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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1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产阶层在人口中占到40%以上规模时，政治和经济状况就会相对平稳，社会秩序会比较好，比较安定，社会也比较和谐。”(9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中层阶层”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聊的话题，并不时相互调侃一句“你是中产者吗？”一些专家学者更是盛称中产阶层是“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中产阶层缘何被赋予如此高的预期？
有人会摆出社会学的一套理论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是社会稳定的理想范型，也有人会拿“国际经验”说事，称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些听起来都在理，于是大家伙儿分成两路齐头并进——一路寻根究源，比如有人找出中产阶层的数量少是因为“权力排斥”，一路通过媒体与其它诉求渠道，力举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力举中产阶层会不会带来另一种权力排斥？
“权力排斥”是“社会排斥”现象的一种。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最早提出“社会排斥”的概念，他经长期研究后指出，在法国包括自杀者、边缘群体、叛逆者等十余种群体是受排斥的。（《新华文摘》2005年第16期）。称中产阶层受到了权力排斥，自然是指其在财富分配与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受到了权势者的内在与外在排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中产阶层“官本位”的价值取向潜滋暗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语)。一旦有这一取向的那部分中产阶层有一天也成了权势者，谁能保证他不会扭过头来排斥后进的中产阶层呢？
再来说“国际经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是占社会人群比例较大的那一部分人，在美国这个阶层已占了总人口的80%。可以说，“中产阶层”在发达国家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大众”的代名词，二是指一种生活方式。但到了中国，这一概念俨然以财富多寡为评判标准，甚至被赋予了一定的“信仰色彩”。再说，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最应该成为关注焦点的，其实应该是相当数量农业劳动者的权益，而非城市中产阶层的消长。
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其实中产阶层在我国占有的比例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阶层成长壮大过程中会不会形成新的权力排斥等价值扭曲与意识变异形象。而如果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一味将社会稳定的关键全力寄期于中产阶层，从一定程度上等于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淡化了农业劳动阶层的收入分配与民主权利等方面的生存状态。说到底，关注中产阶层，首先应基于特定的国情与社会现状，其次应谨防陷入“量高质次”的窘境，过分夸大中产阶层的说法与作法，都是拔苗助长的非理性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