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地”在中国有个类似的说法，有鱼没鱼撒一网，有枣没枣三杆子。提出“公地悲剧”理论的哈丁认为，当许多利益主体共同使用某种稀缺资源时，资源就会不当配置，出现滥用。其模型是，牧场是公有的，而畜群是个人的，于是每个牧民都想多赚钱，无节制地增加牛羊数量，结果牧场因为过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
非常可怕的是，包括一些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在内的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都正在上演类似的一幕。近日有报道称，因超容过度开发而被亮“黄牌”的张家界武陵源5年来花费了将近10亿元代价，希望保住世界自然遗产这块金字招牌。
对比公地悲剧模型不难发现，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共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已经具有了“公地”的性质——无排他性而有竞争性，也就是说这一资源大家都可以使用，但一个利益主体的使用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反正是公有的鱼塘、公有的枣树，不捞白不捞，不打白不打。
世界遗产沦为公地的有两种，一是开发投资者，一是地方和相关部门。
对每个开发商来说，能通过在世界遗产范围内的投资建设，获得丰厚的回报，但他们不会全面考虑他们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结果只能是造成给予他们无限放牧权的经济系统失败和崩溃，而破坏环境带来的成本却要由大家伙一起分摊。如张家界摘牌花费的10亿元巨额成本，实际上最终还是要摊到了所有的超容开发者的头上。
由于目前象世界遗产这种风景名胜区的产权制度安排，也使世界遗产沦为地方以及各部门的“公地”成为可能。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旅游名胜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建设部主管，也就是说只有中央政府才是世界遗产这种不可再生的风景名胜资源开发、使用、维护、收益的惟一代表人。不过，这种国家的所有权是通过基层人民政俯、职能部门的使用权、开发权、收益权等实质性内容来实现。结果，各地方、各部门都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谋求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的最大化，于是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地区利益与社会利益、景区发展的长远利益经常冲突的，景区的国家所有权处于悬空的状态。
“公地的自由毁掉了一切”，正是上述两股势力的共同作用，申请到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陵源被无节制、超容量开发，自然环境被人为破坏，成为一个“被围困的孤岛”，最后被亮黄牌。不过，这黄牌也惊醒了当地政府，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如拆除违章建筑、开发核心景区内的袁家界和以龙王洞为代表的周边游，分流世界遗产景区内游客压力，同时聘请专家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进行规划编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行动是“亡羊补牢”之举，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不再发生世界遗产成为公地的悲剧。如何解决“公地悲剧”，加拿大经济学家斯科特·戈登认为，根本措施是明确未加确定的公共产权，也就是将共有资源的产权明晰化。具体到世界遗产的“公地”问题，同样也必须要抓住产权这个牛鼻子，使“公地”不公——通过管理权和收益权的重新界定来改变产权结构，变包括国家、地方、部门、投资者、当地居民的利益由各自为政为统一，在保证各方合理分配收益的同时，形成参与各方的相互监督机制，以规范和约束包括开发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