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的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葵未变法”。其间，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经济学家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了各路声音或讨伐或敬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 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年，仅今年年初出版的相关书籍就有4种。
北大有工作人员称，这是一次事故。
余热未了，2004年8月，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指责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大企业存在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认为MBO是用银行的钱变相收购国家的资产。同月28日，《经济观察报》发表对张维迎的专访“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企业家”，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郎咸平是否代表“困苦”的中小股东利益，张维迎是否在为“无良知”的企业家们代言等等等等，中国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少见独特的争论，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于是，在某些媒体质疑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后，张维迎就这样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
似乎是由于本刊曾经专访过郎咸平，对于我们的采访请求，张维迎先生最早是十分抗拒，甚至厌恶的，这是一个清高文人常见的孩子气心态，因此好笑之余我仍然解释恳请相托友人，或许是我们的诚意，或许是我们的工作态度，又或许是张教授不善推脱之辞，使得他思虑再三终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前提条件是，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作为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是耳熟能详，声名赫赫，倍受尊崇的。然而，一场“葵未变法”，一场“郎旋风”，似乎让其在风口浪尖中承受了从未承受过的质疑，责难，压力，甚至漫骂与人身攻击。
究竟为什么？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门庭若市，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张维迎的办公室。
他在接一个电话，温和的示意我们坐下。
我不禁想起张维迎先生在犹豫是否接受采访时，曾经短信过我，他坦率的表示对于目前某些媒体缺乏信任感，甚至直言太多的媒体喜欢炒做，没有核心价值观，导致沉渣泛起，使一些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的人居然被不知情的网民当为社会良知的代表，误导苍生，学术人士哭笑不得，悲哉！由于他的直率，我对这次采访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一杯清茶，一脸谦和的张维迎温和坐下。
记者：我本不想提及这次经济学界的风波，但是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场合去发表那样主题的演讲呢？
张：严格讲，这不是经济学界的风波，而更像学者与媒体之间的风波。我现在不想提这件事情，因为它让人倒胃口。我们换个角度说，我们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总有一种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当你面对着愚弄大众的声音非常泛滥的时候，能仅仅为了自己不染麻烦，不遭人骂，就不站出来说几句话？
记者：那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才导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状态。
张：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不值得站出来，因为我非常注意学者的公信力。举例来说，法庭双方在辩论，如果你是证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师证明你曾经谎言累累，那么你的证词是无效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信力的问题。讨论社会问题，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一直认为，学者首先应该修身养性，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
说到学术研究，如果一个人颠三倒四，一会儿用数据证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一会又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你怎么可能认真对待他说的话？如果一个人因为预测了一次车祸的发生，你怎么就可以相信他说的太阳会在10年内毁灭的话？你怎么能忘了两年前他认为身体最健康的人不到三个月就病入膏肓？有人喜欢用数据唬弄人，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时间或能力将数据重新算过，但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幼儿园找来10位男孩量了他们的身高，又在女蓝队量了4位女运动员的身高，然后告诉你女人比男人长得高，你如何看待？如果一个学者用“数据”分析得出某种结论，而同行专家用相同的数据根本没有办法复制他的结论，你说他的研究有多少科学性？他怎么能有公信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你在做人的基本道德上是为人所不齿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我们历来认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记者：你不觉得因为你的这次站出，因为大多数百姓都认为你是在为企业家代言，而影响了你的权威性么？甚至声誉也似乎也有些受影响。
张：我没有这样认为。我相信好多的事情在历史的角度都会有人被误解的，问题是你是否真的本着一个学者的责任心在说话。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而说话，我也从不认为我是在代表着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我只是个学者，我对企业家的批评你去网上看看，有太多。这就是一种历史责任，一定要本着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做学者。我不认为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我倒认为你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记者：有网友问为什么原本很受尊敬的张教授为什么这次站在了百姓的对面？
张：究竟谁站在人们的对面？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四人帮”就成了最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啦！难道“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比“宁要冰棍化成水也不能把冰棍卖了”更优雅一些吗？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股东权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这很可悲痛。不用解释什么！一个严肃的学者绝对不会去媚俗，绝对不会去刻意的讨好大众，哗众取宠，而这种讨好同时就是一种愚弄，只有极端利己主义的人才干的出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说实话，你有责任感才会站出来说这个话。难道听任大众被继续的愚弄下去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中国目前是司法不独立，很容易将问题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象我们这些人，20多年来的命运一直就跟改革搅和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在那里，我们同样知道这些问题需要积极的改革来解决。我们批评政府，批评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批评企业家，政府官员不高兴，企业家也难堪，但我们都是以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去最大化自己的知名度。
记者：不管怎样，这种影响确实在老百姓心中是形成了。
张：我相信是短期的，潮水终究会退去的。做为学者，我们更在乎同行的评价。在学术界，有些规则大家都是了解的，而你什么样的人，我们也都是了解的，国内外经济学术界的沟通很多。其实大部分民众，他们也将会更加成熟，当他们发现了解某些人在学术界缺乏基本的公信力、为人所不齿的时候，难道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不起，我只能用相对抽象的话来表述。因为不愿意过多的去说。
记者：有人认为，最近中国经济学家的权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有所下降，你怎么看？
张：我不认为。现在所谓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媒体放大的东西。如果不是网络的话，他的放大效应不会那么大。媒体有的时候是正面也放大，反面也放大。我个人很乐观。况且中国经济学家是个群体，如果连这点风雨都经受不住的话，那成什么了？难道一个无赖一个疯子往你脸上扔块泥巴，你就一辈子都不美了么？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和。
记者：甚至现在广为流传说在这场论战中你败给了香港某学者？
张：我的感觉是，至少在经济学界，我更受人尊重。我刚才说了，你去香港、台湾、美国调查一圈下来，就十分明白了。一个社会对于一位学者的公信力要足够重视，否则有可能对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如果你是个经常说谎的人，但法官陪审团却采纳了你的证词，那这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包括媒体，我感觉中国的某些媒体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责任心。美国有新闻自由，但有那家媒体会为本拉登做宣传么？我们现在太多的媒体也喜欢哗众取宠，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只能靠这个来炒做，但这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是最大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我们坦荡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