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失业、利率、衰退，和经济增长是社会生活中的日常话题，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指标都是据以观察，判断和描述经济状况的要素。政府所关心的如何防止衰退和提高增长率，以及控制通货膨胀率；厂商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最大利润，通货膨胀如何影响生产成本，衰退怎样影响销量；居民则为避免由衰退引发的失业和为保护自身不受通货膨胀的困扰而忧心忡忡。如果在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中，还要考虑到进口贸易的状况，一国是否能保持贸易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也是衡量经济是否健康的重要尺度。由此看来，一个国家在总体经济中应达到的目标是：价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下面我具体看一下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的几个方面：[1]
1． 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包括两个方面，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国家主要通过控制税收和支出来影响国民产出水平，但其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政府支出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另一部分为转移支付，这一部分支出是单向价值转移，并没有伴随交换行为，也就是说政府的支出没有伴随商品的回流，政府支出的多少在短期内仅仅影响到总需求，两者是同向变动关系，而总需求又对国民产出发生作用。
税收的变动有双重作用，第一，税收的变动会改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由此进一步影响总需求和国民产出水平。第二，税收的变动还可以对总供给和潜在国民产出水平发生影响。税收的变动一方面影响居民户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影响投资者的收益和预期收益，由此投资者就会随收益的变动相应地权衡数量。如果降低税收，相应地带动投资增长，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和技术进步必然会在长期内推动潜在国民产出的水平的提高，使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发生改观。
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政策手段可进行如下分析，如下图 的LM-IS曲线所示，假定LM曲线既货币市场均衡情况，均衡收入y和利率r，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它可以是增加政府支出，也可以是减少税收，现假定增加支出，则会使IS右移到IS'，右移的距离是EE″，EE″为政府支出乘积和政府支出增加额的乘数，即是EE″＝kg×△g，这就是说，一笔政府支出能带来若干倍国民收入的增加，在图形上，就是指收入应从y0 增加到y3，y0y3＝△y＝kg△g。但实际收入不可能增加到y3，因为如果收入增加到y3 ,则必须假定利率r0 不上升。可是，利率不可能不上升，因为IS向右上移动时，国民收入增加了，因而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增加了，但货币供给未变动（LM未变动），因而人们利用投机需求的货币必须减少，这就要求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抑制了私人投资，这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果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越大。如下图所示，有一条斜率逐渐变陡的LM曲线，一般来说，在经济萧条，收入和利率较低时，LM曲线较平缓，财政政策效果就较大，而收入水平较高，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时，LM较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较小，表现在图中，政府支出同样增加△G，使IS曲线右移同样的距离，即IS1到IS2的水平距离和IS3到IS4的水平距离是相同的，但国民收入增加的情况y1y2明显大于y3y4。
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四年，效果明显，有关部门已明确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未来几年将逐步淡出。目前的问题是，国民储蓄大量集中于银行，银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渠道，而近年来由于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为防范金融风险，又不能过度扩张贷款。因此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扩大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解决我国社会投资增长乏力的问题。据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说，“中国政府将实行适当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今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１５００亿元，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大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等。”[6]2.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和财政政策一样，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处于同样重要地位，属于最基本的政府调节手段。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间接的达到目标，如果增加货币供给量，部分超出人们所需要的货币量进入金融市场，在市场的导引下，债券价格上升，利息率下降，从而增加了投资需求：反之，如果减少货币供给量，利率在货币市场的导引下不断上升，这样会使投资降温，最后的结果导致国民产出的变动，当然也会对就业和增长率甚至国际收支产生一定影响。
在LM曲线形状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下图所示，有两条IS曲线，IS0较陡峭，IS1较平坦，当货币供给增加使LM从LM0右移到LM1时，IS较陡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即货币政策效果较小，而IS较平缓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货币政策效果越大，这是因为，IS较陡峭，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但即投资对利率的变动敏感程度较差，因此，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向右移动使利率下降时，投资不会增加很多，从而国民收入也不会有较大增加；反之，IS较平坦时，表示投资利率系数较大，因此，货币供给增加使利率下降时，投资和收入会增加较多。
当IS曲线斜率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如下图所示，IS0和IS1的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从LM0右移到LM1时，比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叫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强。[3] 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应该采取适应（accommodating）财政政策的利率管理模式，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抑制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以降低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和防止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体现向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倾斜的需求管理政策偏好。经济学界各种不同的学派对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效果众说不一，主要集中体现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一般来说，凯恩斯主义者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把货币政策置于次要地位，而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把货币政策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货币主义把货币政策推崇到极致，认为货币是唯一的重要因素，只要把好货币关，放弃其他任何经济干预，经济就会自动实现良性循环。货币主义虽然推崇货币政策，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者，只是把政府把好货币关看作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事实上英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货币主义的经济实验，表明了起初步的有效性，打破了“滞胀”的局面，但是在提高了经济增长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利息率和失业率却大幅度上升。
3. 收入政策具体指出直接控制工资和价格上涨的政策，包括协商性和强制性两种实施方法。在可以通融的非关键时期，政府对增加工资和物价上涨做出若干条指导性的规定，政府与工会，企业进行协商以限制工资和价格的提高，但在紧迫时期，政府则会以法定的形式进行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也可以称为冻结工资和物价。实施收入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通货膨胀过速扩张。
