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写于三、四个月前，年底开完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同11月21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管理土地的决定》的新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文件，我认为改革的方向和思路还没有找准感觉或仅仅反映的是“主流”话语体系下两种对应的表达方式。根本的问题在于承认不承认中国国情，在现有国情下用市场化手段操作中国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否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事实上，今天的市场经济大讨论完全陷入了西方经济学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语境，与“文革”手拿“红宝书”不同的是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差别在于拿着同样的“洋本本”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以洋观念先入为主又不深入了解国情或不承认国情也就只好结出今日之“果”了。因此，朗咸平引起了人们共鸣的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中国经济中的所谓“深层次矛盾”事实上就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非市场因素，在“主流”们的错误理念下主导了经济转轨，这个理念下的操作又交由政府在一场旷日持久骑虎难下的条件下操作，因此人为的把问题复杂化了。现在“主流”们仍然为他们的错误“护盘”，政府官员三缄其口决不说一句“主流”话语之外的“外行”话，站在西方经济学家思维角度的评估系统和站在中国现实条件框架的操作体系，形成了如跷跷板来回摆动的现象，这就把矛盾变得深层次了。从传统的条块结构到“分税制”后，突显了“诸侯经济”和国有资产比重占主导地位，地方发展与整体协调，以及各级政府权利与国企的垂直管理的特殊关系及伴生的利益关系相互纠缠。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怎样协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关键的矛盾，这些耳熟能详的问题怎样去解决才是关键的关键。建立一套合理的机制理顺和平衡上述利益分配关系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试图消灭消除这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关系，“主流”们总是往联邦制国家上联系，市场经济的“联邦制”国家是以私有企业占主体，资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流动与政府的行政权利地方利益等等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硬要通过“国退民进”、MBO、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民间力量，以及借外部力量的挤压来改变现有结构重走“原始市场经济”的逻辑正是这十年所谓市场化思维所引发混乱的必然结果。用西方经济及东欧经济的转轨理论诋毁和剥夺原有集团的话语权和理论上的合法性，试图通过发展新利益集团剥夺原有集团的利益，产生了“第三种社会力量”（吴敬琏语）和新老利益集团沆瀣一气是必然的结果。主流们的强势话语地位逼迫人们靠假话生存，包括“第三种社会力量”的顺水推舟的取利。（种下的是龙种生出的是跳蚤。）官员腐败，国企管理者非法掠夺国有资产，借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在地方一些有知名度的企业大肆套取银行贷款任意挥霍，。环境污染，假劣产品泛滥均与此有直接关系，并资本与权利结盟权钱交换带来了最坏的社会示范。形成了“主流”们理论上越得势，操作上越是一塌糊涂。道理很简单，政治经济资源的掌控权绝大部分掌控在各级政府和国企手中，在现行的市场化逻辑短期内是耗散不尽这双重资源的，（政治资源根本无法计量）这个逻辑的运行过程带来的只有混乱，并且，国有资本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格局及种种关系什么也没改变。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操作更像是吴敬琏们“精英”的政治标签，代替别人思考的真理象征，但实践的结果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无效和操作的低能。世界上并非什么都可以跨越，跨越了国情的理论无意义，跨越了国情的操作必然遭现实的报复。从所谓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不是重回“原始市场经济”才能完成中国经济转轨。从现实看错误不在于政府控制了资源，而是有一个不合理的控制结构。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可以证明我的看法，地方要发展要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国企、民企、外企和国有银行，争取一切力量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中央政府要的是平衡协调发展。摆脱“联邦制”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思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分配结构，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才是关键，而制度设计又决非是“看不见得手”的市场化操作可代替的。在上述多重问题并存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能比把握大空间更重要了。因此，我建议用跨区域股份公司（混合所有制经济——文章有详尽说明）的形式，减弱政府在企业中的直接权力（多股制衡、平衡利益、分配资源）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格局，变国企的“一股独大”为跨区域的多家地方多股掌控下的利益共享，互动的博弈关系，同时建立与此相应的“虚拟税收”跨地域联动机制。达到地区税收共享，政企分离的目的。终止“国退民进”、MBO等政策。对于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跨区域股份公司的模式、让他们得到该得到得，剥夺他们不该得到的，但不是全部的剥夺，也不是在“国退民进”中想入非非。这个关系搞清了，扶植民间力量的新利益集团的逻辑就成了个伪问题，（新老两个集团从人性的角度看是一致的，减少大规模的利益转换就减少了行贿受贿的社会成本。）多股制衡条件下股份可以分拆出让、也解决了民企进入的问题。改革需要向社会提供一个确定的信息确定的规则，这样才能把中国经济从混沌的困局中解脱出来。如；按此逻辑建立的开发区（开发区总公司们）也一定不会乱占耕地并会争取利益最大化。（即，在多股制衡的条件下，提供土地的一方一定会为土地估值）多家共享税收利益，无论外资企业进入哪个开发区也不会零低价了。一个独立的地方政府也决不引狼入室的超国民待遇的引资了。