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与南海结缘，是在1992年，而且认识广东也是从认识南海开始的。1992年5月，记者还在内地某县政府当秘书科长，因一媒体组织举办了一个“全国财政收入亿元县”会议，选址南海，记者工作的县财政收入刚好过亿元，所以有幸列入邀请之列，而记者个人则是人生第一次踏足广东。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之后，我们一行4人便直接被会务组的大巴拉到了南海。当时的南海给记者留下了三点深刻的印象：一是记得南海县1991年的财政收入是5亿元，而我们县的财政收入只有1亿元。但数字后面的实情记者很清楚，我们那1亿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县境内的中央、省、市属企业提供的，县属的国营或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子。二是从广州去南海，一路上都看到像工地一样的景象，而不像在内地农村，两个乡镇之间，很少能够见到人，更不要说工厂；而且，南海的工厂取名字都很有气派，“亚洲铝厂”便是我们同行的人谈论过的一个名字并且深深地印在了记者的脑海。三是南海与佛山的边界没法分清楚。刚穿行在挂满佛山XX公司的街道，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到了南海的某酒店门口。当时南海还称为县，属于佛山管辖，但其地界与佛山相连得如此紧密，记者孤陋寡闻还是第一次见，颇感奇怪。那一年，南海以它澎湃的发展势头将记者征服，而且改变了记者的人生。几个月之后，记者选择了南下寻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至少，南海是决定记者南下广东的一个重要因素。时光流逝，当记者在广东南海以外的地方生活了11年，时不时也关注到南海的消息，而今决定再次走进它的时候，没有想到竟然是以“广东四小虎”批判的名义和姿态。在做完顺德批判之后，有顺德的领导对记者说，“顺德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经不起批判。”顺德真的经不起批判吗？作这样的判断可能低估了顺德自身的顽强生命力吧！而且记者相信，小灾小病可能会让顺德获得更为强大的免疫力，会在今后的发展中表现出更为澎湃的力量。如果记者的批判也算一种小灾小病的话。当记者对南海着手采访与资料搜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很难对南海加诸什么“罪名”——难道是应验了一句话：“多做事多犯错，少做事少犯错，不做事不犯错”？南海没有“把柄”可抓？批判南海，记者也处于一种困惑之中：有人对记者说，南海并入佛山已经就完蛋了，你还要批它，岂不是落井下石？你实在要批，最多也只是一份“尸检报告”。的确，在南海采访，虽然“撤市改区”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记者仍然感受得到不少反对与失落的情绪。但是，要说批判是落井下石，记者觉得这话有点过了，所以还是坚持要写出以下《六问南海》——
一问：如何定义“南海模式”？
为什么会有“广东四小虎”这么一个称谓？为什么他们又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模式？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明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必然源自不同的驱动力。时光倒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南海也毫不例外地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 1980年的工业总产值仅有7.37亿元。改革的核心有一条，就是将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与发展权由上一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或更下一级政府转移，简称“权力下放”，让基层政府和老百姓有更大的发展自主权。这种改革开放的初期使命，决定了1980年代广东经济的迅速增长，必然依赖所有制改革。于是灵活的经济体制成了当时环境下最重要的增长的驱动力，而“广东四小虎”正是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现权力下放之后的四种经济增长驱动模式。1980年以后，南海县大批剩余劳动力从耕地上释放出来，迅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办起了一批与城市工业相配套或相补充的加工工业和商品流通服务。1984年，南海县委、县政府提出了而“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策略，使南海步入一个中小企业崛起时代：传统的小手工业——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加工、小冶炼等大量涌现，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而此时，随着苏南乡镇企业大规模崛起而造就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苏南模式”正在全国大行其道。在珠三角，以顺德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和以东莞、深圳等地为代表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型企业发展如火如荼。不能否认的是，“南海模式”作为一种比较中庸的模式，在没有单向扶持某一经济成分的道路上，也“痛并快乐”地发达了。2002年，南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位居广东省县级市首位，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排名第四。也许王志纲在1988年首创“广东四小虎”之名时，并没有能够把每一个“小虎”的内涵完全把握，对它们未来的走向也充满迷惑。