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究竟能给一个城市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最近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反思的话题。日前正式对外公布的《中国总部经济回顾与展望》调查报告认为,总部经济导致城市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有使城市经济发展空洞化、虚拟化之嫌,容易产生经济泡沫,并导致城市经济结构脆弱。(据8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两年前,中国的“总部经济”从北京发轫,影响迅速遍及全国。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西安、青岛、厦门等城市都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新的亮点。各地政府视“总部经济”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契机,乐此不疲地制定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政府机构、跨国公司或国内外大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入驻本地。然而这场狂欢的“盛宴”进行了只两年,便招致了众专家大泼冷水。笔者认为,我国的“总部经济”陷入了以盲目攀比为特征的“凡勃伦怪圈”,其中无不映射出城市经营思维的偏狭。
“凡勃伦怪圈”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当年注意到的一种消费现象,即消费者购买高价商品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购买商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与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翻看近两年一些许多城市的招商引资的新闻,“已有╳╳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我市”“我市又有╳╳家外企获得地区总部证书”式的报道赫然在目,城市间竞相“拉拢”总部落户的千姿百态顿时跃然纸上。
只看到积极作用,而忽略了负面效应,城市之间一味攀比与炫耀的“总部经济”发展方略透出一叶障目式的狭隘。正如调查报告指出珠江三角洲一带竟有5个机场的不合理一样,攀比的“总部经济”导致了重复性建设和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等恶性竞争事件,而一些城市为了“报复”兄弟城市,实行地价优惠、税收减免诸多方面更富“竞争力”的招商政策,结果能不能招来跨国公司总部先不说,过度优惠其实等于过度歧视,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排挤中尽丧“话语权”,同时政府忽视了总部落户所导致餐饮价、房价等消费价格上涨给居民带来生活成本的上升与社会福利的下降,从而给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理下了不少隐患的“种子”。
“总部经济”陷入“凡勃伦怪圈”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非理性的政绩主义观和偏狭的城市经营思维。地方政府将现实危机与潜在隐患一概抛到九霄云外,只盯住总部经济强劲的纳税效应、就业拉动效应、产业积聚效应和经济辐射效应带给自己的名利双收。事实上,一地发展总部经济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城市充分的外向性,本土企业平均规模应达到一个基本准线等等,同时,“总部经济”也是有边界性的,超过承载能力的盲目引进得不偿失,甚至使地区经济陷入困境。到时候从来只考虑利害权衡并且极富移动性的跨国公司总部可以“远走高飞”,而我们呢?
“总部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淡漠与偏执的经营思路都不可取,只注重眼前的“红火”而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的攀比陋习更应及早摒弃。笔者认为,一地最主要、最有潜力的经济主体仍是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当国外大企业总部纷至沓来选择中国的时候,联想却将总部转迁到了纽约,虽说与其收购IBM的PC业务有关,但不能再承受本土的高税收也是事实。“总部经济”使本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边缘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