀。 梁任公不然，他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论者，传统可以自新而走向现代，现代也须建筑于传统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当时流行于世者，无非新旧两种主义，一进取，一保守。有人认为“两者并起而相冲突”，但梁却主张“两者并存而相调和”。这是新与旧的调和，中西文化的调和，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在此，他特别推崇欧西英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善调和者”。人之行走，设若去掉保守之一足，又何以进取。最后，梁启超的结论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醉心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比较梁任公与《新青年》，无疑，《新青年》奉持的是文化一元主义，正如梁任公则可以归属文化多元主义。走向现代和回归传统在梁那里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彼此调和。调和本身就是传统儒家的智慧，在不同对象之间“执两用中”而非非此即彼。梁任公儒生出身，且一生儒生本色，但他的西学知识，又远在同辈之上。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的20世纪初，任公以其韩潮苏海般的言论，中西兼顾，纵横捭阖，以《新民丛刊》为标志，树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梁任公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健康的时代，它为20世纪的文化局面开了一个很端正的头。然而，十多年之后，《新青年》其兴也勃，它以激进主义的言论取代了梁任公，亦成功地构建了它自己的时代。看起来，两个十年交替，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后来者未必居上。20世纪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以今回观，如果出于自由主义的角度，以梁任公的文化大度，对比《新青年》的文化偏狭，委实不难看出，《新青年》其实是梁任公的倒退。这种倒退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一直逶迤于今。别的不说，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居然还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便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