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关“问题富豪“的调查也许刚刚开始。对于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对于富豪阶层的自身利益而言，对于确保高速运行的经济安全而言，对“问题富豪”进行必要的法律与制度监督——以调查的名义：有多少黑幕可以掀开？ 实力？还是虚拟？ 有关本土企业长不大，做不强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很久。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被人们所忽视，企业缺乏因为资本积累而形成的必须的实力，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没钱！ 国企，最近是靠所谓的“资产重组”，然后通过上市和融资等手段，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等来把盘子做大，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私企，最近在经济和政治上愈来愈“走红”，据说凭的就是实力。但其中像周正毅这样的“泡沫富豪”究竟有多少？ 只要听一听在这个过程中的“内部信息”，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实力”经得起推敲的，不会太多：“××项目是×市长亲自批准的”；“×企业的后台老板是港商”；“×政府又批了×××一块地，当时就猛增××万”…… 于是，在富豪的圈里，总是有政府高官和金融政要的身影，有关高官落马的政治丑闻与金融机构翻车的事实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人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党风廉政建设上，而每一次“落马”的都是些“泡沫官员”罢了；还有，就是每一次因为“富豪连带”丑闻的主角儿不同罢了。 于是，富豪调查浮出水面——查到了根上，查到了要害，当然就能很快水落石出。因为，“泡沫富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魄力”著称的富豪和以“权力寻租”为特征的高官政要的“虚拟”，就成为社会的毒瘤和经济的克星——特别是对于经济的阻滞。 在这种“虚拟”中，当然也有“实干”的，一是新闻单位，二是金融机构。前者可以让任何人“出名”，后者能够让任何人“有钱”。这样的“实干”与“虚拟”，就把富豪的“造富运动”推向巅峰。 而迷信“名人效应”，是银行信贷经营一个特别危险的取向。无论客户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只要他富得出名，只要他手眼通天，只要他富甲一方，贷给他款就肯定安全，所谓贷款抵押、质押都不如“名气”来得可靠和方便。因为“名气”都含有大量的水分，其“信用”就大打折扣，“富豪”却原来是“穷蛋”——许多上市公司造成银行贷款呆、坏账，就像过去的个体户骗银行贷款和骗百姓集资一样。 现在看起来，周正毅是搞“名堂”的行家里手，以至于都不用媒体代劳而直奔政府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上了《福布斯》的中国富豪的心情有多复杂，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一方面，都成了国际化的富豪了，想贷款恐怕更容易了；但另一方面，其纳税、资金来源和信用程度等等一系列问题，将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所以，他们更怕这样的排名，却也希望能排到愈前面愈好——富到深处几多难。 富豪们的“实力”被“虚拟”，都是些或真或假、半真半假和徒有虚名的勾当，指望他们来振兴中国的经济，无异于缘木求鱼。 圈钱？还是骗钱？ 在现代市场经济格局下，股市的作用愈来愈重要，通过在股市上圈钱来发展企业，对于本土企业而言，是一道全新的课题。而在国内股市尚不健全特别是监控机制尚不得力的情况下，钻空子的人肯定大有人在。 在高层震荡、股市蒸发和接管周正毅农凯系这三大事件中焦头烂额的中银香港，多年来问题丛生。回溯1999年至2001年间，中银香港呆坏账拨备近270亿元，在1999年时不履约贷款额达426亿元，即总客户贷款额的12.7%。原因之一是该行的中资贷款比重比本港同业为高，单计放款给后来出现财困的粤海企业及广信的数目便近60亿元。 相反，同样活跃于大陆资本市场的东亚银行的贷款政策一向严谨，除了必要批文外，还要考虑客户情况及银行本身的规定，例如楼宇抵押最多可获七成的借贷额。据统计，东亚在2002年内地业务不良贷款率为5%，而集团整体不良贷款率为2.9%。 近几年，在重组前的中银香港姊妹行的客户中，包括已长期停牌的上市公司东宁主席黄仕灵及星港地产前主席黄伟志等。“前者早在2001年已开始被追债，他所持有的东宁高科技(606.HK)及中华数码信息(1197.HK)已于2002年遭清盘及被除牌；而黄伟志曾遭多家银行追数，又在今年3月遭远生医药科技申请破产。” 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新万泰(0433.HK)也可能涉及中银香港的“问题贷款”。据公开资料显示，新万泰自1998年上市以来，多宗交易都涉及中银。2002年发新股7400万元用来支付附属公司在上海的一个发展项目工程费，同年成功收购明珠兴业(0988.HK现称“新银集团”)，主要债权银行均为中银香港。新万泰后把新银集团转卖后赚了4000万元，当时新银集团仍欠中银香港债务5亿元。 中银香港“问题贷款”的焦点除了当事人“涉嫌贪污及怀疑串谋诈骗”之外，在技术环节上到底保留了哪些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操作手法，这是业内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包括中银香港在内的金融机构，随时都可以拿到一份在招股说明书中可明显找到的近10页“信贷风险报告”。