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神坛到牢狱，巨大的落差不仅仅是陨落富豪们个人的人生起落，而且是曾寄予无数期待的成功象征的坍塌。一个“参照物”的消失不会引起过度的麻烦，但如果是整个“参照系”发生混乱呢？ 企业造神运动
如同在黑暗中穿行时握住了一个可以照亮的火把。
尽管在无尽的未知世界里有限认知的狭隘与无奈，让“神”有了其存在的必然性。但除了解决 “解释困惑”的难题外，作为更重要的一个存在理由是人们的内心需要神偶来作为寄托，或许人类的本性角色就是心里永远也断不了奶的婴儿。而这种造神心态在现实生活中扩展到了各个领域，并被危险放大。商业世界里，多方的欲望和需求与此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出了无数“伟大”如神明的企业和企业家。造神渊源中国绝对是一块适合种植神灵的沃土，尽管企业家不是娱乐明星，但在中国老板和CEO圈子里仍然是星光一片，只不过是老头多于美女，流星多于“恒星”。
二十余年的改革历程，仿佛也是一部造神与倒神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担心政策的反复和自身地位没有得以明确认可，一批私营企业主极为小心地积累第一桶金，不事张扬。年广久在述说傻子瓜子创业初期的时候，炒瓜子所得的几万元钱都不敢存到银行，而是把零毛零分的现金装满了若干麻袋藏匿在家里。他说“存到银行里可能就不是自己的了”，当时的担心和低调可见一斑。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通行的“企业家”和时髦的“CEO”等称谓，企业领导者最多也就被称为“厂长”、“经理”，干的好的前面加个“优秀”二字，人们想都不敢想还有什么“企业经营大师”。《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回忆说这个经济日报社下辖的杂志在当初命名时曾拟定叫《中国厂长经理》，后来想“超前”地改叫《中国企业家》时居然要经过中央一位领导的表态认可才获得通过。那个时候，在企业界，继“工业学大庆”的风潮之后，样板企业几乎全都是首钢、一汽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尽管造神运动早有渊源，但“榜样”们无论从成分上还是规模上，仍然是整齐划一的单色调，一如那个年代人们的着装。到了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了90年代后，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更大程度地刺激了个私经济的发展，价值取向上人们从羞于谈钱转向近乎疯狂地追名逐利，经济效益的驱动一改国人清高本色，中央台黄金时段的广告价格的不断飙升和新旧标王们的沉浮为这个造名时代做了恰好的注脚。造名运动让无数企业尝到了巨大的甜头，用95、96两界标王山东秦池酒厂厂长姬长孔的话说是 “（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台桑塔那，开出来的则是一台豪华奥迪”。同样感受的还有爱多、今天的哈药六、脑白金等。接着，随着改革的深入，一颗颗巨星冉冉升起，正当人们艳羡不已的时候，他们又倏然坠落。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的《大陆首富发迹史》把牟其中推上新兴民营企业的领军位置成为“精神领袖”；而没过几年，另一本由他原来下属所写的《大陆首骗牟其中》又把他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继而，风光无限的“亿万富姐”捉放纠纷、杨斌和仰融的双双落马。上海手富周正毅、福州首富陈凯的涉案、“北京首富”李晓华与某经济大报“黑幕”官司之间的博弈……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曾经是那么高不可攀。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神”的资格
什么样的企业才算步入神坛了呢？衡量的指标难以明确。一般来说，企业必须达到了可以成为某个行业的龙头老大甚至是整个中国企业群的代表的程度；是销售额过百亿的计划在几年之内跻身世界500强之列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做为典范出现在了MBA的案例中，并被称为“某某模式”被无数企业学习效仿的；必须有一个和这个企业一样出名，类似于精神领袖的企业家。他们的头上自然要闪烁着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光环。从企业的性质上看，他们已经不在是纯粹的国有企业了，一般是已经大成气候了的民营企业和一部分成功了的正寻求私有化进程（如MBO）的集体企业。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套，可能中国不会有几个企业可以入选，好在神坛可以分为大小，有全国性的，也可以有地方性的。因此这并不妨碍广大的企业为登上神坛努力铺路，而且即便对于个头较小但在当地声名赫赫的企业来说，在当地也可以呼风唤雨，神通广大了。大家都在往这条路上跑，皆是看到了神坛之上的荣耀和力量。青云梯
步入神坛一般需要打如下几张牌，来作为连接梦想的青云之梯。
