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玉芳通常有两张名片，一张名片的头衔是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另一张则是中科红旗董事长。作为一个科技创业的企业管理者，孙身上这种矛盾化的多重性格十分鲜明。
孙玉芳，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中科红旗软件公司董事长。
“红旗飘飘，玉芳不倒！” “他在中科红旗软件公司不要任何股份。”公司员工这样评价他。孙玉芳是一个怎样的人？是文人气质颇浓的中国UNIX七大权威学者之一？还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 历经从一个科研精英到纯粹商人的锐变，究竟哪一个才是事件真相背后的孙玉芳？
逼上梁山？孙玉芳是搞研究开发出身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考进了北大数学力学系与无线电系， 1972年，北大筹建计算中心，他授命直接参与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当初我国没有任何研究资料。1978年孙玉芳离开学校，考到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系统化地学习了计算机知识，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UNIX操作系统，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与UNIX和Linux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我们导师说想搞个UNIX公司。在国家六五、七五及八五计划中，国家也提出，希望我们能拥有一个本土化的软件。”
1998年，孙玉芳着手研究Linux，1999年8月第一个红旗版本推出。此后的路顺理成章，上海联创和香港清华科技投资注入资金，经过系列规范化运作，2000年6月，中科红旗软件公司成立。”应该说，当初孙玉芳做中科红旗并非心甘情愿，如孙所说：“当时所里讨论并研究决定说，孙玉芳，你一直做技术，这回你去做企业，亲自尝尝企业的滋味吧。说实话，那时我根本不想搞企业，因为我对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我说再请个管理型人才吧，但他们说，不行。”
“后来还有人想做总经理，当时我很高兴，说：那你就做总经理吧？我做副总为你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但还是不行，无奈之余，我只好逼上梁山。怎么说呢，偏巧我这人很固执，既然做了，就要全力以赴做好。”
确切地说，孙玉芳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作为生于40年代的中国科技精英，中科红旗之父孙玉芳的身上有着中国第一代科技创业者身上独染的红色气质。
被问及中科红旗一名的来历时，孙玉芳多少有些按捺不住兴奋：这个‘红’对我们中国简直太重要了，毛泽东曾说过：红旗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此外，有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总之，在世界上，如今人们一提起红旗首先就会想到中国，斯诺有本书叫《西行漫记》，也叫《红星照耀中国》，是吧？”
“红色在中国带有喜庆的气氛，我认为红是一种很好的颜色，你看，一穿红衣服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到喜庆。”“红旗就是我的市场，我将它当成一辈子的追求来做，可能我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但我拿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东西，这就足够了。”在孙身上，孜孜报国的“红色”情结显露无疑。
双重身份？
孙玉芳通常有两张名片，一张名片的头衔是中科院软件所首席研究员，另一张则是中科红旗董事长。作为一个科技创业的企业管理者，孙身上这种矛盾化的多重性格十分鲜明。原先是一名Linux专家，后来开始做企业，谈起做企业的得失，孙玉芳感慨万千。创业之初，有次孙玉芳和公司成员到某公司立项。那时在一些公司的眼里，立项则意味着伸手要钱，因此，该公司一位科长在谈项目时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各公司的阿猫阿狗都朝我要钱，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孙倍受冷遇。这时，该科长的上司来了，看见孙后大惊：“孙教授，您怎么来了！”立刻，科长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
“做企业，我首要的身份是企业管理者，而非专家，在谈判桌上，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谈项目。这时你绝不能摆出专家的架子，考虑什么你不尊重我，我就不跟你谈了，要知道，谈判失败就等于失去一个合作方，就拿不到钱。”
我是企业管理者，而非专家，这也是后来孙玉芳在中科红旗创业一个全新的感悟。孙深深明白这一点，秀才创业缘何大多失败，主是因为过于重视技术含量，而忽视企业管理法则。“要知道，这是两码事儿，”孙说，“你能将技术做好意味着你能加强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而真正管理好一个企业必须对企业全盘进行跟踪，运筹帷幄。”
“现在搞研究的，尤其大学里某些搞研究的总是认为自己的技术多么多么高明，办公司小事一桩，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有技术你也未必能将公司办好。我认为，转变身份的首要前提就是转变观念，这点很重要。”
“我认为自己的位置是摆对了，从我们接手的第一个单子开始，我完全跟踪。做企业，你必须对整个立项、谈判、验收，甚至扣折有个全面的了解。”
尔后，孙话锋一转：“我并不是对下属不放心，我必须了解项目中的所有环节，才能了解公司的困难，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员工的办事效率，而我也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技术和管理，执其两端，孙小心谨慎而有分寸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尺度。
