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些年,人们说得最多的是“东部地区率先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但除了东西部之外，还有广大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中部的同志说他们东西两边的优势都占不上，“不是东西”，大呼“中部塌陷”，而东北的情况则属于典型的体制转型期的阵痛，“东北现象”也罢,“新东北现象”也好，都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冲击——适应——再冲击——再适应”的必然结果。如何遏制“中部塌陷”?如何使东北不再成为“现象”？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东北”成了“现象”
2002年1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铁杆庄稼”积压严重，“新东北现象”引人关注》一稿，旋即，该稿被国内许多大媒体在显著位置刊用，一些报刊还在头版发表连续报道，东北三省分别召开研讨会，破解“新东北现象”。
“新东北现象”是相对于“东北现象”而言的。因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出现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的事实，在当时被记者称为“东北现象”，曾是我国重要粮仓的东北三省，近些年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出现了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等较为尖锐的问题。新华社记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新东北现象”。从“东北现象”到“新东北现象”，“东北”与“现象”结上了缘。
以往，提起东北，印象分总是不低：民风淳朴，人民朴实、直爽、豪气；物产丰富，人参、鹿茸、貂皮三件宝；全国重工业基地，工人老大哥形象；冰天雪地外加肥沃黑土地。但这几年东北经济发展缓慢，东北的这许多好处已逐渐为人们所忘记。辽宁、吉林这些曾在80年代初中期还排全国前列的经济大省，名次越来越靠后，被南方的沿海省份远远抛在后面；如今，就连东北最看好的“黄金玉米带”也已经‘粮多为患’，甚至东北的超市食品中很难看到“东北货”“新东北现象”与去年曾一度走红的调侃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峰》加在一起，真是酸菜炖粉条，有点酸楚楚。
网易新闻专题的讨论区，专有一个页面，主题就是“探秘‘新东北现象’”，副标题“东北会不会被抛弃?”。在这个页面，还有这样几个小标题“‘新东北现象’产生的原因——缺乏时代精神，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技术设备陈旧落后”；“反思东北被谁抛弃?——东北人被自己抛弃”；破解“新东北现象——政府行为，民间力量”。
从新华社及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去年初以来的一大堆报道中，我们剪下了如下三段话：记者给东北农民细算了一下时间账，一年种地不过用二三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呢，都在家里呆着，聚在一起喝喝酒、打打牌什么的，同行的记者很不理解：男人、女人宁肯受穷也不做点什么?
在东北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7000多人的大企业，在国营企业的机制下已难以运转，便想到了招商引资，但当外商前来考察的时候，提出了一套人家自己的用人办法，而政府部门却不干了：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就这用人的事情得我们管，2000多科长、处长以上的人，都是国家的干部，下岗了让我们怎么办?
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丁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在千方百计地增加东北的项目，比如，东北玉米多，国家便拿出钱来搞玉米的项目、搞淀粉的项目，但有几个真正是赚了钱的?还不是白白打了水漂?没有优秀的管理者，有好的项目也没用，很多干部是当官从政的人才，但却不是搞企业管理的人才”
我们认为，上述三段话中，前两段话所讲的故事基本反映了东北民众与东北干部的心态、现状，而第三段援引农业部丁力司长的话，则是一般人看待“新东北现象”有代表性的观点。
在网上，区域差距是这两年最能拨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热门话题之一，我也每每加入，也时不时地多嘴几句。而每当讨论到区域经济时，论者总要和“区域性格”联系起来。在“新东北现象”讨论区，最多的也是这类帖子。如批评东北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愿出门，批评东北人缺乏商业精神，批评东北人一直以来以“龙头老大”自居，在市场经济面前，行动迟缓，观念陈旧。
“哪壶不开提哪壶”。东北人死看不上浙江人。一位网友却直白地说“既然东北有那么好的自然条件，还有国家的投资使他成为工业基地。而温州的自然条件根本没法跟它比，国家也没投资，又不是工业基地，国家政策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温州反而兴旺发达呢?连大连也赶不上呢?”