媒体牌。媒介的传播功能是制造企业和个人影响力的第一工具。有很多巨头级的企业不仅和主流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甚至通过资本渗透而拥有了多家媒体，如李嘉诚的TOM传媒集团，当然他们除了作为一个涉足的产业可赢利之外，还很大程度地承担着传播功能。一个神偶或者领袖保持一定频次的出镜率是必须的。资本牌。成为迅速作大的企业很多是在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的典范，他们大多都有超凡的融资功能（很多不是风险投资，而是国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充足的资金可以迅速完成企业的产业布局，并以此撬动更大更多的资源向自己集中。从而构筑虚虚实实的企业帝国成为超级富豪。（对比之下，如远大的张跃和希望集团的刘永行等人远离资本市场，以自有资金滚动发展健康做大反而显得更为稳健）高科技牌。这只是好多企业概念牌中的一种。以高科技的面目提升企业形象和带动股价的上升，示人以后劲十足和具备时代特征的形象。学术专家牌。我认识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就被某股市巨庄企业的瞄中。辗转接洽之后，以做项目为由，聘请其带领专家团对企业进行“研究”，利用该专家的个人影响力发表有分量的文章为其“正名”。并进行正面宣传。好多企业聘养好多知名学者不仅仅作为顾问智囊，更多的是充当高级写手，为其造神运动摇旗呐喊。政治牌。在企业界，圈内的人往往爱用一个“傍”字。如同美女傍大款，一些做大的企业走的是“傍高官”的路子。靠住了一棵大树，则是如鱼得水，只要高官无恙，就不怕世上风浪起伏，“直而前行，鬼神亦避之”。如当年远华案主角赖昌星一样。很多企业家自己也要削尖脑袋地要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生意人”来说，这些也都是极为“务实”的举动。此外，有的人还喜欢各种各样的“贴金”方式，比如打“海归牌”、“名校牌”等等。总之，通往神坛的路径也是光彩照人的。关键是能玩得起。神坛“神效”刘晓庆曾说过“我在内地100位有钱人中，排行45,怎么可能会有财务危机？”，尽管她曾为10几万的欠款还不上，尽管她可支配的资产不过千万，但“亿万富姐”的称号使其即便再捉襟见肘也能把企业机器正常运转下去。没有这么大的名头，换了别人，可能资金链早就断裂了。福布斯内地富豪榜上的一位上榜者说，排名刚刚公布，“就有50多家外资公司发来了合作邀请函。”
大名可以驱动大利，大名可以带来大利，大名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已得利益。对于杨斌的速富神话，人们一再质疑的问题是———杨斌征用土地是否获得过正式批准？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答复。相反，沈阳市在2000年把国际农业博览会的会址选定为荷兰村，此举为荷兰村的“合法性”增加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砝码。在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的问题上，杨斌却一身轻松： “辽宁省和沈阳市各大银行，对于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融资也很容易。”有消息透露，杨斌获得的银行贷款在4.3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上海首富”周正毅更是常常对外夸耀自己的“借钱本事”，尽管他最后恰恰折戟于中银香港15亿元的问题贷款上了。尽管问题富豪不断出现，但在台上的大佬们则是每天都享用着特殊的权利，同时利用自己多年经营的资源和关系网维护着现有的地位，尽管维护的成本高昂，但“物超所值”。神坛难下孙权劝曹操称帝时，曹操对身边人说：他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啊！成为公众性的企业和人物也必然有其苦衷，一举一动，受人关注。而且一旦踏上神坛，便很难下来。
而这绝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首先，为企业筑神坛者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群体。这时候，“神”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造神者维系形象。牵一发动全身，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的负面消息，便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什么？首先做为企业在迅速膨胀成名的过程中，好多都有不可告人的交易内幕。在日常庞大的神坛维系的开支中，其中有很大一笔是用来堵漏洞“平事”用的。面具也许沉重累赘，但只要掀开一点缝隙，便会如出土的木乃伊，马上风化。涉嫌欺诈，失信于人，引起信任危机。随后股价下跌，公司资产因此而大幅缩水。如果涉及违法问题（谎言的背后多半会涉及违法违规），一旦中央政府介入，伴随媒体紧追不舍如潮般的“揭密”，大厦将顷刻间土崩瓦解。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性命），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尽力支撑神坛。作为权钱交易另一方的地方和某些中央部委的政府官员不能让你倒；作为利益极为相关的机构投资者不能让你倒；贷款银行不能让你倒；甚至被套住的广大股民都不能让你倒。但一个个的神坛终被掀翻，不是自己走下来的，是被踢下来的；没能还原为人，却变成了鬼。梦断神坛2003年，是一个怎样的名利场？2004年，又将是一个怎样的名利场？
如同娱乐圈的丑闻一样，企业界神偶的崩塌也几乎可以用“前仆后继”来形容。地位之高、倒台之快、跌落之狠，让好事者喜欢称福布斯大陆排行榜为“杀猪榜”和“通缉令”，踩在“前辈们”的“尸骨”上，人们关心的是下一个“中招”者将是何人。 有关“下一个”的困惑造成公众对于整个富豪群体的不信任，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受到长期美化和神化已经成为众多青年人的心中楷模，他们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新一代的价值取向。因此，从神坛到牢狱，巨大的落差不仅仅是陨落富豪们个人的人生起落，而且是曾寄予无数期待的成功象征的坍塌。一个“参照物”的消失不会引起过度的麻烦，但如果是整个“参照系”发生混乱呢？无论是对落魄者还是在台上者，无论是对企业员工还是对社会公众，这样的影响都是负面的。造成这种影响不能归咎于执法，而应该从造神运动的劣根本身进行检讨，从而终结神坛。该谁检讨？