由于当时乡镇企业模式是最可爱的，所以王志纲把顺德放在了四小虎的首位，而后来的研究者对“南海模式”也明显缺乏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上面提到的南海模式的中庸：既然是“6个轮子一起转”，所以特色就不突出，既不需要充分肯定，也不必对它横加指责。20年前的南海县政府为什么会提出一个中庸模式，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在民营经济已经获得充分正名的今天，有人把“南海模式”视为中国草根经济原生发展珍贵样本，认为南海孕育着的“民间经济活力和草根精神”，有“中国最为完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这难免有点像戴高帽，仿佛南海的当政者是一群伟大的先知，早就预知了今天的局面，而当初的环境下提出“6个轮子一起转”，是故意虚晃一枪的高招，是对民营经济实际上的“纵容”，让个体、私营经济的轮子真转，让国营、集体轮子空转、假转。也许，南海的中庸模式在历史上或多或少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宽松环境，甚至起到过保护作用，但也正是因为其中庸，所以没有能够将体制驱动的力量完全引爆出来，这也正是“南海模式”的最大失误。要么就像顺德一样抓乡镇企业，要么就像东莞一样抓三资企业，要么就大张旗鼓地发展民营企业——只不过1980年代南海的当政者们还不能如此够胆，如果南海当初能够旗帜鲜明地做出选择，那么南海今天的成就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当人们把“南海模式”视为民营发展模式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否定南海也是有集体企业的，而且也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南海很多民营企业与集体企业本来就是“近亲”，有些更是由集体企业转化而来的。兴发铝材现在是南海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罗苏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在1999年之前，罗一直都是集体企业的厂长。而且罗早些年创办的几个厂都倒闭了，他可以迅速翻身、建立新厂，是集体经济给他作后盾。如果没有集体企业当初奠定的基础，南海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不会这样顺利。正本清源，南海模式并不是单纯的民营经济模式，而是中庸的混合模式。什么都选择了，结果什么都做得不成功，这就是“南海模式”必然的结局。二问：何时才能见到“月亮”？
南海模式最直接的后果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南海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已发展到近8万户。其中民营工业企业17000家，三资企业1500家，实现经济总收入800多亿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实现产值占全区工业产值的85%。南海市领导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来肯定南海民营企业数量之多：“按户籍人口计算，南海平均每16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比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只可惜，比例是接近了，可企业的规模也许还不如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南海经济在工业布局上，1980年代以铝型材、建筑陶瓷、纺织等传统行业为主，1990年代中后期，信息产业、化工粘胶、汽车摩托车轮、摩托车整车和配件、家电、内衣、装饰板材等行业迅速崛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南海以“集聚经济”为特色，初步形成了“一镇一品”或“一镇几品”的专业镇为依托的产业群，如西樵、大沥镇铝型材产量占全国的40%，占全省的60%；南庄镇陶瓷产量占全国35%；盐步镇拥有中国十大内衣品牌中的七个。此外，金沙镇的小五金、平洲镇的制鞋、官窑镇的玩具、罗村镇的皮革及灯饰等等，都成为省内外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虽然南海企业数量多，并已形成了一些有竞争力的特色行业，但南海的企业缺乏规模较大的行业巨头，也是我们必须承认和面对的一大缺憾。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理由证明中小企业的好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南海的企业“不见月亮”是主动选择与最佳状况。事实上，南海的企业并非不想做大，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做大而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南海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罗余才指出，小额投资、小本经营、作坊式生产、家族式管理，是南海民企做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制度的完善才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前提，也就是说，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制造宽松的企业发展环境刻不容缓。”在目前短时间内难于有新技术和新产品出现的时候，创新制度尤其是克服家族企业的瓶颈，乃是一个区域及区域内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条捷径。