跨区域股份公司条件下的企业实现了大企业间垄断性竞争的市场结构，控制资源提高行业进入门槛，用垄断性竞争策略制约产能过剩，（充分竞争是个改变政治格局的政治图谋，垄断性竞争才能产生组织效率、法律、法规、诚信的道德约束，才有条件实现。如；大型零售连锁业，煤电两行业整合等。）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控制假劣产品的生存空间，在共同利益的互动下抑制“重复投资”，提高综合治理水平。通过跨区域股份公司提高煤、电、油、运等行业与地方利益的谐调能力，改变国企、银行业等的股权结构，有了好的市场环境也就必然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带来科技产业进步和产权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按照我建议的模式，跨区域的多元资本结构下的国企，更有利于把握空间和大局，调整资源配置结构，梳理细节稳中求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走地区间协调发展之路，建立中国的转轨模型，走第三条路，治乱中国、操作中国。之二，国家与国民利益的一致性最近吴敬琏似乎又找到了感觉，问；宏观调控“有保有压”的法律依据在哪？并在那有字有闷的谈论市场经济的概念，宏观调控的概念，试图找到某些理论依据。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从“文件”的标题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建立”一词，就有“开始”的意思，是把愿望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如果中国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建立”什么呢？“建立”说明现实与目标有距离，不承认国情拿“市场经济”的假设条件当做真实条件，结果吴敬琏们的市场化手段把中国经济推到了云里雾里，“建立”就意味着有方法的选择，市场或非市场手段就都要考虑进去，没有理由认定只有一种方法是真理。近期国各院下发的32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意见的紧急通知》又是一个新的“调控令”。一下子违规多投入6000亿资金建电厂，违规与调控都在继续，解释这一现象，化解根除这类问题，在现有环境下的中国调控“重复投资”没有什么不对的。但“调控”经济必竟不是玩六弦琴可以任意拨来弹去，调控的目标最终要走向建立正常社会机制或制度创新。中国必须学会自己思考走自己的路，尽快收拾人心！ 收拾人心，是个广泛的话题。近有整顿经济秩序、反腐、治理环境、发展本国产业、以及很个人的话题投资股市等。长远的有寻找民族自信心。人们谈论“木桶理论”寻找其中的短板，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的生存是个永恒的话题，我们不仅在寻找“短板”同时也瞪大眼睛在看这“桶”究竟是否有三道箍儿，我们有没有效率、这“效率”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效率背后是否促进了公平和规则的建立，是否促进了国民利益最大化，是否增进了民族自信心，是否带来了和谐发展和国家的凝聚力。此意正是下文要详说的内容。
（尽信书误国，真诚不能掩盖错误）
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就不能绕开当前的热点人物热点事件，即郎咸平关于“国退民进”中的“暗箱”操作问题，在中国改革的诸多问题中本来是一个表面问题。这场“对话”中的张维迎们已是大失水准，要市场自由，不要言论自由，到是一大看点，不知是沾了“官气”还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不堪一击？总之，表现不及格。《商务周刊》2004年8月第16期“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这篇文章到有些新奇的内容，通篇谈论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及利益集团或官僚集团问题。其中，我注意到了三个人物吴敬琏，张宇燕，魏加宁，都是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复杂性，及“吴市场”们的理论的苍白操作手段的低能，或从根本上就没搞 清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关系。对他们准确的评价是“内心矛盾，胸无良策。”吴认为：“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有可能催生官僚利益集团，在转轨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希望以行政权力在市场混乱的条件下，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弄权寻租,甚至设租。他把这些人定义为第三种社会力量。这篇文章中吴敬琏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十分虔诚的在搞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伟大事业，但他们塞进了“私货”。我感到有些奇怪，“经济人”吗！一定是由着性子来，要搞市场经济千万别指望让别人当“良民”（经济人偏好，好像是经济学常识）只能按他们的规则做游戏，有可能吗？只许好人点灯，不许坏官放火，看起来是个好逻辑！吴敬琏们手中有什么资源掌控这个环境？既然“转轨”是利益结构大调整，你是否有好的规则平衡利益，有足够的能力调教不守规矩的人，反之一定是规矩不到位。文章中吴敬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顾，一部分有权力的人利用体制漏洞发财致富，到“转轨”时期借混乱的经济体制从中浑水摸鱼，并担心第三种社会力量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可使改革陷进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泥坑，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这些话很政治看不出其中是在检讨、反思、无奈、还是转嫁责任。这让我想起了老故事片《南征北战》中的戏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事实上有实现市场经济的愿望和愿望的实现是两回事，只有把时间，地点，资源都搞清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现实“转轨”过程。以西方的转轨理论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做参照，不辩国情不深入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他们以为很懂 了）希望通过“国退民进”发展民营经济，民间力量，发展地方经济实现权力利益最大化争夺话语权和借经济全球化的市场规则或外国资本的力量多重施压（有请洋救星的感觉）来完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这样一个粗糙的理念指导下，逆势而动不要过程直奔主题。结果处处碰壁并理论的流毒甚广，成为了很多人想当然的思维方式，这是典型的洋教条式的逻辑，也是当下各层面的矛盾混乱，产生的主要原因。中国现有的实真条件是什么样的，也是本文后面所述及的问题。法学家贺卫方教授说；“有许多迹象和趋势表明对改革合法性的理论支撑资源,看起来有一点走向枯竭‥‥‥。这使我们感受到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冲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国经济搞到如此混乱的时候，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们和无可置疑的理论实践，恐怕我们这些外行人站的远些看的更清楚。在此，我将从以下几个问题做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º 用粗糙的理念扭曲了“转轨”过程，“主流”们不通国情，做出了大量与真实条件相悖的操作。