企业问题
企业首先需要检讨的是依赖非常规手段的速富心理。
“世无定势，遂使竖子成名”。转型时代，无数个诱惑和神话刺激着人们一夜暴富的梦想，社会陷入了一个整体性赌博心态的旋涡，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的既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同时也给投机者们提供了百年难遇的好时机。“大捞快捞”的心态造就了很多著名的投机家和“空手道”的高手，而不是踏踏实实经营的实业家。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需要以正常的商业逻辑按照正当的经济规律办事，“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塌实的把产品做好、把企业管理好。而不是在利用非法手段攫取成功后躺在金山上睡不着觉甚至弃国离乡地流亡海外，或者东窗事发后沦落囹圄。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企业家需要相当的“内省”功夫，需要真正能“格物”致真知的能力，需要具备穿透力的眼光，而不是耍小聪明地投机取巧甚至张牙舞爪地为自己造神坛。历史会淘汰掉所有的狂客和泡沫，而留下真正可以经锝住锤炼的精华。面对有造神心态的企业，让我想起了两句话，一句是海尔张瑞敏的“永远也不要回头欣赏自己的脚印”；还有一句是TCL李东升挂在墙上的“万事浮云过太虚”。尽管他们也同样需要历史的考验。第二个需要检讨的是缺乏危机意识和正确处理危机的机制和办法。
前几年，关于企业危机管理的讨论一度盛行，有学者还曾经为企业总结出了若干如管理“八大误区”和“十大陷阱”类的文章。但综观各种观点，可以归结为两点认识。首先要认识到，企业日常运营中都存在潜在的危机，那么企业领导层有无对危机的预见（包括建立日常的危机应对机制）？另一方面是对突发性危机来临时的决断。三株辉煌时曾经拥有15万人的销售队伍和80个亿的销售额，但却因为一场最终胜诉的官司而瞬间崩溃（案起于湖南常德的一起‘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事件）；前巨人集团资金链断裂瞬间崩塌；蓝田集团被某学者在《金融内参》600字的财务质疑文章而瞬间击垮。前两者猝死的原因是因为日常经营上的“恐龙症”和盲目追求效率和多元化等管理弊病积重难返，由外界诱因所致；后者则是上市公司本身存在巨大的财务危机而粉饰未果，被人揭穿、败露而速亡。与后者相似的还有牟其中、杨斌等人。虽然两种类型情况不同，但归根结底，企业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自己种下的苦果。因此，企业需要反省的除了心态，还有日常经营的手段。但是，这并不能完全避免仍然会有不可预测因素诱发突发性危机。即便对于海尔这样的企业，也曾有过蚂蚁拌倒大象的危险。2002年3月25日，网民“成一虫” 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海尔的真相：居危思进》的文章，接着在6月2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中国韦尔奇遭遇批评报道》的文章引用了《海尔的真相：居危思进》一文中的部分观点和事实。这个引用，把这篇对海尔质疑文章的影响迅速放大，让当时正在谋求海外上市的海尔始料不及，不啻于一记当头闷棍。盛怒之下，7月5日，海尔将成一虫告上法庭。这时，国内各大媒体纷纷就此做出报道，对一直奉为楷模的海尔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不断。此时，正是一个考量企业应对危机处理能力的时候，权衡再三，海尔终于同成一虫达成和解。海尔为什么选择沉默？有分析认为，这场官司，无论输赢，海尔都将是输家。即便是赢了官司，除了能拿到30万元和一份道歉书外，其他的关于“将侵权文章从互联网删除，并收回所有侵权杂志”和“在同样媒体上以侵权文章同样版面公开致歉”的要求全部满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英国《金融时报》对成一虫观点的引用已经如离弦之箭无法追回了。因而，海尔不仅很难消弥已有的影响，相反，还会因之而使自己的市场形象再打折扣。毕竟，成一虫的原文并非无的放矢。 另外，在法院开庭之前，公众心目中的天平已经向成一虫倾斜。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号称国际化的企业巨头，肚量竟容不下一个小人物的文章。海尔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反过来从侧面开始“弥补”，他们邀请英国《金融时报》的那位记者来企业参观，以其亲眼所见“事实真象”来征服他。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不错，后来这位记者果然转变了先前的认识。大象虽然强大，但如果执意去踩死一只蚂蚁的话，可能会将自己陷入泥潭而难以自拔。海尔的选择，用后来总裁张瑞敏的话说是“流言止于自修”。体制弊端
“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祖国的孩子，不管孩子有没有犯错误，如果母亲要惩罚孩子，做孩子的能责怪母亲吗？”这是2003年6月13日下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的杨斌最后陈述的结尾语。
