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20年来，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国的国民总产出、出口、税收和社会就业，对推动中国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外资弥补了国内资金不足、外资进入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资产质量、外资进入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等。
目前，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方式和途径大致有三种：直接利用外资，借用外资和对外证券融资。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去年入世以来，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一是随着我国对外商投资限制进一步减少，外商来华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1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实际达468.78亿美元，同比增长15.14％，今年1－4月，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实际达141.36亿美元， 同比增长29.06 ％。随着入世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中国已越来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二是跨国购并、股权转让等新的投资方式逐步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方式。外商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大幅增加，经中国政府批准或正在向中国政府申请批准的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案例逐步增多，个案规模高达数亿美元。外资通过控股、参股等进入国内上市公司特别是境外上市公司的投资总额逐年增长。三是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向中国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特别是日本的集成电路、韩国的家电、欧美的通讯电子类产品的制造企业，加快了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的速度。三星、摩托罗拉、爱立信、NEC等在中国大量投资建厂，甚至将制造业总部、亚洲总部等迁往中国。四是入世后我国加大了金融、电讯、流通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这些领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据统计，2001年外商在中国服务领域的投资项目共有5212个，合同金额139.3亿美元，实际投资达141.11亿美元。五是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关注重点逐步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执行、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强执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监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各项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它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所占的比重年年提高，外商企业的工业生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分额越来越大，外商企业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如2000年我国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开放初期1979年—1985年累计47.3亿美圆，到2001—2002两年累计近1000亿美圆，全部累计达到4460多亿美圆，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超过5万家，对我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是直接进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形成有效的最终需求，成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是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扩大了我国的货币总量；三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引进的不仅仅是资金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引进了技术，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四是扩大了出口和进口，198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仅占我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9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截止到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双双超过50%，占半壁江山。我国成为第六大进出口大国，外商直接投资起了决定作用。五是促进了就也，截止到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600多万人，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同时也提高了就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促进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六是促进了企业竞争和改革。外商投资的进入，使得我国企业有了面对面的现实的竞争，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稳步推进，提高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国内，国际竞争的能力。七是为我国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充当了排头兵、引路人。
当然，大量外资流入对我国也是“双刃剑”，积极作用是显著的，但也存在消极影响和挑战：一是跨国公司发展占据重要地位的战略性产业，有可能零用优势在我国市场形成垄断。二是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仍出于投入阶段，有的企业尚未赢利，有的企业则将利润的大多数用于再投资，这样国际资本汇出我国的较少，但预计到2010年左右外资企业将有可能产生近2000亿的利润。此时，若大量利润汇出我国，将会给我国带来外汇、股票等金融风险。三是随着外资企业的增加，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余地可能会减少。四是跨国公司对于商业资源的控制，可能会挤占和垄断内资企业的产品市场，抢占投资机会等。
“后改革开放”时期
目前在我们的社会经济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时，加入WTO以后，还有许多具体和繁重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因此，改革和开放绝不会到此为止。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可以改革的部门几乎都改革了，可以开放的地方几乎都开放了，可以采用的优惠政策几乎都采用了，可以收获的果实也几乎都收获了。因此，所有这些事实都在告诉我们：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结束，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所谓“后改革开放”时期正在到来。
“后改革开放”时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继续。因此，它依然具有与前一时期的相同之处；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新时期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它已经具有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若干基本特征：
首先，在前一时期，改革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无法替代的政策“变量”；不论哪个地区或部门，只要改革的速度快一点、开放的幅度大一点，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快一点、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会高一点。在“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新的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可以继续为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动力，但是，它的“边际效益”将明显减少。以吸引外资为例，原先只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才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但是，现在这种政策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全国，因此它的效益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对减少了。所以假如各个地区或部门依然企图依靠“发掘”更加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的话，成本有可能会超过收益，甚至可能出现某些负面作用。在“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从特殊的优惠政策变成了普遍的市场机制。
其次，在前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由政府制订、并由上而下地贯彻实施的，因此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后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市场机制已经确立，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作用和效果会相应地减小。尽管政府对经济活动不会袖手旁观，但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已经从政府变成了市场、从国营部门变成了非国营部门。
第三，在前一时期，国内因素是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外部因素（包括外资和技术引进）则是第二位的辅助性因素。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尽管国内各种因素依然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国际的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对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模式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增加。在危机的初期，许多人曾经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像东南亚小国那样受到影响；还有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金融风暴的危险。但是现在相信这类观点的人数恐怕已经很少了。实际上，在“后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总体对个体，即世界经济体系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国内各种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辅助性的或配合性的力量。
“后改革开放”时期带来新问题
“后改革开放”时期与前一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具有许多不同之处。众所周知，在前一时期，中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经济、用外向型经济模式取代内向型经济模式、用收入多样化取代收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用发展私人经济和引进外资取代国营经济的一统天下，用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等等。
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在“后改革开放”时期，政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将有如下几点：
第一，尽量减少那些只对某些地区、部门和行业适用的所谓“特殊”的或“优惠”的政策，同时尽量增加那些对所有地区、部门和行业都适用的普遍的正常的政策。特别是应当使用非常明确的规范的法律法规来取代那些不透明和不规范的内部文件。
第二，在充分肯定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其负面影响，比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失业增加、家庭破裂、社会动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等，并且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当相应地放到强化法制建设与政策实施上面。显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各级政府不应当束手无策，而是应当积极干预；政府的作用不是应当削弱，而是应当加强。
第三，在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并且充分利用其有利因素的过程中，应当认真研究和总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大家对这一体系内部所固有的风险性和消极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应当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和预防措施，以便将其风险和消极因素的影响限制到最小范围。
当然，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前一时期逐渐地发生和积累起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不完全是“新”问题。但由于前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因此，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严肃对待和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对前一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不仅将成为各级政府、企业家和理论界的当务之急，而且也将成为巩固前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成果、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必要条件。
重复地说，在改革开放的前一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是GNP的多少，是引进外资的数量，这些固然没错，而且应当继续受到各级政府的关心。但是，随着“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关心的重点将逐步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环境的保护、官员的廉洁、失业的减少、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定等方面。否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就难以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