º “诸侯经济”导致局部“获益”整体失败，各级政府对政治经济资源有绝对控制优势的条件下，首先要改变现有“行政分权”模式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的“条块”结构，不能反映或促进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享、能量释放、相互监督、相互博弈的互动关系。地方之间的利益争夺和碰撞在政府或国企占有优势资源的情况下，为发展地方经济地方与中央又转化为“群鼠戏猫”的混乱关系。“政绩工程”、经济“过热”都属于此类。重要的是按照跨地域的思维配置资源。º 在竞争性行业提高门槛，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建立市场规则的重要手段；传统社会是靠家族行邦操控行业或市场规则。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一种约束方式。计划经济的管理链解体后，政府行政力量约束和以大资本大企业（寡头垄断）为事实形态约束，跌进了双重因素都缺位的失控状态。（诚信不是讲故事，而是要有实际的举措。）吴敬琏们的“原始市场经济”是个不承认历史不承认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是个鬼辩。是一个脱离了改革之路的“精英革命”。º 用行政手段和政策优势建立跨地域股份公司；实现大企业跨地方政府的多股制衡并以混乱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的企业。用跨地域的“虚拟区域税收管理方式的双链利益机制，平衡地方之间的利益促进资源合理配置。通过多股制衡的企业结构和虚拟跨区域税收管理的双链结构，抑制地方利益无限扩张，改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垂直管理关系，抑制“政绩工程”，“拍脑门工程”和“一股独立大”的股权结构，有了约束机制也要给足激励机制，把企业的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所有的大型项目不再给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是由多个跨地域股份公司竞标去争取项目。更重要的是以此，使信息更公开透明，使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能量得到释放。º 今年12月11日后放开外资零售业进入中国的管制。民企们闹腾了一年时间毫无进展，归根结底是他们自己不够量级，也没有什么机制使之获得资源，如果没有有效的抑制手段外资和他们的供应商“雁陈”们用不了。几年就把本土传统产业企业中的绝大部分挤 出主流市场，本土企业的产品本土市场都找不到销售出口，那么发展中小企业的道理又在哪呢？企业在本土做不大又凭什么“走出去”呢？为防止国家还没有走出城乡二元结构又落入了外资控制下的“新二元”市场结构，用跨地域股份公司的形式，集国家的优势资源（如：国债）尽快整合资源抓紧市场布局。否则我们只好为吴敬琏、张维迎们在秦桧的侧旁铸一座跪姿造像了！（爱国是因为国家时时处处在维护我们的最大利益，现在一些学者官员说话办事无法让老百姓认同，他们更像联合国的外宾。）―――――――――――――――――――――――――――1993年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是现阶段的真实条件的反映，就如同自1978——93年，改革在中国迈出第一步起，从解决温饱到解放思想,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和中国对外部世界逐渐加深认识,完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有其阶段性或特定的含义.一, 与此参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1)私有财产（2）企业和选择的自由（3）自身利益的主要动机（自利的经济人）（4）竞争（5）依赖于市场机制（6）有限的政府作用。两相对照就可以从中看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市场经济”有很多条件极不相同。（各级政府掌握政治经济资源，国有资本有绝对优势。政府有多少立项审批，多少控制和价格管制，等等）中国做为经济转型国家，是按西方现成的经验或教科书削足适履，还是以中国现有国情为起点来探索发展和完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呢？事实证明，至今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是西方及东欧和前苏联等地的学者都没有拿出令人可信的理论，同时中国又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成为其中的另类，与东欧和前苏联的可比性又减了一层，（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模式本身就差别很大。）所以，在中国改革25年后的今天，总结自己的利弊得失才最重要。“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中国的经济向市场化过渡，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修改条件，把转轨经济修改为和国际接轨的“接轨”经济，这一修改就把“国退民进”变的可操作了。把“国企”生存的合法性从理论上剥夺了，尤其是受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影响,“国企”成了“众所周知”毫无价值的大废物，“整救”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就合法化了。这个修改的用意就在于，有了私有财产私有企业“接轨”国际上“标准”市场经济就又进了一步。第二个要修改的是政府行为；中国“足”适外国“履”。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行为：一，约束政府的行为，不能任意干预经济，二，政府有约束经济人的职责，三，政府与市场要做第三方，做有限有效的政府，做“守夜人”。提供公共产品。以上三条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谁又说不是呢？约束政府对经济的任意干预“学理上正确”没话可说。但现实又回到“转轨”上来了，计划经济留下的资产是国有的政府还得管。政府手中有如此大数量的国有资产不管行吗？理论与操作本来是两回事，现在是“边设计，边施工”很可能是事与愿违。“大胆想象，小心求证”，这个理论是否经得住“求证”。求证了是否有操作性。没有操作性一定缺少必要的环节。那些亏掉了底的上市公司，能把股民都蒙在鼓里，在全国大范围的操作“国退民进”，靠什么让公众获得准确的信息呢？