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后”现象：对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原因的另一种解释

战后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人所共识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令人沮丧的现实又让人百思不解。虽然有关探讨性的论著不断发表，但至今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尝试从—个新的视角展开分析，或许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赶超后”现象：问题的提出

正是不平衡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成为后发展国家加速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发展概念的核心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后发展国家”的概念就是在与“发达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来定义的，（注：“后发展”，既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制度意义上的概念，同时又是—个状态意义的概念。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对各国的比较研究，曾经认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年代。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14个国家中，以日本为最晚。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属于“后发展国家”。参见［日］小浜裕久等著：《ｚｈàｎ＠①后日本ｊīｎｇ＠②ｊì＠③の50年》，东京：日本经济ｐíｎｇ＠④ｌùｎ＠⑤社，1996年版，序章。本文赞同日本为“后发展国家”的观点。）所以“发展就是赶超”。（注：樊刚：《发展的道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4页。）可以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欧美发达国家为目标实现经济赶超的历史。而且“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后发效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注：［日］植草益等著，锁箭译：《日本的产业组织》，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作为经济赶超成功的国家，日本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研究案例。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或许因为过于关注后发展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以日本为案例的经验研究方面，人们把精力主要倾注于有关“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等问题的探讨上，即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为“起飞”创造条件，如何协调“起飞”的推动因素和阻力因素，（注：［美］罗斯托编，贺力平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中文重印版译者序，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却忽略了对“赶超后”问题的研究，甚至当“赶超后”问题在日本发生时，人们还以为这“只不过在经历一种暂时的周期性衰退”而已。对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现实，学术界也表现出了一种茫然和无奈，甚至有学者把日本的这种现象称为“世纪之谜”。（注：田中景：《日本经济兴衰探源》，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代序言。）当作者萌发写作的想法时，竟然寻不到一个现成的概念来概括日本经济的这一独特现象。

受赶超经济理论的启发，作者慢慢形成了“赶超后”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虽然还无法在理论上涵盖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但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在日本发生的经济现象：即，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步入先行国那样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良性循环过程，相反却沉积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它表明，“赶超后”所面临的问题如同经济赶超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仍然困扰着已经步入“赶超后”的国家，或还将困扰着即将步入“赶超后”行列的国家。因此，加强对“赶超后”现象的研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日本经济的失败与它的成功一样意义深远。日本今天发生的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种警示。”（注：［美］保罗·克鲁格曼著，黄卫平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二　日本在实现“赶超后”面临的问题

可以说，为摆脱不发达市场自发演进过程的羁绊，后发展国家政府常常以替代的方式实施市场发育政策和产业政策，所以赶超经济往往衍生出如下特点：

(1)由中央政府将政府规制嵌入到整个经济中，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所以有人将日本称为被“管制的资本主义”。（注：［日］植草益等著：《日本的产业组织》，第98页。）然而，由于传统社会中“关系依赖型”社会特征的存在，（注：［日］青木昌彦等著，魏加宁等译：《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0章；［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9章。）人们又期望通过各种变通手段来进行经济活动，于是，在政府规制的外壳下又添加了某些非规则的内容，从而使行政管理产生了诸多变形。如在日本，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化监督，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一直在相对自我封闭的条件下运行，它们常常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掩饰起来，互背包袱，相互牵制，互拖后腿，最终导致问题的积重难返。

(2)为了追求高速度，后发展国家往往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设计生成一个对实现赶超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然而，由于自然经济的雄厚基础以及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落后工业的广泛存在（在日本所表现的则是其经济结构的二重性），在引进现代工业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紧张的结构压力，而这一压力的承载者则是地方经济。这种状况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采用非规范的办法从事经济活动，进而衍生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与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重大区别。在日本，每1万个人中就有34个批发商，而美国只有16个。日本市场中这种批发商的地域性特征，使它在零售、批发、农业等方面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注：［美］迈克尔·波特著，刘永鸽译：《日本还有竞争力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直到1995年，日本才通过了“分权化推进法”，旨在推动地方政府更大程度地卷入社会服务的设计。日本的“规制缓和”，就是希望重新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重新实现公共部门内部的权力转移。

(3)由于变化的速率过快，现代社会规则和秩序的确立难以保证即时性，传统框架依然以各种形式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每个角落，“非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安排的外壳下大行其道。如在日本就有大量的“例外规定”。在日本，虽有行政、民事和刑事等规制手段，但却很少使用刑事诉讼的法律手段，一般都是以行政指导的方式进行处理。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每年大约处?00件违反禁止垄断法审查事件，其中以法律措施处理的约10件左右，而以警告方式处理的则有100件左右。（注：吴小丁：《日本竞争政策过程的制度特征》，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2期，第58页。）