罗余才建议，企业可以通过采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改组改造，逐步建立和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开创适合自身发展扩张的经营之路。针对目前南海“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状况，罗余才说，从微观层面来看，第一是因为民营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数量多；并且投资分散、生产集中度不高，产业链过短，行业整合能力较弱。第二是南海的主要支柱产业，基本上都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偏低的行业。第三是企业股权结构和经营管理仍以家族式为主，管理方式异常落后。对于政府层面有没有失误，罗余才认为就是政府的“无为”，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什么都管的格局时，无为而治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但发展到一定时候，政府不能说什么都不管，而是政府要管那些市场没法管的东西，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过去南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拿南海与顺德、东莞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政府的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南海和顺德主要属于内源性经济增长，东莞则主要属于外源性增长，但是，深究一层，南海的发展虽然主要是以内源性的动力为主，但大都通过自身点滴积累而成的民营资本，而顺德则是靠大规模的政府担保、银行借贷发展起来。如果说南海民营经济是在自由的环境中天然地生长与成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测到这段历史的真实背景是：南海政府在有意识地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方面的无所作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南海这块地域的民营经济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话，我们同时就得承认南海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乏善可陈，无经验可言。在今天这个并不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及政策环境中，南海的企业要出现“月亮”般的行业巨头，我们并不能完全指望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努力，还必须对一个“无所不为”的政府有所期望。三问：政府无为到何时？
两年前，曾经有媒体带着赞美的口吻将南海政府称为“无为的政府”。题中之义是：一个地方政府如何穿透历史的迷雾，超前选择了自由民间经济的“根”。
“无为”之解，既可以是“无为而治”，也可以是“无所作为”。南海政府的“无为”，记者接触的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其义更应该是后者，即无所作为。历史非常富有戏剧性。当人们盛赞南海政府发展民营经济先知先觉时，也不得不承认，在1980年代中后期，南海像“广东四小虎”中的兄弟顺德那样，在“苏南模式”的光环感召下，怀揣神往踏上东去取经的道路，在发现苏南背后的政府“有形之手”的巨大推动力之后，南海与顺德一样学习做起了乡镇企业，上过陶瓷、铝型材、冶炼，上过水泥厂、砖厂甚至汽车，规模也不小。“但非公有制这一手一直没有放，公有这一手就不太硬，同时，非公有的基础对公有有一定的限制。”十几年后，南海政府的一位重磅人物如此总结这一段历史。这样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南海乡镇企业没有能够办成气候，在某些行业形成区域经济特色和行业巨头，帮政府推脱责任。而称“南海在没有单向扶植某一种经济成分的路径下，既没有陷入政府实际是最大老板的乡企漩涡，也没有陷入外资大举进入的依赖经济结构。”这更是对南海模式所营造的“四不像”经济体系进行自辩，无非是想把南海树成一个早就顺应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典型。2002年，在广东省政府的组织下，广东一批官员与企业家赴浙江考察民营经济发展，这是一次有意思的跨地域“对话”。有心人发现，广东虽然号称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不如浙江。曾经有广东的记者向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作为调控者非常关键，温州的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是怎样的？李丁富回答说：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也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第二个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个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来催促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照分析，南海政府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停留在“无为的政府”这一最初阶段，而且由于反应滞后，在1990年代广东经济全面高速增长的时期，南海政府缺席了。“扶植整个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不能说我不管你们了，而是要整合资源。”