“诸侯经济”产生的“投资饥渴症”，引发了经济“过热”政府不管行吗？行政需要“干预”说明这个市场有问题，孩子掉河里要淹死了,能不干预吗？“干预”是前提，学会游泳是后话。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使得政府无所适从，政策多变，不仅企业企业家对环境无法预期，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如此。在“主流”们看来这也不像市场经济，于是就提出了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民间力量，通过加大地方分权消弱政府干预的作用，借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希望通过成熟市场的规则制约政府行为。结果，民企和地方政府一起不择手段的以“国退民进”为名，“分肥”国企捞“浮财”，降低门槛搞“重复建设”与外资搞出了“超国民待遇”等等。政府一管就是干预，一放（不管）又带来国有资产流失，土地资源流失。由此，带来了管理者的“两难”和现实的无序，以及社会上各个群体的癫狂。因此，这十年的经济转型走进了一个怪圈，“国退民进”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民进”提高效率争取社会上更多人的共识，和私有财富的聚集争取更多企业有自由选择的发展空间，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抑制和消弱行政干预对其发展的影响。得到经济资源就可间接得到政治资源理论上是可行的，并在现实中“主流”们也正在左右着中国的走向，从宪法到中央文件也可以看到“民企”的地位在逐年提高，“人大”“政协”的影响力也在加强，但是“主流们”把事情想的太容易了，各级政府手中的资源远比想象大的多，经济资源还可以计量，政治资源远无法计量。因此，选择了市场化就选择了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也就选择了法治下的游戏规则，也意味着有多种声音。多人参与决策，一种理论和行为是否有合法性就要接受检验，不是你是否“学理上正确”，而是多方利益群体的博弈和利益平衡中选择，经受不住这个规则的考验就毫无意义。9月29日《人民日报》“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的文章，也可以算做对“郎咸平现象”的回应。（真实环境真实条件的中国经济）“诸侯经济”是中央与地方传统分权方式的后遗症，这是第一层问题，结束了计划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在失去了原有“计划”约束的条件下，企业需要跨越出本地区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造成了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紧张，（深层因素是企业投资和资源控制都在政府手中，怎样实现地方之间共赢，下文另议。）第二层也是个中国式问题。政府的双重身份，政府不仅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各级政府手中掌握着企业，土地，金融和行政权利等等的参与下，公权和私利分不开，政绩和业绩也分不开，有了这些“激励”因素，约束机制也只能流于形式，不可能产生“硬约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了政府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管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地方之间的各自利益形成的壁垒，其结果，政出多门管理失控。（地方“诸侯”们像一群鼠在相互掐架，与中央又是群鼠戏猫式的利益机制设计。）“诸侯经济”引起的投资“过热”，假劣产品泛滥，环境污染，贪污腐败，都是在这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同时形成的。希望通过一两个条件的变化摆平所有的问题显然不可能，而且使利益冲突更加剧烈问题扭曲的更复杂。在非市场因素远强于市场因素的条件下，希望通过“国退民进”发展民间力量，发展地方经济实现与中央分权，（后者更是逆向操作，）借经济全球化的外部力量和规则，改变力量对比的结构。（事实上一个大国内部的力量要大的多）现在看，十年“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为回归市场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转轨”理论拼凑条件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来混乱，理论上的“市场经济”与真实的环境是两回事，这个“皇帝的新装”必须说破。十年的“市场化”本应该越来越有序，企业越有竞争力，结果中国经济始终没有走出混乱的怪圈，吴敬琏们深知用“坏理论”和错误的操作把经济搞乱了，就祭起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个法宝，大谈“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并发明了“第三种力量”。这是什么逻辑呢？饭做坏了说给我的原料不好，就是不对错误认帐。“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的操作，低估国有资产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乱的一塌糊涂，他们从来不对错误认帐，其实只要是能支持“学理上正确”的他们就赞成，否则就反对。民航，电信等企业服务、价格进入壁垒等问题，开个听证会就完全可以了，国企的发展改造也需要时间和过程，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与国外有差距是个公认的事实，有限的竞争不等于不竞争，制造原子弹，或航天工业是独家的买卖也是竞争。是和国际巨头们竞争。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们的竞争已经争到了海外资源，在国内也争到了储存，运输，加油站，这些企业正在成为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是成长中问题，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无关大局。“主流们”不过是以行政垄断、服务价格等问题、放大了说事。以此向高收群体布道做秀，证明他们的失败是行政干预第三种力量带来的。经济搞乱了他们还是“学理上正确”的。吴敬琏们为什么不拿出时间来研究下广大弱势群体的“开门七件事”呢？看看央视的《产品质量报告》《焦点言谈》从毒大米、民工粮、毒酒、四川筠连县的假劣苦丁茶、地沟油、工业盐（当食用盐或用于食品加工）阜阳毒奶粉、高农药残留的蔬菜，不胜枚举。除去历史上灾荒之年，日本侵略中国，60年度荒，吃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三合面，麸子，还有什么时候比这十年让人们对食品更不放心呢？（是这个群体太沉默了太不屑一顾了。当然以上并不是和60年饿死几千万人比）河流湖泊污染了，千年红豆杉的树皮剥完了，挖甘草把草场生态环境破坏了，小煤矿把居民住房挖塌了，小金矿造成上游水源污染，地方官员也腐败了，（多少溢出成本转嫁给了社会，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充分竞争吗？）