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香港应尽快升格为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中心 随着2003年中国经济获得9.1%的高速增长，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具成长性的经济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外部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一个人均产值只有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却拥有世界第二的外资吸纳能力和外汇储备，世界第四的外贸出口能力，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这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中是史无前例的。开放性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而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所系。
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具有规模大、水平低的特点，出口创汇的含金量并不高。这固然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初级性和外贸出口的加工性特点有关，但从市场营运的角度看，也与中国服务贸易水平太低和缺乏世界级的经济中心作为市场支撑直接相关。因此，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的日益扩大，积极推进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化，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级经济中心，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目前公认的世界级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只有纽约、伦敦和东京。香港凭据优良的区位和港口条件、自由而成熟的市场体系、配套齐备的国际化服务业、多元开放的文化背景、与庞大中国市场的天然联系，使其早已成为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中心，并具备了升格世界级国际性城市的基础条件。近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使香港国际地位的增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持续外移，而且，他们生产性服务业的许多环节也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外包趋势，这将给香港这样的服务业国际化基础较好的经济中心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为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开放中获得更好的效益，中国内地应利用CEPA提供的制度框架，支持香港尽快扩大其服务业的营运空间、降低其营运成本，充实其人才储备，提高香港发展离岸贸易和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能力，用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将香港建设成中国第一个、世界第四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城市。
根据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东南亚的经济融合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因素。目前，区内的新加坡、台北、曼谷、吉隆波等城市一直是成长性极强的经济中心，它们正在不断挑战、蚕食和分解香港的亚太经济中心地位。未来的香港处于不上则下，不进则退的境地，如果香港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强化它的中心地位，未来中国在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将被削弱。因此，中国应该通做大做强香港经济来增强在东南亚经济中的市场影响力。
(二) 香港应继续发挥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级作用从轴心化模式的角度看，世界上有三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单核式的经济增长。如法国、英国等；一种是双核式的经济增长。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俄国、巴西、印度等；第三种是多核式的经济增长。如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以中国庞大的市场体系和区域经济格局，现在与将来都应该走多核的经济增长道路，即建构由香港—广州(珠三角)、上海(长三角)和北京—天津(京津唐)为核心的三个国家级经济轴心，和以武汉、重庆、成都、青岛、大连、沈阳等中心城市为支点的多核经济圈与市场体系，作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极。现在的问题是，目前这些城市的轴心化功能普遍较弱，对各自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仍不理想。目前香港经济总量约占内地经济总量的1/10,是极化能力最强的中心城市，通过CEPA的实施，进一步强化香港对华南乃至中国经济的极化作用，强化香港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方面的牵引作用，对整个中国经济的空间战略布局无疑是极为必要也极有意义的。
但是，目前，香港升格为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中心面临三方面的困难：一是土地空间狭窄，地价昂贵，营运成本过高，降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二是产业基础狭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无法生存，应变能力差，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内地市场的有效支撑；三是市场型人才较多，创新型人力资源不足，使新兴产业发展缺乏人力资源的支持。这些因素大大削弱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使香港经济的困难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已形成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时刻，香港往往只能作伤心的旁观者。这不仅对香港本地经济发展信心是严重的挫伤，而且，降低了中国整合国际市场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对整个中国经济都有巨大的隐性损失。因此，加快深港经济的融合，充分利用内地的经济活力和市场资源支持香港，使两地经济在融合互补中各得其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香港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
三 深圳的发展需要与香港在更高层面上进行资源互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特区城市，国际资源已成为深圳最大的发展动力。深圳需要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需要参照现代国际标准来制定自身的发展目标，需要用通行的国际规则推动我们的体制改革。深圳市政府最近再次强调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并把这个目标分解为五个主要功能：建设高科技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国际物流枢纽城市、海滨旅游城市和高品位的文化生态城市。这些发展目标符合深圳的城市基础条件，但深圳要实现这些目标也面临许多困难，决非易事。首先，目前世界上的国际化城市都是靠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来支撑的，而深圳的经济增长还主要靠第二产业拉动，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这使深圳无法达到国际化城市所应有的产业结构体系。其次，深圳的证券、币制、税制受中央政府统制，无法变更放开，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无法自主。这些使深圳不能形成国际化城市所需要的自由流通体制。第三，深圳企业经营的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水平不高，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有利位置。最后，深圳城市管理和市民素质的国际化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尚难以形成开放的多元化的国际生活环境。而在这些方面香港恰好能弥补深圳的不足，提升深圳的水平。我始终认为：深圳应该朝着国际化城市方向努力，但深圳还难以单独建成国际化城市，它只有与香港融为一体，才能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与香港共同形成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因此，未来深圳的对外开放定位应该是：以建设国际化城市为目标，以建构深港都市经济圈、实现两地经济的捆绑式发展为支点，加深深港经济融合度，在更高层次上拓宽对外开放面，支持香港建设世界级国际经济中心。四 以CEPA框架为依托，建构深港经济圈
