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隆的兴衰一直受到媒体、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德隆的个性和特色使得它不同于普通的民营企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德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正在兴起的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德隆国际董事局向宏主席的看法，我们需要对德隆做比较全面的理性的反思，而不是简单的批判或同情。当然，外人----尤其我自己----对德隆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一个公众信息的有效披露”，也应该说是德隆的特点之一。尽管新闻媒体和为数不多的学者在有限的活动空间内已经向社会提供了不少信息，但全面理性地反思德隆，首先还要靠掌握着信息的德隆企业家们自己。在这方面，向主席的这篇《寻找中国大型民企理性繁荣的大智慧》（以下称《大智慧》）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身为德隆管理层核心成员，而从中国民营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反思德隆，其社会责任感令人赞赏。 《大智慧》一文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其中之一是究竟如何看德隆所采取的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如何评价德隆的企业家们的功过是非，而在于许多民营企业多多少少都在采用类似的商业模式。我的理解，《大智慧》的观点是，德隆的危机基本上是一次由短融长投的融资模式加上债权人信心倒塌而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德隆的战略和商业模式本身是理性的、成熟的、超前的，是国际智力的结晶。我希望能看到向主席或其他德隆管理层人士以后能进一步分析和展示德隆商业模式的价值所在。 从一般道理上来说，一个商业模式或一个企业的价值其实很简单，就看它给社会创造的财富是大于还是小于它所消耗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西方人常说的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毁灭价值。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价格体系中，这具体表现为企业总收益在扣除各项非资本性成本之后的盈余或现金流量，能否覆盖资本的成本（包括股权资本的机会成本）而有余，即有没有正的经济增加值（EVA）。EVA的正负和大小标志着一个企业能够给投资者提供什么样的回报，因而是投资者信心的根本基础。当然，资本市场天生是不完善的，企业家、创业者“怀才不遇”，所讲的故事不能为投资者所理解和信服，也是常有的事情。但具体到德隆，是不是真的如《大智慧》所说的，故事讲出来大家也搞不明白，恐怕是个问题。至少，德隆所面对的这些银行、上市公司应该不至于完全搞不明白、任凭媒体摆布吧？ 如果一个企业确实是怀才不遇，无法说服任何外部投资者，通常的路径就是靠内源融资“滚雪球”式地稳步成长，这似乎不仅仅是书生之见，也是众多成功的中国民营企业所走过的道路。德隆选择的是短融长投的惊险战略。企业家天生就是要冒险的，因此惊险本身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由此导致的资金链断裂仅仅是由于媒体炒作导致银行信心倒塌，德隆应该能够向投资者和市场展示其基本面的长期盈利潜力，通过与债权人和其他潜在投资者的合作而走上“双赢”的市场化重组道路。“市场化的处理”似乎也是《大智慧》很强调的主张。
但令人不安的是，《大智慧》说到最后，落脚到了一个相当非市场化的出路，就是官商联姻。这是《大智慧》提出的关系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官商联姻，于官于商都有好处，双方都既有积极性，又有足够的实力，真正为此付出成本的社会力量在博弈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因此，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失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拨的陷阱。搞到最后，真正能从中获得好处的其实只是民营企业中的极少数，大多数民营企业会因恶劣的经营环境难以发展。在有的国家，从统计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中空式”的结构：一边是政府扶持的几个大财团垄断着整个经济的很大比例，另一边是为数众多的微型和小型企业支持着就业。这些企业在政府和财团操纵的市场上难以长大，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由此而造成了“中空”。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发展确实面临来自政府的很多不必要的障碍。虽然如此，我还是主张民营企业家们考虑吴敬琏教授的忠告：“结交官府不是企业家立业之本”。 由政府出面，选择少数几家大型民营企业，给它们“特别政策、特别资源”，在短时间内把它们打造成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跨国公司，这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政府对自己的国有企业已经讲了起码二十年，现在还在继续讲。特别政策、特别资源，说到底无非是政府请客老百姓买单。今天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等待全国人民买单的以万亿计的资产损失，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各级政府这样“打造”出来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经验，都难以证明这样的战略可以打造出国际竞争力。翻开我们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政府曾经无数次地选择确定五花八门的“定点生产基地”、“重点企业”，给予特殊政策支持，最后还不起银行贷款，还要再给“债转股”。而最后真正在市场竞争中立起来的优秀企业，很多都是那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名之辈。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政府扶持只能把企业做大，能不能做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世界市场放眼望去，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些强大的跨国公司“因大而强“，却不大容易注意到它们的“因强而大”。如果真的是做大就有国际竞争力，那事情会非常简单。我们当年的计划经济，按照它的创始人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工厂”。中国虽然落后了一些，也把整个国有经济搞成了一个大公司。今天再回到那个模式，我们这个巨型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之强，在于其创造经济增加值的能力。只有大多数细胞都在创造经济增加值，整个经济才能增长和强大。因此，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特别扶持几个自己选定的企业，而是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市场机制去落实“优胜劣汰”的原则。而政府选定几个大企业给以特别扶持的做法，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扶持一些企业，等于是歧视和压抑它们的竞争对手，因此其实际后果是破坏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这种做法的基础是一个颇为自负的假定：政府比市场更知道哪个企业最有发展潜力、哪个项目最可能成功。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改革什么呢？ 如果政府真要扶持什么企业，首先应该扶持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因其规模小，在融资、信息等方面难以和大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因此需要政府的适当扶持以恢复公平竞争的态势。全世界的政府差不多都扶持中小企业。但即使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在于选几个企业给予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一些高度干预性的扶持措施，例如政府出资设立担保公司搞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其效果究竟如何也仍然是一个问题。更为有效的扶持措施是消除那些针对和歧视中小企业的政府干预，比如繁琐苛刻的注册登记程序，给执法人员很大自由度的监管和税收规则，以及给予大企业的税收和其他方面的种种政策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