最近，一位南海政府的公务员谈到了政府应该如何正确扮演角色的心得：“第一步，转制，政企分开，培植民间经济力量；第二步，为企业服务；第三步，怎样把社会资源整合，这才是最高境界。”这与李丁富的观点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觉悟的时间晚了些。今年9月23日，南海区政府就如何打造“高效政府”，推动“高效经济”召开新闻发布会。以“高效”二字来为政府定位，是否可以看成是对往南海政府的“低效”和“无为”的一种否定和超越呢？不知是媒体的一种习惯性报喜，还是真实的，但我们看到了一种可笑的“提升”——“高效南海”的着力点在于高效服务。为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今年以来，南海对全区各类审核项目的承诺时间进行大规模缩减，提出了“承诺件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报批件在3个工作日内上报”的要求，实行行政审批提速。据称，南海已成为广东行政审批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过去，一个工业投资项目完成各项审批需时170多个工作日，现在30个工作日左右就可办妥，需时仅为原来的1/6。如果这是真的，南海政府以前实在太“无为”了。但是，即使审批效率大为提高，也只是“高效政府”内涵的一小部分。兰州交通大学教授、广州南方现代市场经济研究院地区形象研究所所长罗治英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高效政府”的提法比较笼统，建立“具有高度系统集成功能的服务型职能”政府，倒是一种可取的提法。系统集成的概念近年广受重视，所谓“具有高度集成功能的服务型职能”，是指集成所拥有的公共资源以及政府自身的公信力等资源，使之能以最佳效能为本地更好的持续发展服务。四问：信息化大旗还能扛多久？
南海经济近些年来一直缺乏亮点，而由南海市党政领导所主导并推动的信息化建设，则成了关于南海的一个热点和公众话题。
比较而言，南海的确很早就提出了区域信息化的目标。1995年当互联网进入中国还没多久，南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以信息化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曾有媒体对南海信息化建设作过如下激情报道——珠三角地区流行用“买金项链像买柴火一样”来形容南海人的富裕。就在这种不经意的调侃中，一个“官、产、学、研”紧密合作、联手打造知识型社会的新“南海模式”横空出世：整个南海的信息产业总产值从1995年不足5个亿迅速跃升到2001年的120个亿……很多原来文化不高的退休工人甚至是老农民都掌握了最基本的上网知识，连西樵杏头村70多岁的老会计都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账目往来。南海给世界带来惊喜——社会各界公认南海为“中国信息第一市”。一时间，到南海视察、观摩的中央领导、各地政府官员络绎不绝。为什么信息产业和信息人才会向南海集中？为什么“中国信息第一市”没有诞生在人才济济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而是在小小南海这样一个县级市呢？这最后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它并不是反问句，而是疑问句。显然，南海信息化建设的成就被夸大了，它对南海的经济发展有贡献，但并没有创造奇迹。在民间，老百姓对被媒体极力渲染的信息化成就不以为然，对南海被称为“中国信息第一市”更是不知其所以然。也许人们还记得，2002年6月1日，由南海市政府主办的“南海知识经济论坛”在南海举行，当时可谓群贤毕至，大腕云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都前来捧场，而同时在大沥区进行的，还有由南海市兴达企业集团投资兴建的南海市国际IT城隆重的开幕仪式。据悉，国际IT城的雏形本来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电脑城，但南海市高调的信息化发展氛围，刺激了兴达企业集团的老板邝锡煊的想象力，最终将它扩大为国际IT城项目。2001年11月20日，国际IT城在南海市大沥区桂和中路正式破土动工。作为南海信息化建设的形象工程，南海市政府对国际IT城寄予厚望，希望南海国际IT城的问世，绝不应只是传统意义上的IT产品交易中心，还应当肩负托起信息化新南海的重任，同时创造辐射全国的影响力。而国际IT城项目的实施者们更喊出了“中国信息化看南海，南海信息化看IT城”的豪言壮语。邝锡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南海市国际IT城的梦幻般前景：国际IT城将成为反映中国信息化建设全面成果的综合展示基地、中国城市信息化建设样板学习点、中国电子政务推广应用点、珠三角青少年科普教育中心，逐步发展成领跑中国信息产业的南中国全新IT产业圈。南海市国际IT城揭幕当日，国内数十家媒体闻风而至，但国际IT城却很快就从所有大众传媒上销声匿迹。实际上，虽然国际IT城从破土动工之初就与IBM、联想、微软等著名IT企业深入接触，展开招商工作，但收效甚微。已经离职的原策划部经理邱永富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东莞是IT制造基地，广州是IT流通基地，那么作为广州大都市的卫星城市——南海能够成为什么呢？软件基地，目前还未能作定论，且天河软件园的地位正引人瞩目。南海有什么优势？唯一的是电子政务在全国的领先效应。没有梧桐树，引不得凤凰来。就拿招商来说，有的企业本来准备入驻，但到IT城实地考察后，却又打了退堂鼓，原因很简单，IT城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能够说服商家入驻。当记者日前站在南海国际IT城的面前时，发现当初那些宏伟的目标已经离它远去。墙上的广告牌还是关于2002年的两个展会的内容，仿佛国际IT城已经定格在2002年。问起看门的保安，他说今年以来已经没有举办过任何展会，而场内也没有一家公司进驻。也许我们可以把南海市国际IT城的陷落看成是兴达集团老板邝锡煊的一次投资失误，但它实际上可以说是南海信息化神话在企业领域的破灭。