著名金融专家韩郁鸣对此说明时指出，所有的银行都有这样一份以国际银行标准为摹本的报告书，“但整个贷款操作系统的幼稚和脆弱，是外界难以想像的。”其言所指借贷双方利用金融杠杆而钻制度空漏。 以房地产投资为例，按要求，购置物业时的“种子基金”的资金来源要有足够证明使用的是外汇，产权证明要有标明、而且要有第一次汇入境内的汇单；但是，有的非国有企业利用一个买卖，可将物业以外销形式将资产转移到境外。 一方面，在内地房管局产权登记处按例不接受债权人是境外的金融机构，但另一方面，变通的办法总会有的。像周正毅这样的地产商办理跨境贷款时大显神通的例子，已经显而易见。而中资非国有企业在香港融资时面临着许多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可能诱使部分民企以钱开道、铤而走险。 由周正毅一手掌控的农凯系控制着上百家公司，这些公司间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农凯集团目前的法人代表是周正毅，而在农凯系的上百家企业中，只有很少几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周正毅。据接近周正毅的人透露，这是为了符合《公司法》以及方便投资、融资和操作下属公司上市。 随着该事件调查的深入，一个早期靠“红帽子”起家，后来靠“政策”和“机会”发迹，再后靠“股市神话”“做大”，最后靠“问题贷款”铤而走险的“江湖骗子”终于原形毕露了——一个只有小学文化而摇身一变成为“上海首富”的人，终于没有逃脱时代的推敲。 而在周正毅之后，“中国富豪的各阶层调查”可能刚刚开始。而这对于整顿经济秩序，提高富豪的质量和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资本运营？还是金融黑洞？ 动辄“身价千万”和“亿万富豪”，坐拥豪宅成为普遍特征。从赖昌星到刘晓庆再到周正毅，甚至到民间各地的“迷你富豪”们，买楼（豪宅）成为惯例。为什么？这里面的“猫腻儿”很简单——把它抵出去，就能获得贷款，有了贷款再买豪宅，再去贷款……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资本是这样运营的。于是，就连刚开始买楼所用的“本资”，都可以是“借”，是“赌”，是“骗”来的。 对于像周正毅这样的案件，这么些年来，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翻翻此类案件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相似的规律。那就是凡在巨额信贷损失之处，必有银行内部人员特别是有关主管领导的里应外合。从这类问题贷款中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银行内部控制机制仍有缺位，不少银行的纪检、监察、内审等部门，在人员、费用、职能等方面并没有处于绝对独立的地位，往往出现基层权限级的违规违法案件发现处理得多，事后发现处理得多；总行权限级的发现处理得少，事中、事前发现处理得少。因此，此类案件和事件一旦发现，常常已经铸成后悔莫及的大错——金融黑洞。 现在有些商业银行在贷前调查上不是认真考察贷款对象的资产负债表，严格各种必查事项，也没有在贷后认真检查，而往往注重其有没有其它银行巨额贷款，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他行贷款，似乎风险就可以分散，于是出现了一群商业银行追逐一家客户，重复大额贷款、授信的奇怪的“羊群现象”。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共荣”，损失来了，谁也跑不了。 周正毅事件的更大危害是对股市的打击。“农凯系”风波波及的沪深两市三家上市公司——徐工科技、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当周股价急剧下挫，流通市值一周内缩水超过16亿元。 从盘面看，徐工科技连续五日跌停，连续四个交易日以跌停价开盘直至收盘，买盘十分稀少，周跌幅达到40.9%；大盈股份和海鸟发展两只A股也出现大幅下挫，周跌幅分别为14.59%和15.6%。紧急停牌两天的海鸟发展，周五恢复交易后当日跌幅为9.77%，为沪市之首。 无可否认的影响是，自欧亚农业爆出做假账丑闻后，这次又发生上海地产及上海商贸被廉署调查事件，投资者对民企股已存有一定戒心。接二连三的不利消息，加上中国近期大举调查民企富豪，民企股短期内有可能再爆发新一轮“洗仓潮”。 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海信总裁周厚健果断做出决定，减少资本负债率，压产减产，以减少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周厚健出身财务，以“行家”的眼光做出合乎实事求是的判断，这在国内企业家中是罕见的。就连在沙场上久经考验的康师傅，也在这次危机中因为举债太多而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出卖股份来挽回败局。事后，顶新高层将“不用过早的财务杠杆去支付未来的发展预估”作为严重的教训以警示自我。 而更多的企业，是否有这样的自觉？是否在纳税和贷款等关系企业及其企业家个人声誉与道德等问题上有高度的自律？ 周正毅事件再次给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敲响了警钟。这类事件或案件其实就是经济建设时期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商业银行不能时刻绷紧风险管理这根弦，在经营管理结构上大气力改革，进而端正经营理念，完善各种约束、监督机制，那么，还可能有类似巨额信贷风险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