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煽情的无奈倾诉，在这句话中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母亲”惩罚犯错的孩子是应该的，但在一个家庭里面，孩子犯了错误，负责教育的母亲难道没有责任吗？在这个家庭里面，“问题儿童“频出，是不是治理机构和机制上存在着某种问题呢？可以说，“问题富豪”们从被一贯娇宠到突然被一巴掌打倒的可悲结局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以银行信贷业为例，近年来连续发生的“问题富豪”案件，如杨斌、周正毅等，无不与此密切相关。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巴曙松认为这些“问题富豪”事件至少反映了当前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明显缺陷。如银行在信贷风险识别体制上存在的缺陷；“问题富豪”案所反映的信贷风险衡量方面的缺陷、银行信贷风险监督方面的缺陷以及所反映的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和调整方面的缺陷等。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银行为什么这么容易为知名人士的光环所蒙蔽？巴曙松认为，因为银行业风险识别能力的低下，在一家银行给予知名人士以高额贷款之后，往往容易成为其他银行争相贷款的理由之一，对于该公司的偿还能力则很少注意。同一地区之间的银行对同一客户的贷款信息缺乏沟通，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就更为缺乏了，这就为骗贷的企业提供了在不同地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套取贷款提供了机会。而成熟市场的商业银行，往往特别注意审批知名人士、或者是通常人们心目中所谓“富豪”申请的贷款。因为公众掌握的信息往往可能是局部和片面的，往往可能是夸大其偿还能力的，而银行贷款的发放最为关注的应当是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海外商业银行在长期的贷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值得当前中国的银行业汲取。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过山车”式人物多来自于民企。深入探究，可以发现，民营企业在贷款方面和国有企业往往存在极不平等的待遇。经济学家钟朋荣认为，很多银行在贷款时是“惟成分论”而不是“惟效益论”，为什么？因为贷款给国有企业无论其经营好坏，银行的责任都小的多，但是贷款给民企，即便他们的效益真的很好，但是银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上的顾虑和忌惮，而不愿意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这样，民企融资渠道相当狭小，一直以来关于“二板”和“三板”市场的鼓吹也并没能进入到实质性的操作，这样，结合部分银行信贷人员自身的专业水平低下和内部弊端，很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结果。这样，反而使国家损失加大加深。
传媒的责任反思
富豪们的落马，可以说是对曾经为其抬轿的传媒的巨大揶揄。如果没有浮躁的媒体们不负责任的吹捧报道，当初谋求“功名”的人不会迅速窜上神坛。而一旦事发，他们往往“以异常的投入和不冷静扮演了一个很暧昧的惟恐天下不乱的角色”（新华社记者吴晓波语）。在前巨人集团倒台的过程中，巨人一位前高级职员曾形容道“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间摧毁了被它们吹捧了几年的企业”。传媒有时候在误导视听，在企业造神和倒神的过程中，媒体负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是一句戏虐之语，玩味之后，可以品出来多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一些企业和个人的确存在问题，心里发虚，否则，没做亏心事你防什么呀？第二层意思：一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同行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捕风捉影，甚至设下圈套等人来钻，以偏颇的事实严重地干扰一些企业的正常运做秩序，令企业见记者如避瘟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企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轨迹中，始终离不开媒体的身影。但作为一个真正有公信力的成熟媒体，首先需要应有责任的担当。在检讨造神运动的过程中，同行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的确需要认真的反思。民众的造神情节需要摒弃
一位媒体大亨曾说：人们经常批评媒体的无耻，但往往看不到正是顾客（读者）有此需求才导致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他的话不无道理，如果深究可以发现，我们国人的心中有渊源颇深的造神情节。人们往往把尊重的对象脱离于现实人群而存在。比如去年“非典”盛行的时候，对医护人员的赞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白衣天使”仅仅是比喻的话，反复夸张的赞美就会让她们脱离本来的面目而存在。“天使”是人吗？当然不是了。她们其实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有的人为公殉职，也有人临阵退缩了。过度的神化让人肉麻，更可怕的是这种造神情节。有这种心理，就会不断有“神”出现，过多的“神”来“神”往不仅让我们有限的思维难以负荷，对于“神”们来说，也是一个危险的媚俗与欺世并行的旅程。因此，需要理智冷静的不仅仅是企业和媒体，还有应该尽量在独立的处世位置中保持客观平淡心态的公众。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欲进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