而南海更为外界关注的“电子政府”、“电子政务”又如何呢？2002年1月23、24日，在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指导下，中国信息协会、国家信息中心组织召开了电子政务与信息安全政策框架研讨会。虽然南海市信息化经验在那次会议上继续受到普遍关注，但是广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曹国泰认为南海模式是“富裕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克隆的可能。他说，就拿广东本省其他地区来讲，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河源、韶关、清远等一些地县搞不起来，连电脑都买不起的也有很多。中国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专家汪玉凯也指出:“南海模式影响很大，但真正水平在于网络建设层面，应用服务还没跟上。目前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级政府可以说成功实施了电子政务。”这绝对是大实话！五问：谁妨碍了南海发展？
南海区委书记陈仲元，于今年3月26日仍在区长之位时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南海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439.5亿元，比上年增长12%，过去五年年均增长13.5%。
南海GDP的增长速度，在“广东四小虎”之中是最慢的。2002年，东莞是672.3亿元，比上年增长18.4%；顺德是436.8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但过去五年平均增长15.3%；中山是415.5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南海的速度之慢，促使我们一定要找一找原因。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出版过一本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因为南海还算富裕，所以我们只好套用一下，问“谁妨碍了南海发展？”记者通过采访，归结起来发现，妨碍南海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制度障碍。以园区经济发展为例，最近在政府全力推动下，南海民企正在借“园区经济”平台实现整体升级。据称，南海已先后建起了23个工业科技园区，“园区经济”逐渐成为南海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发展“园区经济”首先要从“降低用地成本促招商”开始破题。政府官员宣称，大幅降低用地成本是南海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为此，南海专门制定并于今年4月底下发了文件，大幅降低土地出让收费标准，工业用地属于区政府收费部分降低50%，各类用地的土地使用有偿收入（区收部分）由区与镇（街道）按五五分成，镇（街道）不能以任何名义搭车收费。用地成本能够突然大幅度降低，不知是以前的政府太黑心还是现在的政府太善良。今天能降下来当然对企业有好处，但不得不令人怀疑这种“优惠政策”背后的制度是多么的混乱，不得不令人怀疑现在降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涨上去。无序的制度严重地妨碍了南海的发展。第二是融资困难。南海企业早些年为什么喜欢“红帽子”？顺德企业早些年为什么都是乡镇企业？根本的原因就是背靠政府方便解决融资难题。民营企业要融资贷款，谁都知道这是天下第一难事，尤其是没有政府作后盾时更是难上加难。顺德早在1992年起就有了美的、科龙、万家乐这些上市公司，因为他们是国营或乡镇企业。南海呢？2000年才实现了上市公司零的突破的“南海发展”乃是一间国有控股公司。虽然共有规范的民营有限公司、股份公司3000多家，但目前只有亚洲铝厂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兴发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刚完成辅导期；志高空调在海外上市还是传闻。志高空调的董事长李兴浩说过：“过去的环境其实对民营企业来说，是相当艰苦的。在家电业中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而以前志高甚至从未获得银行一分钱贷款，完全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广东第一间民营银行、由志高空调控股的南华银行即将诞生，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南海民企对正常融资渠道的渴望。有专家指出，南华银行立足南海，依托佛山，面向珠三角，辐射广东的定位恰到好处。众所周知，佛山市的民营经济很发达，而南海又是佛山民营企业最发达的一个区，把试点定在这里很有意义。中小企业融资难正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一方面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仍然把目光对准大客户，融资市场还有一个巨大的空白需要金融机构填补。显然，这是将南海民企长不大或者误入歧途归咎于融资渠道不畅。第三是语言壁垒。有专家指出，广东不少民营企业对国际市场重视不够、市场开拓能力不强。广东民企要走出国门本来有很多优势，但是不少民企眼光还是盯在国内市场，缺少像浙江人那样敢把市场建到国外的勇气和创业精神。这个批评当然正确，但记者采访佛山科技学院南海学院院长罗余才时，罗教授谈到了南海经济外向型特征不明显的问题，而主要原因之一是南海民营企业家的语言壁垒。英语已经成为现代商务的国际语言。“只有高级经理才需要说英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公司全球化及大众化的发展，公司食物链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学习一门公共语言的压力。”这是美国《商业周刊》曾经发表的一个观点。有一个童话说：一天，老鼠妈妈带着孩子们出门，看到了一只猫，小老鼠们吓得直哆嗦，老鼠妈妈说“不用怕”，随即“汪汪”学了几声狗叫，猫就乖乖地溜走了。老鼠妈妈对小老鼠们说：“你们看，会说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南海的企业家们能够直接与他的美国、欧洲客户通电话，或者半夜三更躺在床上与他们用电话聊上一通，你要想南海经济不外向都难。罗教授说。当然，语言壁垒不单是南海的问题，而是全中国的问题。对于大企业，也许可以用懂外语的高级经理人来弥补这一局限，但对于中小企业众多的南海来讲，不懂外语的老板处于生意第一线，所有的谈判、决策与重要的操作都还要亲历亲为，的确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六问：南海真的会消逝吗？
