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郎咸平现象"并不孤立，可以说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曾负笈欧美，饱学西方自由经济的经典，而后或以经济学教授的"务虚"身份，或以证券分析师、证监会"官员"的"务实"身份，以现代经济社会标准，对20年中国市场化发展深度加以持续的衡量和评估。
他们一再让人们看到中国距离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以及一个自由企业所存在的世界与一个国家控制体系的差别。他们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在一个声音普遍被控制的大陆，这显得十分卓尔不群，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空前的大争论。而每一次交锋都彰现了大陆的进步与限度。
高度与限度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洋的面前。" 2002年夏，在香港维多利亚湾高级酒店里，举办的一次民企赴港上市交流会上，一位来自大陆的民企老总当众动情发言，这被视为当时代表大陆民企心声的经典之语。在大陆国企垄断上市特权的背景下，民企老总如此的动情，就并非矫揉造作。当是时，香港主动吸纳和迎接蜂拥南下的大陆民企，以自由资本市场的气度，意图引领他们进入"国际化"通道，而后扬帆远行。这是对上一个十年香港之于大陆角色的修改。
90年代以来，香港对于大陆经济正在加速展开的三条路线：改良国企，国退外进，国退民进，充当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它是跨国公司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又是改良国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首要通道，它不断输出跨国公司经略大陆，所急需的管理、市场人才，也让南下香港上市的国企，以"红筹股"而闻名。
但这个最靠近大陆的自由经济体系，也以新的角色，输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经验、信仰和操作，凝聚在一些重头人物的身上，北上大陆，影响大陆的政经气象，在这一波浪潮中，经济学教授为先锋，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殿后。
张五常以对大陆"政府管制"最肆无忌惮的批评开局。1999年以降，"张五常热"曾大兴其道。
这位香港大学金融系主任，一头卷发，狂放骄傲，言必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科斯和弗里德曼这些"大师"称兄道弟，这种风格，让受众追捧，也让敏感自尊的一些大陆学人反感。但张的底气在于，20年前，大陆为姓社姓资，大打出手之时，在香港关注大陆的张，就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一书，预测大陆转向"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结构里，产权改革顺理成章。
张一直批判中国渐进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国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长期腐败，并为此开出"中国改革的自由主义药方"，有10条建议：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 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税制要简单；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
或许，张五常曾对"北京的朋友"所进言的，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常识。而其中一些建议所涵盖的方向，在WTO大谈判之后，已经逐步变成一些事实。但张还是被冠以"一个以自由主义为信仰的神学家"，其"自由主义的药方"，被作为敏感的"休克疗法"，不容于"主流".随后，就是资深律师出身的梁定邦、史美伦"北上"，以香港资本市场的专业监管，去面对一个充满无限机会，也充满惊人泡沫的大陆股市。梁、史"北上"的机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香港股市监管的辉煌经历，也在于与当年国企赴港上市的渊源。
大个子的梁定邦，是香港前证监会主席，因朱镕基出任总理时的相邀，以"一元钱"的薪酬，履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随即活跃于政经界，不断发出清晰的声音，呼吁建立"二板"市场、介绍并推动引进QFII制度、成立"开放式基金"，并鼓吹"让市场去管理市场"，带来资本市场新的气象，但三年之后，梁最终还是淡出公众视线。
优雅端庄的史美伦以严格的"监管"而著称，2001年史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与中国股市的"揭黑"运动是一个过程。在这一幕，大陆一些上市公司和市场的标杆，被还原为令人可怕的黑洞和泡沫，让人们看到，十年股市对于维护投资者利益是如何惊人的一个谎言，让人们看到触目惊心的庄家操纵和财富掠夺。
史美伦，以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旗帜，以推动监管立法，引起人们的赞赏。史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的提问，"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国情，监管都是一样的"，显示了这位"铁娘子""不偏不倚，无所畏惧"的信念和执著。
但对比于3年前的高调和轰动，史美伦最终还是在"熊市"中悄然离场。在国有股减持的风暴中，在中国股市立法不断但无法质变的尴尬中，史美伦在其无法改变的"中国国情"中谢幕。他们都无法改变中国股市"双轨制"运行的基本国情。他们也就无法"复制"曾在香港资本市场成功监管的生涯。
变与不变
香港"北上"的东西，与大陆南下的"东西"，持续交锋。
赴港上市的民企新贵，在代替红筹股的风光之后，在证券分析师的专业报表里露出问题。
瑞银华宝的分析师张化桥以"我是投资者的走狗"为旗帜，来对大陆的民企进行评估。他是第一个让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哭泣"的分析师，他曾让杨斌和欧亚农业在惊恐中颤抖。尽管，哭泣赢得了同情，显示了对无情的资本主义法则的抗议。但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时代篇章中，神秘的原始积累所经历的那些必然章节，经不住自由经济那一套规则在"放大镜"下注目。尽管，张化桥宣称以民企作为信仰，以区别对大陆国企的企业价值判断。
但"新民企"本身就是在香港创造的。正如在香港创造了国企的"红筹股".在国企改革以上市为目标的方向上，梁伯韬才能以"红筹股之父"登上历史舞台。香港也利用大陆前现代的政企关系大赚其钱。正如，高盛、美林、所罗门美邦，这些跨国投行，争夺那些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的承销机会。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没有任何一个没有背景的民企能够奢望有此殊荣。所有的人明白，每一场商业订单的下达，都是一场高层的政经公关。正如梁伯韬从"红筹股之父"，很容易就变身为跨国投行经略大中国的先锋。
人们都明白，将一些大型国企推向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是决策层对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通道，期望"资本主义"的严厉监管，能够让国企摇身变为自觉的"现代企业".但这改变了什么？"自由世界"没有改变其垄断的本性，反而在上市国企的垄断要被打破时，恼羞成怒。
典型如2000年中移动之"单向收费"的闹剧，在数千亿的市值在一夜蒸发之后，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亲赴香港向各大基金经理予以否认，才草草收场。
而"新民企"的神话，也是在香港被缔造的。正是因为香港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外衣，国际化的外衣，"新民企"们在大陆风生水起，倍受崇拜，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直到张化桥以"投资者走狗"的偏执，在香港股市阻击他们，直到英国人胡润制造的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在大陆将他们一一送上不归路。"新民企"很快在仰融、杨斌、周正毅等人的沦陷中，丧失了光芒，还原了其背后一个个政经结合的黑洞。
尽管，在利益与原则之间。"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也并不那么坚定。
但这些交锋，让大陆的确清晰看到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所应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