就限制通货膨胀而言，政府可以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什么还要借助于工资——物价管制呢？其主要原因为：一方面，采用紧缩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财政及货币政策在短期内都主要是通过影响总需求来控制通货膨胀率，这种方法必然导致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降低国民产出水平。美国早1980-1984年间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代价是损失1000-22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其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滞后”性，不能在紧要时刻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因此，在通货膨胀压力难以承受时，政府便采用收入政策减轻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尼克松执政时，美国曾经事实过工资——物价管制。
收入政策是所有政策中最有争议的措施，部分经济学家对收入政策颇有微词，认为收入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扭曲经济关系，损害市场效率。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收入政策固然存在缺陷，但可应一时之需，而且勿需付出惨重代价。
4. 对外贸易政策运用于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还是贸易自由国家，但其运用的方式不同。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实施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关税壁垒、汇率，外汇管制，外贸管制等，而坚持贸易自由主义的国家则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些政策，但主要是政府适时干预外汇市场，甚至联合干预。目的是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以及外汇市场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在实施经济政策时，为了达到一种经济目标，很可能以损害其他目标为代价，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就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降低关税，增加进口，一方面给消费者带来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本国的民族工业，以致可能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出口过多，不但会影响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造成通货膨胀，此间的政策利益不可完全调和。
上面介绍的几种经济手段都是政府通过充当“守夜人”来间接的干预市场的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市场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政府行为逐渐成为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政府干预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政策主张。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市场条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经济事件的影响，尤其是管制失灵，美国首先开始实行放松管制等一系列措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失灵和管制失灵界定政府与市场行为边界，在动态经济中，这种行为边界是比较模糊和发展变化的，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范运行需要政府管制；同时，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管制债效的变化，政府管制行为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通过放松管制提高管制质量和效率。[2]
上述都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指导思想，但在我国的政府管制中还是有一些新的指导思想出现。当前，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转轨时期，政府管制行为有着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我国的政府管制基本上属于行政性管制，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垄断经营者，放松管制，特别是改革性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是在加入WTO背景下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
1． 彻底实现政企分离是政策放松管制的前提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的“计划权”逐渐转化为行业的垄断权，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相应的，政府的管制机构也大多属于行政性管制，自然垄断行业的主要业务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垄断经营。改革开放以来，政企合一的行政性垄断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尚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部分垄断行业仍然被政府部门直接控制。在我国，放松管制首先要解决好政企分离问题，国有资产不但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而且政府要在垄断性行业中转变角色，由垄断经营者边变裁判，为潜在竞争者与在位者以及在位者之间的竞争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2． 放松对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垄断性的行业更具竞争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竞争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从而增强竞争性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国际化趋势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使得国内企业未出国门就必须应对国际竞争。因此，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提高产业竞争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特别是放松政府管制，增强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竞争性行业要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提高竞争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增强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3． 实行“非对称管制”，培育垄断行业新进入厂商的竞争实力
“非对称管制”是指在同一个垄断行业，对在位厂商和新进入厂商实行不同的管制政策，在防止在位厂商利用自身优势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同时，对新进入厂商实行较为宽松的优惠的政策。在放松管制初期，原有的在位厂商仍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凭借长期以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保持着对新进入厂商的竞争优势，它可以采用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交叉补贴、驱逐对手定价等多种策略，以消减新进入厂商的市场占有率，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在放松管制的初期，需要采取“非对称管制”措施，培育垄断行业新人进入厂商竞争实力。
4． 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强化社会性的管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将目标逐渐集中于社会性管制，以人的安全，健康平等和经济秩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为监管的主要内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增长的加快，不少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道义和责任，在破坏生态环境，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加强社会性管制，特别是加强对环境和产品质量的管制，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证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5]
中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调控手段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及一九九七年中国克服和战胜亚洲金融危机的困难和挑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使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 孙亚峰、姜广东 《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2． 丹尼尔·史普博 《管制与市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4． 王廷惠 《自然垄断边界变化与政府管制的调整》 中国工业经济 2002
5． 余东华 《政府与市场：一个管制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