9月26日，著名的奥美整合传播集团与南海的狮山街道办事处签订合作协议，正式作为品牌传播顾问负责狮山的区域形象推广，以一系列的整合传播活动令狮山在华南初步建立知名度，提升品牌形象和促进招商引资。
尽管在企业界引入公关传播顾问公司“包装”企业，宣传品牌已不是新鲜事，但由当地政府斥资引入国际知名传播顾问公司作区域品牌推广，南海狮山还是珠三角地区第一个“吃螃蟹者”。狮山与奥美的合作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包括狮山在内的整个南海，已经严重地感受到了地区形象的弱势，以及由此造成的竞争压力。写作本文之前，记者原想把题目定为“消逝的南海”。原因有两点：一是南海并入佛山为其一区之后，在一般的地图之中，将不再标明南海；二是当“广东四小虎”的称谓完全失去现实意义而放入历史档案馆之后，南海则将不会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强势的、光彩夺目的区域品牌，而变成一个极为普通的经济区域，消逝在人们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开始回看历史，探寻南海走过的道路时，很惊讶地发现，南海一直没有找准发展的方向，没有能够真正将自己成功定位，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它有多少作过努力的痕迹。所以，记者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南海真的会消逝吗？罗治英教授认为：南海发展成就巨大，不是哪个地方想学就能够学来的。但是，南海发展中存在的毛病却具有一般性。“它恰恰说明地方发展一定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要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战略研究要不停顿地进行，光靠政府政策研究班子不够，找一个政府外机构来做也不够，而应该寻找两三个机构来同时研究，才有可能归纳出真知灼见来。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制订的发展战略，往往体现“首长意志”多，反映具体规律少。其次，要看清中国现在是处于多种转型变革的重叠，不管是跨越式发展还是其他什么，得有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再次，一个地方要壮大的不仅是硬实力，而且是软实力。后者壮大的难度比前者大得多，对此要头脑清醒。在罗治英教授看来，南海正是在以上三个方面缺陷甚多，所以作为一个经济明星，南海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如果硬要算一个明星，也只是一个过气的明星。也许有人会说，南海不需要那么招摇。但南海不是一个人，它不能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那样，可以自由地选择低调或者高调。一个经济区域，如果你实力强大，想低调都不可能，如果你没有实力，想招摇也是空想。因此，南海无论如何都要想着出位、出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区域经济竞争大潮中的竞争力。如果稍有松懈，就将被抛在后面或者淘汰出局。南海本来是一个非常的地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有过一段繁盛时期。南海本是六祖惠能大师的出身之地，可惜当时（唐朝）的南海并非指今日之南海，其具体地点是今日广东省的新兴县。也就是说，当时南海的地界是远远超过今天的南海的，而且，南海的地界一直在变小。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治设在广州（当时称番禺）。首任南海郡尉任嚣便在广州建城，史称任嚣城，为广州建城之始。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县署设在广州。到了1912年，县署迁至佛山镇。1951年1月经政务院批准，佛山撤镇设市，南海县与之分治，县人民政府仍驻佛山市城区。从此开始，南海就慢慢变成了佛山的一部分。而199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南海县，设立南海市，省直辖，佛山市代管，南海仿佛脱离了佛山。但是，2002年1月，南海撤市设区，再度划回佛山市管辖。在今天城市化的浪潮之中，南海已经变成了一个佛山城区一部分。也许，南海很快就会被佛山融掉。佛山科技学院南海学院院长罗余才指出，南海的定位必然与佛山、广州的定位结合起来看。实际上，南海处于广佛经济圈的中心。南海的未来发展，第一，原来的支柱产业不能丢掉，丢掉就没有特色了，但南海的产品要提高技术含量。第二，发展大的专业市场，南海的地理位置有优势。南海应当发展物流业，把南海建成珠三角的一个重要的物流中心。在罗余才看来，“广东四小虎”是珠三角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但当时是以县为单位来称呼的。其中的东莞与中山是地级市，而南海与顺德是隶属于佛山的县级市，行政安排上有一点不协调，顺德和南海一直都不是很满意，一直都希望与东莞、中山一样变成地级市。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南海自1992年起成为县级市之后，可以说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心态中度过了10年，而最终以失望回复佛山。毫无疑问，南海的不正常心态可以说影响了南海的正常发展，它加速了南海的消逝。相传惠能法师云游时，曾经路过一间寺庙，见两个和尚在争论门口的旗幡何以会飘动的原因。惠能的意见是，非风动，非幡动，而是人的心在动。看来，南海之发展、之消逝，均在于人心。（写于2003年10月15日）