这些年靠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骗货骗贷，偷漏税款做假帐，行贿受贿卖批文，低门槛乱占耕地搞开发，高效率的“血汗工厂”，流氓强掠式的经营，（黄，赌，毒不在其类“合法”的经营空间已经不小了，）一个社会一但失去规范，所有人都有理由疯狂，要命的是“主流”们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其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主流们”对国企的问题大加挞代，对以上问题为什么无所作为呢？他们惟一的解释是“转型”的代价，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是个头。如果是遥遥无期，不是把人心人气都搅散了吗？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不能支持他们“学理上的正确”，“主流”们也不屑一顾这类问题，在他们看来“转轨”的中国用吴敬琏的说法叫：“原始市场经济”，如同300年前的英国，200年前的美国，在混乱中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惜用“文革”式的“不破不立”，实现壮大民间力量的目的，以抗衡“行政干预”。吴敬琏们希望有一个“原始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来发展“民间力量”，又希望有一个现代的法治政府，高效而有限的政府，把两个不同时空的力量付与吴敬琏们这有可能吗？这个“吴问题”一定是个世界难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世界银行（1993）通过对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考察，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虽然在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替代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产品与要素⒈（资本、劳动和外汇）市场仍然被各个地区分割成碎块。⒉产品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投资）与海外的流动性联系，看上去比国内其他省份的流动性联系更容易一些。某些省的经济行为就像一个单独的国家而不像一个大国的一部分。”抄录这段话有心的读者一看便知道11年前和今天的情况又是何其相似呢？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今天的利弊得失。事实上从1956年由前苏联帮助中国制定的第一个5年计划两年后的1958年，中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之路。与东欧和前苏联以职能和专业化“条条”原则为基础的单一形式不同，中国是以层级制的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即，由中央到地方是一个垂直关系，地方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也是垂直管理关系，每一个地区有自己的权属范围，地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所谓“条块结合”的模式。经1958,1970,和1978～1993年（改革开放）有三次行政性分权。从这个简单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自由度相对较大，通过历次的“分权”地方政府保留和建立了一批规模不等的企业。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这种层级制的条块结构也暗合了农耕时代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改革开放之前各地的企业按计划生产，按生产计划获得上级部门提供的原材料等物资供应，产品按分属不同交由本行业的批发站，配发到各地二、三级站直至零售企业，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管理链（现在回头看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全国像一架机器一样把市场给管死了，也算是“天才”的设计。哈哈）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企业放权，以及包括个人承包企业等激励机制的各种政策放活和民企，外企的进入，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随着各发展较快的地区产品跨地域扩张，（尤其是合资（外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的目标就是全国市场）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区（块块）之间相安无事平行的平衡的利益格局被完全打破了。（计划经济也有竞争，争上项目，争政绩，有了1958年“大跃进”和“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的企业。“文革”也有竞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斗争）有了“棉花大战”等原材料争夺战，有了防止外地企业产品进入的地域分割，市场封锁。有了今天著名的“诸侯经济”。改革开放后最明显的产生了几个变化。一、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解体，企业由过去的“完全垄断”走向了“完全竞争”。（如同世界银行（1993）考察所得到的结果一致，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约束一经消弱，原有的原材料供应，产品及产品渠道都进入了自由流动状态，每个地区每个企业也脱离了原有的行政约束，似乎变成自由经济的“完全竞争”。）二、地区间原有的区域平衡状态被竞争代替。（地方之间昔日的“邻居”变成了敌人）三、地方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连在一起。即；政府掌握着资源，或政企不分。四、产生了只有竞争没有共赢的格局。（地方之间的资源难以跨地区整合，只有死拼。）从中央“计划”退回到家庭族群自给自足方式（农耕时代的）经营模式是否能发展成为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企业并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呢？结论是否定的。如果没有国外大资本的外部挤压（尤其连锁超市类新型业态垄断的挤压）没有各级政府掌握资源所带来的利益纠缠和地域分割等因素，自由发展是可以的，但现在这个“如果”是不存在的，在资本、商品、信息高流动的大产业时代，落后组织形式的企业必然生存在底层。用道格拉斯8226;诺斯的话说；制度变迁是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由计划经济存留下的大中小各类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国企或曾经的国企现在变成了各地方或私人的企业，即所谓“人人有其田，”式的“完全竞争”。