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潘洁兹：工笔画的领袖 ——潘洁兹与汾酒文化 与写意中国画人才济济不同，工笔画的大家极少。在当代中国画坛，说起工笔画，首先想到的是潘洁兹。再想，想不出来了。 工笔画是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是中国工笔画最辉煌的时期，明清以后，工笔画日渐式微，到上个世纪前期，工笔画已经衰落到了极点。这时，潘洁兹出现了。 潘洁兹，（1915—2002) 原名昌邦，浙江宣平人。1932年入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师事吴光宇、徐燕孙，专攻工笔重彩人物画。1945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古代壁画的临摹研究工作。曾任台湾台北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主编《民众画报》，后得于右任先生资助，从事敦煌艺术研究。1951年在北京参加筹备敦煌文物展览，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组长。1956年到1957年访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考察文物保护和壁画修复工作。1958年调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1956年调北京画院工作，同年主持山西永乐宫迁建後的壁画修复工作。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组长，《美术》月刊编辑，《中国画》主编， 北京画院专业画师及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笔画会会长，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曾先后在兰州、西安、南京、上海、台北、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石窟艺术的创造者》获1982年法国春季沙龙金质奖。出版有《敦煌莫高窟艺术》、《阎立本和吴道子》、《工笔重彩人物画法》，《孔雀东南飞画传》、《李白妇女诗集绘》等。 潘老十分尊重中国画的传统，尤其是传统的工笔重彩画——这个一千多年在低谷中徘徊的弱势画种。这个画种主要是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宗教壁画中继承着。从上世纪40年代起，潘老就去青海塔儿寺临摹壁画，又在敦煌做研究和临摹工作一年，后写出《敦煌莫高窟艺术》一书。潘老既尊重和继承我国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其他国家的艺术。他是70-80年代中国画界关注日本画的少数画家之一。他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著名画家教授后藤纯男是好朋友，后藤教授曾邀请潘老访日并举办个展。潘老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行中日美术交流的画家之一。潘老的作品在日本受到广泛的欢迎，因为他的画里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有中国的诗、有中国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那正是日本人向往已久的。 工笔画家都清楚，要举办个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工笔画要精工，制作时间长。一个上百幅作品的画展，没有四五年时间的准备是画不出来的。工笔重彩就更难了。潘老一生搞了多次个人画展，其勤奋可见一斑。 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加上潘老的一生勤奋，成就了中国工笔画大家的潘洁兹。在个人发展的同时，潘洁兹从1979年起，先后担任过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长、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的职务，一直到2002年去世。特别是前期的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址就设在潘老的四合院家中。他几十年的努力，为式微的中国工笔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老为汾酒厂留下的作品，题材取自酒仙李白写给妻子的《赠内诗》：“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太常，出自一个典故，意指世上最不靠谱的男人。画面上李白的妻子扶着醉如泥的李白，栩栩如生。 尽管潘老一生勤奋，但存世作品很有限。这幅《李白醉酒图》，无疑为汾酒博物馆的收藏增色不少。 王冬龄：当代草圣的爱徒 ——王冬龄与汾酒文化 在当代书法家中，现任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冬龄是个异数。 首先，他是当代“草圣”林散之的爱徒。1967年，著名书法家尉天池先生带着王冬龄登门拜访林散之先生。当时，王冬龄带去了一幅篆书，一幅“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行草对联，林老很是赞赏。以后，王冬龄经常去拜访林先生。后来一位扬州文化局的军代表喜欢书画，经常去看望林老。林老便向他提出要求，让已经泰兴文化馆工作的王冬龄去“陪陪他”。实际上，是要给王冬龄一个机会，招他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很快，王冬龄被安排到林老身边工作。每天上午去林老住处磨墨、牵纸，看林老写字，下午则陪他去医院针灸、散步。这几个月的耳提面命，让王冬龄受益一生。 其次，王冬龄是当代书法家中极少数在美国、日本从事书法教育、并坚持书法创作的人。1989年，王冬龄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赴美国讲授中国书法，为该校及加州大学担任教授，在哈佛、伯克莱等20多所大学举办讲座与展览。1992年底由国家教委招聘归国，到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工作，1994年回中国美术学院执教。欧风美雨的洗礼，影响了王冬龄的书法艺术道路。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打破传统书法的陈规俗矩，在现代书法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王冬龄对《易经》、《老子》、《庄子》研究颇有造诣，并研习多年太极拳，从而给他的书法创作赋予了一种哲学的意义。