这一问，问得深沉，问得有道理。民间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个道理在马克斯·韦伯和斯诺那里已经反复阐明。但反思自己性格中的文化基因，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就如同一个体制内的人要反思自己所奉行的制度一样，弄不好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上不了天，反而拔了自己的头发。因此，网上所有的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讨论都很容易情绪化。最后，东南西北中，大家骂成一片，谁也不是人。
在“新东北现象”讨论区，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类出色而认真的思考。有一位网友写道：东北的开发不足200年时间，历史上东北的开发，有赖于闯关东的山东人、河南人、湖南人等等。东北在列强的觊觎下能保持版图完整，实在是个奇迹，这就是东北人，也是东北移民的最大功劳。50年代，整个东北成为朝鲜战争的经济军事供应基地。从50年到80年，东三省一直是中国工业的大动脉，这三十年里，从东北向祖国的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迁入了数以千计的大型企业，输入了大量来自东北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产业工人，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提高了当地的人口素质。
这位网友接着说：我是一名市长，尽管曾在东北工作了多年，已经不在东北工作，而到南方的一个发达地区担任一名普通的市长。空闲之余，我会想起很多难忘的往事，还有很多灿烂的笑容，东北可以说是我最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无限的发展潜力，和无与伦比的地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这一切就像一座孕育待发的火山。
是的，东北是一座孕育待发的火山。东北的衰落是暂时的。我们认为，东北的问题主要有三：
1.经济结构过“重”，采掘业、重型制造业比重太大，
2.国有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力量过于强大，3.地缘上相对封闭，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但这三个问题是经济转型期间带有过渡性的问题，而且近两年这些问题已得到了决策者重视，出现了向好发展的趋势。譬如，东北三省从各自实际出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网络建设，而结构调整中的失业问题也通过异地就业等方式正逐步得到缓解，又如，东北人也正在转变观念，转换体制，焕发民间自发的创业精神，沈阳、长春等地的个私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盼盼”防盗门行销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再如，东北的区域经济正通过“东北亚经济合作”和“环渤海经济圈”走向一体化。尽管东北亚经济合作由于朝鲜政治问题而进展缓慢，但中韩俄对合作前景均充满信心，安大线石油管道建设等重大合作项目已在部署之中。
种种迹象表明，“东北”将不再成为“现象”。除非是一个“新东北”的重新崛起。
遏止“中部塌陷”
有资料显示，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两者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而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如1999年西部投资增长为20%左右，比中部高近3个百分点。西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的73%和48%，而中部地区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东部的66%和62%。这些情况说明，不仅中部地区与东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甚至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尚低于西部。中部的处境是：搞市场经济的环境不如东部，国家资源按计划分配则落后于西部。是谓“中部塌陷”。
2002年湖北社科院马副祥等人《谨防中部塌陷——西部大开发，中部怎么办?》一书对所谓“中部塌陷”做了系统申述。继“西部大开发”之后，“中部塌陷”和“新东北现象”成为另外两种越来越强劲的声音。身居武汉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张培刚则干脆提出：一国经济如要起飞，必须把力量用在中部。张老形象地称此为“牛肚子理论”。什么意思呢?牛陷到泥塘里后，老乡们一般是拿一根扁担从牛肚子底下穿过，两端用力，抬肚子，整个牛就从泥塘里爬上来了。
从统计数据上看，确实存在“中部塌陷”的可能。如何遏止“中部塌陷”?目前有四种思路。一种思路着力论证中部地区在全国总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呼吁国家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支持。如张培刚先生。但是，这种思路恐怕缺乏现实政策的支持。在国家把西部地区作为区域开发战略重点这个长期区域政策既定的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地区更多的关照。这就决定了今后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不应该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在政策和直接投入上给予倾斜政策。
第二种思路则从如何加强与东部联系，配合西部大开发方面寻找中部地区的发展机会。中部一些省提出了“东引西进”、“东拓西进”、“东进西出”等战略设想，希望通过这样的区际发展策略乘上东部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或政策研究的同志。这种观点受到“梯度开发理论”的影响，强调中部地区要从区际经济关系方面寻找发展的机遇。但是，这种观点缺乏对今后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经济关系演变的清醒认识。由于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和西部地区发展机会的吸引，今后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合作将会多于与中部地区的合作。因此，中部地区进行“东引”、“东拓”或“东进”的机会是比较有限的。中部地区所谓“居中”的区位优势在开展区际经济交往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区域之间能否发生经济联系，开展合作，更多的是依据供需上的互补性和经济收益的大小来决定的。就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来看，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但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体制与管理、总体竞争力等并不比西部地区强多少，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势差并不十分显著，而且二者之间用于区际交换的产品的相似性大于互补性，所以，中部地区要“西进”或“西出”，也存在一些困难。也就是说，中部地区如果完全把发展机会定位在与东部、西部的联系上是不太现实的。
第三种思路主张中部地区应该从知识经济、加入WTO等方面去发现机遇，实现跳跃式发展。如《谨防中部塌陷——西部大开发，中部怎么办?》一书作者马副祥等人就提出双向开放、重心向东、“光谷”带动，建设中部装备制造业和“光电子”产业带，建设“绿色农业带”，培育“文化产业带”，构筑中部“人才高地”等具体设想。但知识经济、加入WTO等在给中部地区带来一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伴随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相应的风险。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源状况看，大规模发展知识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机还不成熟。把发展知识经济、加入WTO等作为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对广大的中部地区来说，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从近中期发展看，中部地区仅从这些方面设计发展战略还不能够完全解决经济发展的全局问题。
第四种思路认为，中部地区要采取多极化网络型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策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体系、交通、信息、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种快速发育的网络，进行多极化网络型区域开发，培育出若干具有全国意义的核心竞争力地区，参与全国的区际分工和竞争。再围绕核心竞争力地区，从城市体系、交通运输、信息传递、各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建设中部地区内部及与外部相连的网络系统，充分利用区内外的资源，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对农村工业和区域经济颇有研究的河南大学经济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覃成林博士。我看过不少覃博士在这方面的文章，对覃博土的观点基本表示认同。
覃博士强调，无论是从快速释放后发潜力，还是从抵消政策上的弱势考虑，中部地区都必须把市场的作用放到首位，加速地区经济的民营化进程。市场化进程慢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中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差异的惟一选择就是加速市场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对中部地区后发潜力进行科学评估、深入分析影响后发潜力释放因素的基础上，大胆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快速释放中部地区的后发潜力，使之转化为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尽快从区域发展直接投资主体的位置上退下来，积极采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政策，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政府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地方政府是一个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欲望(如为当地人民谋福利，以提高政绩等)的组织，它可以利用所掌握的政策资源、政府的信誉和影响力，有意识地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先进的管理制度、先进的文化等，在本地区进行推广，进而进行创新。覃博土认为，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属于典型的跟进型区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科学、理性、有效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中部地区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要考虑如何实现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协同，使二者形成一股合力。
作者：新望
来源：《中国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