今日市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拿国家投入的资本像切豆腐一样把企业化整为零“打内战”呢？（有人说国企没效率，我要在后面探讨）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前10位没有竞争性行业企业，前20位没有一家零售企业，世界500强排头兵都是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没有大企业主导的市场必定混乱，中国的大企业以垄断性行业的企业为主。意在国家安全，竞争性行业的“完全竞争”，也可导致“水”亦可覆舟的结果！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法律缺失规则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产业集中度太低也是引起市场秩序失控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制度环境和产业低集中度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一个说法叫“法不责众”，或叫治理成本太高。今年，调控宏观经济“过热”，圈占耕地，重复投资，拉动了煤 ，电，油，运的紧张，粮价上涨等等还有太多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可股市却寒气逼人，90％的股民正赔钱，券商也在赔钱，本土企业竞争乏力，外资企业却发展良好。各地在大搞 地方经济，如汽车工业各地都在搞。“铁本事件”不是企业本身在搞，也不仅是地方政府在搞，一个资产3亿的企业怎么玩出106亿的项目呢？说明银行有放贷的需求，三者结合就搞 出个“铁本事件”。为了吴敬琏式的理念三者跟中央政府玩“拉破头”的“赌命”游戏。地方政府在整合内部资源如上海的“百联”北京的“首旅”都是典型的“诸侯”经济。又如，先前的“西部开发”后是“振兴东北”，还都是地方经济的投资模式，这能不低水平重复投资吗？在“诸侯经济”利益驱动的思维模式下，企业越多越快的扩张越混乱越接近整体的失败，这就是所谓“过热”的怪现象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人为的阻隔资源跨区域配置，市场一体化或市场经济的逻辑在着毫无意义。在各地大把花钱投入搞 地方发展的时候，外资在按部就班的收购整合在布局，如：活尔码，家乐福们和他们供应商的“雁阵”们，而中国本土企业在边缘化。股市为什么低迷，看看上市公司主营产品的市场份额（小而全的多元化企业）就再清楚不过了，（都是地域分割下的上市公司）我们随便查找几个行业，产品同质化，几百几千家同样产品企业在死缠烂 打，打价格战，打低门槛竞争，这些企业偶尔也搞搞价格联盟，采购联盟之类，但毫无作用，带有各自地方利益的企业和宁为鸡头的民企“大哥”谁也无法整合这个市场。那些品牌经营，企业要搞专业化不搞多元化，搞差异化竞争，企业要有诚信等等“真理”在这里都成了屁话！（或有小概率成功者）外资企业玩的是大资本，大企业之间的垄断性竞争，少数大企业间多品牌竞争，只有在大企业掌握了绝大部分市场垄断性竞争的情况下，才能有一个理性的市场，企业才有较为稳定的盈利预期。（成熟的传统产业垄断性竞争在没有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条件下是没有人冒险进入的。而中国“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靠降低门槛的逆淘汰搞的国无宁日。）中国有多少如：酱油，醋，涪陵菜等等传统产业的厂子都被外资收购了，还谈发展中小企业实在是怪异的事，在同一个市场外资企业玩着不同的游戏，还在研究诸如品牌经营搞专业化，差异化竞争，等微观问题还有意义吗？（仅中国服装业就有90多万个品牌，一个企业凭什么胜出建立品牌？）散小乱差的企业“完全竞争”是产业低集中度的一种形式，“诸候经济”分割市场，资源无法整合是产业低集中度的另一种形式。美国18%的公司控制了89%市场份额，大约有二分之一的制造业企业为寡头垄断企业。因此，不会出现中国市场这样的低级错误，大企业的垄断性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常态，我们看一下美国市场，《经济学》1996年的资料就可以知道一个成熟的市场是个什么样子。公司 合伙企业 个人独资不同企业所占比例 18% 7% 75%销售的市场份额 89% 5% 6%（用同样的资料，一些学者从中看到的是小企业可以解决多少人就业，这是个本末倒至的大误会，中国这些年来的种种乱像正是中小企业间的“完全竞争”和诸侯经济“双重问题的具体体现）再看一下若干高集中度的美国企业，四家最大企业产量占行业总产量的百分比（原表中有21家）前三家比后三家粗铜 98％ 摩托车及自行车 65%香烟 93% 肥皂及清洁剂 63%啤酒 90% 草坪和花园用设备 62%如果在一个行业内有四家企业控制了市场份额40%以上时该行业就具有寡头垄断的特点，用这个标准衡量，大约有二分之一的美国制造业为寡头垄断企业。以上两组数字，我们可以想见市场规则和行政管理是可以通过负责任的大企业间的良性竞争来实现的，法学家贺卫方说过“责任可以因为人多而趋向模糊，荣誉可能由于人多而微不足道，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解释大企业间的垄断性竞争于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积极作用吧。与西方用几百年发展起来形成大企业垄断性竞争的格局不同，中国有理由用“行政之手”重新调整重新配置以国企为主的资源使之更合理。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关系中，重新调整行政分权模式，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改变相互对抗的结构，实现地区之间利益共享，利益集团能量释放、相互监督，相互博弈的互动关系。组建跨地域的股份公司和地方税收跨地域的虚拟管理机制(下文全面说明)调控大的利益格局，在流通业、物流业，资源类等行业作出示范，形成资源掌控优势促使本土各行业的整合。也可以换句话说；以往的错误就是没有按照跨地域的思维配置资源，实现以大企业为主体在跨区域的市场空间中垄断性竞争。（计划经济与“国民无待遇”的国企。）一个常见诸媒体所谓“众所周知”的国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吴敬琏们的“原始市场经济”中民企们主要争夺的资源——国企是个什么样子，了解他们是为了分析过去的思维方式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受当时条件影响理想化了的，以便真实的了解国企或计划经济的思想脉络。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及1964年后“两弹一星”，对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洗刷百年耻辱振兴民族精神永远是功德无量。在这背后是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撑，受“老大哥”模式“成功”经验和意形态的因素影响走上了计划经济之路。如前所说，当时的领导人是有创意的自1958年后，中国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之路。当时政策的合理性在于集中资源办大事，或更大的意义在于社会化的产业组织形式跳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姓氏组群，尝试了一把结束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走向人人生而平等的实验。