玉芳的禅让？中科红旗进入良性运作后，尽管公司成员一致要求孙玉芳出任董事长兼总裁、CEO，但企业若想发展，必须不断注入活力，鉴于公司的总体发展构想，孙还是决定聘请管理精英。
最终孙玉芳选择了既懂国外运作模式，又懂国内运作模式的刘博来当总裁兼CEO，而他自己则出任董事长。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为红旗培养人才、研发技术，注入活力。
当初孙和投资方联创公司讨论此问题时，联创首先考虑的是从国外聘请专业精英，其实，联创这个提议也有自己的初衷，毕竟联创的首脑大多数都是从国外回国创业的“海归派”和“空降部队”，联创自然更相信“海归派”的优势。但孙不这么认为，他说：“‘海归派’和‘空降部队’自然有其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海龟派对中国的现实不是很了解的话，他会在创业中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的Linux是要在中国扎根的，他对中国的政府，比如行业，或某个部门没有很好的了解了勾通的话，很难打造一个本土化软件。”
鉴于该原因，刘玉芳在董事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折中的建议：能不能在国内聘请一个既能适合国外运作模式，又能适合国内运作模式的管理型人才。“他们认为有道理，于是我们确定几个人选，其中有刘博。”
孙盯住刘博绝非偶然。毕竟，刘博既在国家机关工作做，而后又相继在国外几家公司任过职，特别是刘博曾任美国SCO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而SCO公司的UNIX与Linux接近，作为孙的学生，刘的经历也与孙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孙此时惟一担心的是，刘究竟符不符合红旗的运作观念。
说来也巧，2000年春节，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刘博给他的大学老师孙玉芳打电话拜年，孙在电话那头像个年轻人一样对刘说：“找一个地方咱们聚一聚。”刘冒着2000年春节那场瑞雪赶到燕山饭店时，孙已笑眯眯的静候多时。
作为国内UNIX七大权威学者之一的孙玉芳教授，在20年前的大学课堂就教过刘博unix。刘博在任美国SCO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时，还为孙主编的一套关于SCO UNIX的丛书书写过序言。在工作上，孙也没少给刘帮助。后来刘博从做UNIX的SCO跳槽到做Windows的微软，他与孙老师在Linux上的交流也没有断过。这几年，刘博一直保持着对Linux的浓厚兴趣。
师生相见甚欢。
刘博后来回忆说，孙老师那次约他谈话，是准备请自己出任中科红旗软件公司总裁兼CEO，但孙老师并没有和他直接谈这个话题，甚至连“中科红旗软件公司”也没有提到。
刘博什么也不明白。孙老师在席间几次欲言又止，只是用审视的眼光不时打量这个昔日学生。那天他们只谈Linux，谈Linux在中国的未来之路。
与孙握别时，刘开始有了些醉意。但他已经感到孙有事要对他讲。回到家时，孙老师果然来电话：“刘博，我想请你任中科红旗软件公司总裁兼CEO。”
经过一系列本土化打造，尔后一年，红旗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共享软件及自由软件评选活动中，获得“最佳中文Linux平台”奖。2001年4月，在第四届“所有杯”连邦软件排行榜中，红旗再获得“2000年十佳国产软件”奖。作为国内第一Linux品牌，红旗再缚软件苍龙。
真相玉芳：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从科技先锋到企业精英，最后回归技术的锐变，孙玉芳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
孙玉芳1947年生于江苏常熟县三兴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兄妹六人四排行老四。1958年，家里仅有的两间草房被拆了去修望虞河，因无存粮可以补贴，正值壮年的父亲竟被活活饿死。正由于这个原因，直到现在，孙仍惜粮如金，中科园软件园的同事对孙的评价是：孙老师，只要是盛在碗里的就全部吃掉，吃不掉的就干脆带走，从不浪费。
几十年来孙除了有几个春节回老家看望母亲、有次中科院组织庐山游外，没有休息过一天。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八三计划至八五计划期间自己为了攻克国外软件处理中文地难题，大年三十还在加班，最后找了个饭盒用电炉熬粥充饥挺到深夜。他还曾连续4个月每天工作到凌晨3、4点，骑车回家睡几个小时后，又继续工作。
“红旗就是我的市场，我将它当成一辈子的追求来做，可能我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但我拿自己的所学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东西，这也就足够了。”孙说，毫无疑问，在孙身上更多地体现的仍是孜孜报国的“红色”情结，富有深意的是，孙在事业孜孜以求，但在物质追求上却一无所求，甚至一无所有。
他在谈及自己的性格时说，我有这样一个理想或者追求，我希望凭我和周围的同事为中国打造一个本土化的软件，这就是我的理念。至于我在这里能得到什么，这都不是重要的，我并未想到在这里拿到多少钱，我在公司没有任何股份，有人说怎么可能呢！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和国外不一样，在中国这就是一项发明，没有股份就是没有股份，这没什么了不起。
“我只想做个实体，我喜欢这样去做，我并不感到痛苦。”
干活拼命的孙玉芳最爱说的一句话却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56岁，孙说自己至少还能奋斗10年，退休后可以上上网，查查资料，再到那些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转转。“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然后从头到脚做一遍自创的按摩操，七点至八点离开家，走上20多分钟到单位，中午在单位吃饭，晚上七点前不会离开办公室。周六周日我通常利用半天时间和我太太去爬香山，前段时间闹非典，没有班车，我们就骑车去颐和园，爬上一个小时。”
如今，孙玉芳依旧很忙，一个会接一个会。尽管自刘博接任中科红旗总裁兼CEO后他的压力小了一些，但他仍无遐顾及个人爱好。“我的业余爱好挺多，比如说我喜欢文艺，原来在北大分校时我是合唱团的团长，我现在虽然仍有这个爱好，但只能放在一边。”
孙注定是个闲不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