今年开始付诸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对内地和香港两地来说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它明显加快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特别是扩大了服务业的开放度。18个服务行业的香港企业广泛进入内地市场，将给香港商界带来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使香港服务业有了更大的市场支撑，香港可以借此更好地发挥其国际营运中心的优势。CEPA也使内地服务业在开放中获得更多获得学习的机会，加快提升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的结构素质。我认为，在“一国两制”和CEPA框架下，为了强化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建设世界级经济中心，深港有必要在两地国际化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港深经济圈”。以此作为基点，使香港经济更好地珠三角融为一体，使珠三角不仅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排头兵，而且，努力成为世界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经济体。
所谓“港深经济圈”的内涵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一国两制”。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是处理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总体原则。多年来，这个方针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取得国际公认的成就。当然，在实施“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也不断遇到一些新问题。特别在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领域，由于政府操作部门对 “两制” 的刚性难以把握，致使两地经济要素的流动遇到较大障碍，甚至出现与香港交流比与外国更难的现象。毗邻香港的广东、深圳很难按照市场的需求加强两地的经济融合，珠三角也很难把港澳包括进来。
我们认为，在实施“一国两制”和CEPA安排时，应以“三个有利于”为基本出发点，即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于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按照互动互利、务实可行、与时俱进的原则，处理两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具体来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深港两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仍应坚持“井水不犯河水”，继续强调“两制”界限的刚性；而在经济领域，两地则没有必要刻意去分割两地的市场，使“两制”变成阻碍两地经济融合和要素流通的制度屏障。而应在满足两地市场需求、增强两地国际竞争力的共同目标下，软化“两制”在经济合作中的人为阻碍，强调“一国”的共同利益，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结成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一都两区”。由于香港与珠三角在地域空间上连为一体，因此，在CEPA框架下，首先与香港实行产业开放对接的将是珠三角，特别是深圳。香港和深圳是中国两个不同性质的特区。在空间上，深港两地合起来只有3100平方公里土地，在内地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面积仍处于倒数第二的位置。与一些国际大都会相比较，地域空间更显得非常狭小，因此，通过港深都会经济圈的模式，加强两地的经济融合，使香港的营运市域空间向深圳特区延伸，并将都市型的产业链、市场区和生活圈拓展到东莞、惠州，在1.6万平方公里的珠三角东部形成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都会圈。
三是求同存异。港深两地在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深港经济又具有极强的同质性，表现在：市场规则是两地经济的共同基础，提升国际竞争力是两地发展的核心所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源是两地的共同责任。另外，两地经济动力和自然条件的同质性(外力推动的开放型经济、区位、港口)和产业互补性(香港国际化的服务业与深圳国际化的制造业)、要素互补性(香港的资金、市场与深圳的土地、人力和高科技)，制度资源的互补性(香港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与深圳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等形成了两地资源组合的基础条件。目前两地GDP达到1900多亿美元，外贸进出口约6000亿美元，港口吞吐量超过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200万标箱。这表明，两地资源组合所产生的聚化作用和综合实力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两地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产业优化组合水平在世界经济中心城市中也是卓越的。在CEPA的制度框架下，两地经济的融合进入更广泛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它必将在大大降低营运成本的同时，大大提升两地的竞争实力。
四是合二为一。目前深港两地的发展目标定位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如果两地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在同一领域、同一空间搞“双中心”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互补的资源变成互争的资源，1+1〈1。因此，我认为，深圳是不可能单独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同样，香港的各项优势也只有与珠三角融合起来才能做大做强，提升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因此，与其让有限的竞争资源一分为二，相互削弱，不如合二为一，形成合力，实现困绑式发展，构成强强联合的“港深经济圈”，产生1+1〉2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相信，由两个特区构成的深港区域，是中国最有条件建设世界级经济中心的都市圈。
目前有些香港朋友担心，CEPA的实施会使香港的服务业转移到内地，使香港的产业进一步空心化，香港得不偿失。我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同的条件要求。目前，珠三角发展制造业的条件超过了香港，但受币制、税制、中介服务、信息和语言的局限，珠三角发展总部经济和国际商务的条件仍远不及香港，还不会出现国际商家将其总部迁至珠三角的情形，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些公司在深圳或珠三角其他城市设置分支机构。而这不是业务转移，是业务扩张。这种扩张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从上述战略目标出发，我们主张在未来的发展中，用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概念代替过去的“小珠三角”概念，用港深轴心和广佛轴心的“双轴心组合”消弭无谓的珠三角龙头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