但是计划经济也陷入了僵化的局面，这也被时间所证实。历次的变革总是伴随着正面的反面的经验和教训，人类也是在不断的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成长，同时变革也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中发生，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到中国变成了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在现阶段的中国“见单照收”恐怕也是有些迁强，世界上至今还不曾有过“原则一致”就必然结果一致的事情发生。（条件一致才能结果一致），用70年证明了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学理上正确”的“原则一致”无法证明中国今日的混乱局面不会走向“坏的市场经济”不会持续这种“充分竞争”下的癫狂。结束了计划经济把国企从大统一的“完全垄断”彻底退回到“完全竞争”来了个“文革”式的不破不立。有如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因此市场经济也要从ABC和老外学，把中国退回到“原始市场经济”这个原点。现在有人提到外资企业称之为“超过民待遇”称民企为“非国民待遇”，如果真正了解过国企，就会知道“国企”是“国民无待遇”。现实中的国企，一个经过十年动乱后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的国企，以及和市场经济完全另类制度设计，没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还承担着历史的负担政府的指令，甚至是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经营着的国企，（非企业自主经营）并改革的每一项政策对国企都大为滞后，向政府上交了极高的“税利”，为职工负担了无限的责任，（生老病死，尽管是低水平的甚至“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也不能辞退一个）办体育修公路搞形象工程等摊派都是政府在搞，层层桎梏下的国企和各类新办企业没有可比性。在政府下令承包，下令靓女先嫁高管人员出走“下海”，企业研发多年的技术流失，面对乡企民企“灵活”的机制和对外资有如敬神一样的优惠政策，和外资的新产品新技术，全新的营销手段，巨大的压力与诱惑以及动荡和前途无望，有多少人有足够的定立，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能自己做主呢？总之，国企的无效率是政策的僵化导致的并非企业人的无做为。由其是国企中的老同志们有从当年山西商人等等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底蕴，才有了解放后的国家财富积累，才有了今日的大型企业，（那一代人兢兢业业耿直认真的工作精神今天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有这些人积累的财富以及大国先天的资源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才有了今天的乱而不倒。国企的问题错不在企业人，而是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完全垄断的模式，或应该改动的是管理模式或制度设计，（至少是需要这个过程）如同今天人们说政府干预市场一样，是政府曾越俎代庖严重干预了国企的经营。（按现代企业的设计，董事会的成员是个博弈关系，董事会决议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企业管理层由董事会任命，企业的经营活动股东不能干预，但国企在一级政府的领导下，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甚至政府某个人的好恶“一股独大”就决了企业经理的命运。）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是企业人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家，更不是西方教科书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结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命运多舛的国企曾经历的煎熬，知道了曾经发生过什么结论才接近真实。关于产权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明析产权不一定私有化，所有权与产权是两回事。如同银行的信贷资金是储户的存款，储户是这些资金的所有权人，银行通过支付利息从储户那购得了资金的产权。这个逻辑也能解释美国那些大企业，基金等大型组织中大股东股份并不高，但能努力为每个投资人服务让财产增值。新加坡的“淡马锡”是政府投资为什么有好业绩呢？是因为有良好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决策机制，有序的制度环境，没有诸如“国退民进”等让掌握权利的人想入非非的空间，明析产权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作用变成了“国退民进”的理论工具。综上所述，中国的改革要从梦里回到现实，首先要承认历史，承认计划经济留下的这份遗产承认国企重量级的地位，无论你把今天的经济称作“市场”还是“计划”，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用“国退民进”经理层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和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等力量来改造政府是十分可笑的，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私营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6.02％，就是这点“成绩”我们看到的非法手段多于合法手段，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了。我们不知道在折腾下去中国是什么样子？但好在我们通过这个过程看清了中国改革问题的实质，改革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左或向右，而是首先解决传统的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所没能解决的（地方与地方）跨区域资源配置，政府手中强大资源释放，实现多方利益共享，相互制衡的结构，破除地域分割的“诸侯经济”。发挥政府手中的资源优势，建立以地方政府为单位多家（地方）共同出资的跨地域股份公司，（利益共享、相互博弈、相互监督）通过强大的资本能量释放改变现有环境下企业“完全竞争”格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在成熟的传统产业、流通业、物流业、资源类产业尽快实现“垄断性竞争”。我们回顾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从中可以寻找到一些有意的内容和线索，哪怕是为阶段性的衔接有帮助也算是换了个思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按照这个文件的思路。