王冬龄说，书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宣泄，随着笔端在宣纸上游走，书者似乎能够进入一种别样的境界之中。“每当我手中握住毛笔，就会立即进入一种纯粹的真空状态，头脑中没有丝毫的杂念，身心所感受到的只有线条的美感和书法的精气神。”“书法能打开身心的一切束缚，融入自然造化的大循环之中，将生活中所有的得与失也一同顺着笔墨呼吐，重新吸纳的却是天地间最纯粹清正的浩然之气。这样的‘运动’不同于常意，而是养生之至高境界。” 目前，65岁的王冬龄已先后在中、美、日、加举办个人书法展览二十余次。作品由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及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北达科他艺术博物馆、哈佛耶鲁、斯坦福、伯克莱大学、德国石荷州美术学院等收藏。 王冬龄留给杏花村汾酒厂的作品是一幅草隶：“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是他出国讲学前创作的。把隶书写得如此之草，如此放纵，已经可以看出王冬龄后来从事现代书法创作的一些基因。 赵益超、张明堂：山水双雄 ——赵益超、张明堂与汾酒文化 在当代中国画坛，出现过这样一个奇迹：有两位中国画家联袂合作，驰骋中国画坛24年之久，获得了国际、国内顶级奖项若干项，在中国山水画坛占据重要地位，给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位画家就是赵益超、张明堂。 赵益超，（1941-2001）陕西咸阳人。曾为陕西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张明堂，（1941-2004）山西寿阳人。1962年毕业于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为陕西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有《赵益超·张明堂作品选》、《赵益超·张明堂画集》出版。 赵益超和张明堂两位画家自1975年开始合作，一直到1999年。1975年，他们合作的《战太行》参加全国美展；1977年《知心话儿说不尽》参加全国美展；1978年《东渡黄河》参加全国美展；1979年《考试》参加全国第五届美展，获二等奖；1981年《月是故乡明》参加全国美展；1988年《黎明》获北京国际水墨画展大奖；1989年《晓色初动》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金奖，奠定了二人在中国画坛的地位。1991年9月，二人同时由山西美术院调入陕西国画院，1993年，《晚秋》获首届中国山水画展铜奖，1999年，《家园》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 1999年之后，两人没有大的作品出现，是否这个时候赵益超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2001年，赵益超去世，年仅60岁；2004年，张明堂也去世了。中国画坛的俞伯牙、钟子期相继陨落，山水双雄成为绝响。 美术评论家们认为，他们俩是画坛上的天作之合，他们走的是一条贴近生活、拥抱生活的艺术之路，他们共同创作的朴实亲切、意境醇厚的山水意象独具一格，其绘画作品和艺术成就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是一个典范。 在杏花村汾酒博物馆，有这两位画家的作品，作于1982年。不过，留在杏花村的画作，不是山水画，也不是两人共同创作的，而是每人画了一幅人物画。张明堂画的是《贫道人问酒图》，赵益超画的是《杜甫读酒图》。两幅画风格迥异，一庄一谐，一个画出了入世诗人的器宇轩昂，一个画出了出世道人的醉者神全。由此可见，两个人在价值观、作品风格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同时又是互补的。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合作那么多年，就是因为两个人几乎不停地在辩论甚至争吵，而辩论的结果却是两个人艺术精华的再升华。 过去，杏花村人并没有把这两幅作品放在一起来看，想不到这两幅人物画，却隐藏了中国山水画坛的一段奇缘。 朱焰：红军书法家 ——朱焰与汾酒文化 跟着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部分来自劳苦大众家庭，有文化的比较少，称得上书法家的更少。红军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是舒同，被誉为“红军一支笔”。朱焰虽没有舒同知名，但也是很有影响的红军书法家之一。 朱焰（1917 - 1995），江苏省沛县人。1936年参加红军，毕业于延安抗大第二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即随丁玲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0年入八路军总部下属的前方鲁艺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42年转地方，先后任太行中学教师、太行文联美术部副主任等职。五十年代后先后任山西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国书协山西分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山西分校副校长等职。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山西分会艺术顾问、山西省文联名誉委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特邀教授等。 朱焰的书法，植根于颜真卿而又融众家之长，具有点划雄劲苍顽、结字奇特险绝、布局豪宕浑然的风貌。其结字章法极富画意和鲜明的律动感，且长于开辟博大雄强的艺术境界，以独特的艺术个性著称于书坛。其作品多次参加国际性与全国大型书法展览，数次赴日展出。其作品曾刊于日本版《中国现代之书道展》、《中国明、清、现代之书展》及国内多种书法专集，并为多处收藏、刻石。 朱焰同时还是一位中国花鸟画画家。1980年，其国画作品在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展出。1984年其国画作品在日本展出时，获日本横滨市颁发的一等奖。 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在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大会上授予朱焰“人民艺术家”称号，并颁发证书。
朱焰给杏花村汾酒厂留下的作品只有四个字：“有酒盈樽”。寥寥数字，却尽显朱焰书法的独特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