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努力解决问题，却可能变成一次新的愚蠢行动
足球也许可以这么来形容：如果你想和一个不很熟的中国男人找一个可以活跃气氛的话题，那你就和他一起奚落中国足球好了。当然，在这之前，你要先弄清这个人的名字，他不叫阎世铎。
阎世铎
作为中国足球的实际掌门人，没人怀疑他为自己的工作做出的努力。毕竟，在他的任期内，中国男子足球队历史性地进入2002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甲A走过10年并成功转为中超联赛。
阎世铎其实应该算个文化人，1974年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入国家体委之后一直在做调研和法规制定工作，在体委的伍绍祖时代，他是一个体育改革的鼓吹者，并曾经主持《体育法》的起草工作。可以说阎世铎自打在足协上任以来，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着中国足球的改革。
2001年的中国足协深圳足球工作会议是阎世铎第一次在重大场合露脸，在这次会议上，他就把“关于俱乐部参加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申请、审核办法”，交给参加甲级联赛俱乐部联席会代表讨论。这份报告凝聚了阎世铎的不少心血，对于一个在此之前和足球接触很少的人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做出这么完善的改革方案更是不容易。其中的《参加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标准》评定表，则对俱乐部的12个项目进行了细化。他也提出改组足协属下的福特宝公司，结束其官商面目，让中超联赛更符合市场规律，更体现各足球俱乐部的利益。但这些措施也成了各大俱乐部今天对足协逼宫的伏笔。
阎世铎在体育总局的非体育出身官员中属于晋升很快、职位很高的，这主要靠的是他文才出众和善于处理各种冲突的场面。比如在2001年刚上任时，人们对甲A联赛的假球现象深恶痛绝，他就提出“乱世用重典”，对胆敢制造假球的“斩立决，杀无赦”；在全国人民还在奔小康而足球运动员薪酬过高引起非议的时候，他提出足球运动员的“限薪”政策；在接见记者的时候他可以背诵莎士比亚的名句，让采访报道亮点闪烁；在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时候，他会适时地说“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而和各大足球俱乐部老板们喝酒的时候，他又会和对方拍肩膀，称“兄弟”；他还经常对一些足球资深的理论家“问计”，让这些清谈家充满自恋的资本。
但这一切都随着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混乱和中国足球队铩羽德国世界杯小组赛而显得毫无说服力。人们因此把阎的行为进行了另外一种意思上的理解：他主持所谓的“阎世铎新政”是为了清除前任在足协内的旧势力；创造中超是为了自己拿政绩，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国足球的纪念碑上；而善于应付是虚伪，主动承担责任是媚上，在工作细节上的表现得清廉——要求足协官员坐火车参会，被解释成“做秀”和严重的影响工作效率。
总之，阎主席要离开了。10月25日，消息传出，阎世铎被调往体育总局人事司任司长，离退休还有8年的他，其被再次提升的机会几乎为零。
资本者
故事还要从10月2日中国超级联赛上的北京现代队罢赛说起。北京现代队的忽然揭竿而起好像让大家都有点始料不及，得到老板的指示后，队员们在队长徐云龙的组织下退场了。而接下来垫场的人物分别是杨祖武、北京国安俱乐部，再后来就是主角登场，这个人就是徐明这个年仅33岁的亿万富豪。
几乎所有关于徐明的报道前边都要加两个字：“据说”。据说他有很强的人脉关系；据说大连实德的“水深度”要远远超过体育总局甚至其身后依靠的水深；据说大连实德在足球上的资金亏损已经在管理部门的关照下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补偿。实际数据显示的只有3点：在大连这个关注城市名片的城市里，足球的确能改变一个人的地位；大连实德集团在投入足球产业的这些年里发展非常迅速；徐明开始对足球的回报感到不满了。
中国男足于10月14日兵败科威特，让中国足协失去了最宝贵的舆论稻草。此后，在几家中超俱乐部的组织下，所谓的中国足球投资人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召开。10月17日中超委员会会议前，投资人抛出了13份关于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方案，向中国足协要求联赛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在各方面的调节斡旋之下，投资人和足协的矛盾实现了暂时的平息。而一个月之后，中国足球队虽然以7：0战胜中国香港队，却彻底失去了进军世界杯的机会，11月20日，投资人联席会议再次在北京召开。
足球俱乐部不满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中国足协发布的《中超足球俱乐部标准(试行)》，其中有一些规定被称之为完全脱离中国足球现状，例如要求俱乐部财务公开，接受指定部门审计，俱乐部之间无关联关系和超级俱乐部的良好财务状况的要求等，在讨论时就遭到很多俱乐部的激烈反对。而在中超第一年，各个俱乐部财务状况继续恶化，中超赛场管理混乱和足球给各俱乐部带来的场外利益减少等原因，导致“足球资本家”对管理者的逼宫。
管理者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改革者要推进改革，资本拥有者要维护资本的利益，中国足球界就像财经界一样充满了精明人，大家都能以最聪明的手段获得自己想要的。而整个足球的失败却证明所有的精明都陷入了一场令人绝望的囚徒困境。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把一切归结为制度问题，但也许一切问题本身就是制度问题。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努力解决问题，却可能变成一次新的愚蠢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