因此，我提出以各地方政府为单元，以不同地域的“出资人”自由组合，（主要指国有资产）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模式，实现地区之间利益共享，资源跨地域配置，相互制约的横向互动机制。并与当地税收利益捆绑，采用地方税收在跨地域间的虚拟化设计，消除原有“行政性分权”条件下地方之间利益相悖恶性对抗的问题。（政企分开，多股制衡）。注：税收跨地域虚拟化设计，完全可以操作，可用属地（公司注册地）收税多家分配，轮流检查，网络管理。61472; 我把这种组织结构的企业模式称为；跨地域股份公司。一、 出资：各地方政府管辖下的机构，国资委（局）金融投资公司和中央划拨的资金或国债，（过去几年扩大内需有多少国债都花瞎了。）二、 跨地域股份公司（董事会）（一） 如：5家不同地区的“投资人”（股份各占1/5）各地税收分配也是各占1/5，无论将来那一方投资人减持股份，税收分配比例可以不变。（二） 民企，外资参股，可以共同与地方（5家投资人）成为共同发起人（组建公司）并应充分考虑小股东在董事会中的权益。（三） 公司管理层；由董事会聘任职业经理人，出资人（懂事）只动口不动手（按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决议）委托公司管理层负责经营活动。三、 用跨地域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股权多元化，各地方政府通过共同出资组建公司实现利益共享，资源共享能量释放，（即所有中央政府提供资金，审批的项目，土地都由跨地区股份公司共同参与竞标，而不再把项目（建设经营）土地使用批给某省某市，抑制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实现资源跨地域配置。）多股制衡的股权结构，已不在是某个人的长官意志或某地方的利益，增加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通过地方政府的规范方式进入使地方利益和资源能量得到释放，同时又抑制了个人动机，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垂直的领导关系，（一个地方政府只是这个企业的股东之一）因此，实现“政企分开”和资本硬约束也更近了一步，（多种性质的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由此，减少了重复投资的冲动，优化资源配置，抑制“政绩工程”“拍脑门工程”“一股独大”和乱占土地，（如：5家出资人，以土地出资的一方一定要对土地有一个合理的估值，好对当地农民有个合理的补偿，对项目给环境带来的污染都有合理的评估，其他4家也同样会如此要求争取利益。即：开发区的土地不再行政审核，多个跨地域股份公司的共同出资成为开发区组建者和土地的买方。外资企业的开办注册，放入多股共享的开发区内就可以有多家政府共享税收利益，就不会“零地价”或“超国民待遇”。）增加了内部博弈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跨地域股份的“多股制衡”和规范模式运作，抑制了地方长官或利益集团腐败谋利的可能性。而这些年来的经济之乱的主要原因就如老百姓所说;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充分竞争一定是地方各自利益最大化，有再多的行政命令也无济于事。
四 国家项目或地方的大型项目，过去是委托一家地方政府或一个中央直属部门，结果造成了地方政府“跑部”中央政府各部门搞 行政性垄断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了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和项目政策倾斜“跨地域股份公司”就能发展起来，地方的“跑部”和“行政垄断”就可以得到抑制，这样也可以有更多的项目间接的下放给地方政府，如建电厂，铁路，公路，港口，减少了重复投资所造成的“过热”，并可以使国有银行的资金运用的更合理更有效率。调动积极性，增加地区间的凝聚力，平横东西部利益，（不再搞西开发东北振兴等地方开发项目，只给一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在跨地域框架下求发展）促进产业或资本跨区域流动起来。五 提高产业集中度，保护合法财产，保护企业创新;有文章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说：“要一级抓一级”。实践证明这不是好办法，这些年出台的政策行政命令还少吗？甚至是“三令五申”把人都搞疲塌了。如果从企业成存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所有竞争性行业都存在“完全竞争”的低集中度现象不仅带来假劣产品泛滥，也破坏了企业创新的环境。如：商标，品牌，专利，新型商业模式，（无店铺销售的直销变成了非法传销）所有的法律法规市场的游戏规则都是建立在可操作的条件下，不可能靠一事一议或行政命令。跨地域股份公司的模式可以在行业整合企业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公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竞争性行业的份额，用跨地域股份公司的强大资本优势提高产业集中度才控制市场份额，打击假劣产品的生存空间，提高行业门槛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协调发展，降低社会治理成本，重铸社会诚信，重建商业伦理，重建市场规则。。产业低集中度下的专利;我国到2003年底专利授权累计达到106.5万件，专利权归个人所有的非职务专利占到62.7%，归单位的职务专利只占到37.3%,国外在中国的专利申请并得到授权的95%是职务申请的专利，而2003年当年国外在中国申请获得的更高达96.5%是职务申请。专利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企业经营策略，行业进入的门槛。从以上国内国外在中国专利授权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必要性。六 流通业是掌控传统产业发展的生死门，“民企”们为连锁超市的发展，为外资超市进入中国市场的“超国民待遇”没少闹腾。除地方政府因“诸侯经济”利益外，归根到底还是“民企”自身不够量级，如同所有传统产业在散小乱差的条件下被边缘化一样，本土超市连锁业也在被边缘化，即使是几个“国企”超市也同样如此，有限的资本实力就决定了他的经营模式，又要考虑现有店铺的经营又要考虑开新店扩张，靠展期供应商货款维持运行其商品成本一定降不下来，资本实力也决定了扩张速度，没有规模也决定了采购成本，并且资金缺乏也决定了职工薪金，业务培训和物流、信息流的能力、发展自有品牌等等一系列问题，高负债率也决定了经营风险和企业信誉低下。严格的说现有模式下发展超市连锁业的现有本土企业难担大任，流通业事关传统产业的生存，用跨地域股份公司的方式，举国家之力调动起各地方的积极性最快速度抢占市场是当务之急流通业把握住了就可以为整 体提高本土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创造条件。中国的出口贸易外资企业占了一半，如果国内的流通环节丢掉了，本土的制造业也就只有“打洋工”的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真正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等不掌控流通业都是空话。作者：武陵人简历：受9年义务制教育有长期在商业企业工作经历也曾自办、合作或服务于私企等。个人原则：做负责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