链接：在南海的轨迹上记者刚要写完本文的时候，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船终于上天了，这是一件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事件。
但是，航天飞机能够发射出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够按预定轨道返回地球。这是航天“游戏”必须奉行的一套基本哲学。这让人联想到了南海的轨迹。1992年，当南海由佛山市管辖的一个县改作为县级市，仅由佛山实行所谓代管起，南海就像一架被发射出去的航天飞机。本来，当初所有的人都在想，南海不会再返回佛山了，但谁也没有想到，10年以后，它真的像航天飞机一样返回了。本来，航天飞机能够按预定轨道返回是一件令人欢呼的事，而南海的返回佛山，却让不少人情绪低落。现在，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它的是非好坏，只是回头看看南海被发射出去的10年，以及之前的10年，在其运行轨迹上的一些可能比较重要的时刻、事件和人物，也许能够看出南海为什么成和为什么败的原因。六个轮子一起转
1984年，南海县委、县政府做出“三大产业齐发展，六个轮子一起转”决策，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一种纵容的作用，从而也刺激了中小企业的快速生长，到而今，曾被称为“拾遗补缺”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南海经济总量中已占“大半壁江山”。
现在看来，民营经济地位已经得到政府的充分肯定，南海的“六个轮子一起转”仿佛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还有姓“社”姓“资”争论、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流的大环境里，南海县委、县政府的决策的确比较大胆，而正因为这个大胆，使南海成了一个明星，坐上了“广东四小虎”的宝座。可惜的是，南海好像把这“六个轮子一起转”当成了一劳永逸的决策。撤县设市和撤市改区
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而在10年内经历了两次，这却不多见。南海偏偏就遇上了。
1992年9月，南海撤县设县级市，由佛山市代管。由县改或升为县级市，本来是一件好事，至少，有些权力由上面下放了，这有利于决策高效，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可是，人们没有怎么注意“代管”二字。设县级市，而又由原来的上一级地级市代管，这种模式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也弄不明白为何要搞一个代管。仿佛故意要让这个不是上下级但又有些藕断丝连的行政关系，对发展产生某种制肘。这种代管关系把谁都害苦了，至少南海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肆无忌惮，甩开膀子，而总是要想着如何躲开头顶那道阴影。当南海在2002年1月重回佛山时，不少人都觉得南海过去的10年像走了一条多余的弯路。知识经济论坛
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开会办节”成为了中国各地的一大潮流。会节活动成为地区形象的一种最便利的装饰品。尤其是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之后，全国各地讲区域经济发展提速，几乎没有不搞会展和论坛的。
当然，南海也不例外。2001年6月1日，南海拉起当时最时髦的“知识经济论坛”大旗，邀请来了中港两地的名流富豪，大谈南海如何既知识又经济。只可惜论坛论了两次，然后就悄无声息，再也谈不下去，因为南海没有真正的知识经济来支撑。南华银行
2003年8月开始，在全国五个“半公开”的民营银行方案中，广东南华银行的方案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南华银行的方案中，南海的著名民企志高空调拥有50%的股份，为南海的形象赢得了许多分数，为南海经济的美好未来增加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当然也是一个媒体喜欢的话题。南华银行的方案在年底能否获得通过，暂时还是未知数，而且如果能获通过的话，之后的运营风险也让人有几分忧虑。但是，它至少透露出了这么一点信息：南海确实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李兴浩与罗苏
李兴浩与罗苏，一个是志高空调的老板，一个是兴发铝业的老板，他们同时是南海民营企业家的两面旗帜。
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要拿出点东西来说事，少不了要拿当地的名人，尤其是企业老板，就像张瑞敏之于青岛，李东生之于惠州，何享健之于顺德……不过，李兴浩与罗苏他们分别所有的志高与兴发，都还不具有足够的份量，拿他们来说南海，难免会有听者茫然问道“李兴浩是谁？”20年前，李兴浩靠卖冰棍和开五金店起家，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是，至今未能褪掉“洗脚上田”的底色。不过，南海的李兴浩们仍在顽强地努力，以实现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或者第三次创业。而李兴浩誓言入主南华银行，首次将视角转移到制造业以外的上层资本运作业，多少有点要打破自己属于低层次竞争角色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