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鲁冠球到王均瑶 第一次见到鲁冠球是1990年，他的万向节厂在杭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从他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一起站在窗口看风景时，他用一口浓重的萧山口音大声说：“我就是不进城，我要在这里造一个工业城。”
15年后，鲁冠球的梦想已经很接近了，他还在那座被翻修了多次的楼里办公，从他的窗口望出去满目厂房，再也看不到一块绿色的田野。他的工厂已经办到了大洋的彼岸，当年被他奉为上宾的美国商人现在已成了他的属下。在每年的各种富豪排行榜上，他总是能风雨不惊地排在前五位。
我不知道今天的鲁冠球站在那个窗口前时会想些什么……他是在期盼一个更大的厂房？还是开始怀念那片永远消失了的田野？ 第一次在温州见到王均瑶，我们在街头的一个小酒馆里吃饭，那时他还不到三十，一桌子人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自己如何“包天”的故事。后来我把它写进了一篇新闻通讯里，“胆大包天王均瑶”自此成了一个寓言级的人物。 在众多的温州企业家中，王均瑶不是最成功的一个，他的财富在温商中可能都排不进前20名，但是他却是名气最大的一个。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胆大、离奇和出人意料。乔治·盖洛普博士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他们的有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王均瑶就是这样的人。 后来王均瑶去了上海，他收购烂尾楼、炒卖土地，依然是一个很热闹的商人。2004年夏天，年方38岁的王均瑶在上海突然辞世，一度成为轰动的新闻。据一位参加了他葬礼的朋友说，当日细雨绵绵，有两千多人到场送行。 一个胆大包天的寓言就这样戛然而止。 从卡内基到比尔·盖茨 几年前，我采访过日本三洋的一位终身董事，他是当年与创始人井植熏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在珠江三角洲跑了一圈，接触了很多年轻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后，他对我说：“我喜欢中国的企业家，他们跟我们当年一样，很有战斗心。”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战斗心”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这样的用词，但我觉得它很贴切，似乎没有另一个词汇可以如此简捷地描绘出这一代中国创业型企业家们的共性。 从商业史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废墟中摇摇摆摆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盛田昭夫出现了。 在2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拱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时代。他们是一群文化不高、没有任何资源的人们，但是，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手法编造最美丽的商业故事。 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原始积累时代，都出现过这些人，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 再到陈天桥…… 我是在2003年冬天见到陈天桥的。那时候的盛大还没有现在这么如雷贯耳，跟韩国游戏公司的官司正闹得不可开交。在他公司的一个大开间里我看到上百个服装各异的年轻人正在排队办手续，他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他们的游戏密码丢了或被盗了，所以要千里迢迢赶来上海“找”回他们的宝贝。那个场景让我看到了盛大的未来，并佩服陈天桥的创业直觉。 这位复旦学生在两年前凭50万元家当起步，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如此惊人的奇迹。在高步阔行的陈天桥身边，还簇拥着一群从海外归来的博士、MBA。在电梯口，他告诉我：盛大可能会在纳斯达克上市，基金经理估价盛大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0亿元。 我仿佛目睹了一个新的创业时代的开始，我仿佛又嗅到当年在鲁冠球身上散发出来的咄咄锐气。 从鲁冠球到陈天桥，中国企业家已经从年龄上走过了整整一代。陈与鲁的儿子、现任万向集团总裁的鲁伟鼎正好同龄，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商业的旗帜。 20年成长，中国企业家似乎完成了一个代际的传递。但是从成长周期来看，中国企业尚未走完一个轮回，也没有完成彻底的企业家换代，财富仍然在喧嚣中不断裂变重组，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财富阶层沉淀下来。 90岁的感悟 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但是在中国，这种改变才刚刚开始，即便在这一代中国企业家身上也呈现得并不清晰。 松下幸之助曾经把为商者的成长分为三个境界：一是创业家，二是企业家，三是事业家。松下说他自己是从65岁开始，才进入到了事业家的境界。 什么是事业家？松下说：那就是你要有一个超越了眼前战略和利益的愿景。90岁那年，有人问松下幸之助：“松下公司有长远的规划吗？”松下说：“有。”“那么，这个规划的年限是多少？”松下缓缓地说：“500年。” 松下说500年的时候，并不是想吓唬人，松下想说的是一个心态，是一种对未来充满自信的事业心。这就是事业家的境界了。 从企业家到事业家的跳跃，在某种意义上与企业的规模或资本的雄厚并无太大的关联，而更有关系的，却是企业家本人对企业的理解。 1954年，彼得·杜拉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管理学著作《管理实践》，他在书的开始便这样问道：企业是什么？ 50年后，91岁的杜拉克接受采访时依然认为：“企业界到现在还没有理解它”。这位睿智的老人担忧地说道：“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只有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 “鞋子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这是成为事业家的另一个台阶。 这些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听来还是那么的陌生而遥远。 心跳之后的答案 企业家的人生，似乎只是一场关于金钱的游戏。但是如果财富的追求仅仅体现在金钱数字的累进上，那么企业家的人生就会显得十分的机械而乏味，并无比苍白。 美国早期商业巨子、美国钢铁公司创办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一个小气、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在他的晚年，他捐出了绝大多数的财产。他在遗嘱中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同时代的洛克菲勒，是另一个具有同样性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不尽人情的巨人。他赚取了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财富，但在晚年他最终相信，是“上帝派他来赚这些钱，然后再通过他的手还给社会的。”如今，在美国的很多城市，你都看得到他捐赠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是幸运的，他们终身沉迷金钱游戏，享受到了其中的刺激、惊险和快感，然后在临死之前，他们还找到了游戏的答案。 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们，从鲁冠球到王均瑶，再到更年轻的陈天桥，他们都沉浸在“惊险一跃”的游戏中。那么，他们将寻找到怎样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