(4)后发展国家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丁紧张的社会压力。为避免发生政治和社会危机，政府就需要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如救助困难中的工业企业等。因为一个大公司或银行的破产对于许多表面状态良好的企业、对于整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影响。结果，其政府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超载政府”。如1990年时日本的财政状况在西方七国中是最好的，目前则是最差的，累计债务余额已达到GDP的140%。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以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国家和企业财富来保障个人生活水平的状况，不会永久维持下去。”（注：［日］原英资：《日本为何难以推进结构性改革》，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3～4月号，第7页。）这既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国家预算，同时也逐渐破坏了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即“私人自由活动”的空间。

(1)日本政府过分夸张了赶超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某些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忽视了日本与先行市场化国家的实质性差异。据统计，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0819美元，美国为27578美元，日本人的收入水平是美国人的1.48倍。不过，根据同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的计算，东京的物价水平却是纽约的1.59倍。如果以日本的人均GDP除以这个价格差，日本的人均CDP就变为25672美元，这样美国的人均GDP反比日本高出7.4%，如果再加上住房支出的话，美国将高出日本20%～30%。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于2001年底曾评出全球十大价格昂贵城市，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都高居榜首。“内外价格差”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一大痼疾。然而，在经济赶超时期，人们通常见到的只是诸如日本“名列第一”的数字。日本政府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状况使日本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活动合法化了，只要宣称是“政府行为”，那么在政府行为掩盖下的诸如“行政指导”、“下凡”等似乎就是合理的，由此而形成的政府、官僚、财团“铁三角”也很难被打破。（注：［日］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第3页。）尽管经济的停滞已经内生出许多问题，日本政府仍然沉浸在“泡沫经济”的虚幻中，不是努力去查明泡沫经济产生和消亡的机制，仅从谴责在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金融和证券丑闻的角度借题发挥，甚至还十分乐观地预测：“经济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仍在持续增长，完全可以与‘伊奘诺景气’相比。”（注：［日］宫崎义一著，陆华生译：《泡沫经济的经济对策——复合萧条论》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

(2)日本传统体制中的“关系依赖”性也影响了经济体制的深度变革。可以说，日本经济赶超任务的完成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有效支撑的结果。当某项经济职能发生重大调整时，常常会引起其他部门不可预测的连锁性反应。因此，即使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体制性的诸多弊端，下决心调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日本各省厅与其所管辖的民间企事业团体之间早已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交易关系，造成了各省厅的“山头主义”现实，而各省厅之间的利益摩擦影响了经济职能的调整。如20世纪80年代初，各省厅针对通产省提出的《技术集约法（草案）》，围绕职能范围的确定就发生了“争执”，结果，通产省不得不推迟向国会提交法案的日期。如果对其政府职能进行调整，政府权限就可能被削弱，一些政府经济职能也会被新型的公共机构所代替，高级官员“下凡”到企业的道路也会被阻断。如1999～2000年，在日本政府退职的538名官僚中，仍有485人“下凡”到企业。可见，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的某些行政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惯性。

　　三　后发展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盲目乐观造成了一个不幸的后果。有学者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至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注：［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39页。）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赶超是在给定的社会需求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就应该对传统条件下形成的习惯做法进行调整。即便是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赶超型经济体制的作用也是双元的。由于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为经济的持续发展留下隐患。因此，后发展国家在争取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如下问题：

首先，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政府与市场是两种资源相互配置的制度安排。就是说，既不能用理想的政府去替代不完善的市场，也不能用理想的市场去替代不完善的政府，而是要在不完善的现实市场和不完善的现实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能够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掌握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度”。美国学者达尔曾经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政府介入的界域。他说：“只要冲突被认为已超出非政治手段和各种治理机构调节的范围，政府就可以介入。比如在美国，政府一般不干涉劳资纠纷。但是，当一个重要工业部门中（如钢铁业）工会和资方之间持久的冲突要削弱国民经济时，总统就可能出面干预。”（注：［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其次，准确把握环境变化。赶超经济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赶超经济体制也必须发生变化。用日本学者青木昌彦的话说，政府必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变化”。（注：［日］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第10～12页。）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适应性变化”这一概念。他指出：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够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够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注：［美］西蒙·库兹捏茨：《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载谢立中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7页。）比如罗斯福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其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和调节。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又针对经济发展中的“滞胀”局面对其经济职能进行了重大调整，结束了所谓的“大政府时代”，美国经济也由此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美国政府灵活的政策调整，表明了其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把握能力。正是由于在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才有利地促进了美国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日本政府却没有迅速地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采取有效的调整和改革政策，而是深深地陷入了自我麻木的误区之中不能自拔。

最后，形成适宜的制度安排。我国学者张宇燕曾经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并认为“它”应该是建立在生产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化和制度的不断改进的基础之上。（注：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章。）所谓“适宜制度”，就是“可变通的制度”。它可以视社会条件的变化向两极做及时的调整。惟有如此，才能够不断地为新生的市场力量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注：［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同时也有利于政府体制伴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变化”，不至于陷入僵化而不能自拔。正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那样：“对于所做的工作在细节上发生变化时能迅速适应、坚定而可靠，总是养精蓄锐以便应付紧急之事——这些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的特性。”（注：［英］马歇尔著，朱志泰译：《经济学原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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