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人淫浸经济学界久矣，自知资质不才，难成此器，但久与众多经济学家交好，细心揣摩，悟出若干道理，并与诸公切磋再三，汇成十大秘诀，并不吝公诸大众。凡有志于成为经济学家的社会各界人士，只需中等以上智力，吃苦耐劳，相信“宝剑锋从奇计出，梅花香自巧招来”者，均可择其善者而仿之，久而久之，则离经济学家不远矣。
此十大秘诀，因前五属宏观层面，主定大方向、定奋斗之轨迹，故称战略；后五，属微观层面，主授具体方法、操作技术，故曰战术。共五大战略、五大战术。
占山为王法
盖今日谁最有知识？曰博导、硕导，曰院长、系主任、所长，曰主编、总编。于是有志之士当尽力为之，抢占了这些岗位，就成功了百分之九十。按今日之体制，博士点、硕士点是个聚宝盆，学校靠它树名气、挣外快，一旦缺少真正高水平的鸿儒硕耆，学校比你急。学校必想尽一切办法扶持你，拉你入队，助你成名。因此，已有博点、硕点的地方须看断层是否存在，这是你能否快捷成为博导、硕导的关键之所在。如果你是廖化先生，生在蜀国，那就是有幸了，只须上下左右打点关系而已，必有分得一杯羹之机会。笔者亲见京城两所著名大学，有多达五个经济学二级专业博士点，新近出炉一批博导，四十至五十年纪，有靠两本资料汇编而成的专著而上的，有博士毕业不过几年的（勤奋好学读博至四十五岁以上），有靠在自家园地里发了几篇宏论的，不一而足，绝对真实。
如果不是这样也不打紧，信息时代，关键是要敏于观察，细心发现，盖中国硕博点日益增多，大学也不少，财经是热门，不愁找不到“断层”。
要是没有博点、硕点，恐怕就难些。不过也不用怕，如今不少高校、研究所痛感博硕点的含金量，势必将争点当成头等大事，重点攻关，制订三年计划。职称不够，则鼎力相助，文章不够，则以次充好。评审委员会的人士也深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至理，和“以大局为重”的责任感。多一个教授决不会危害社会。
教授一多，硕点、博点就如囊中取物了。如此众志成城，胜算极大。更重要的是，必胜信念背后，还有国家宏观背景的强大支持。如今国家处于迅速发展中，各领域均急需资金，能摊到教育方面的往往捉襟见肘。教授薪金不高，国家便将“教授”、“博导”、“硕导”作为一种安慰奖发售，使一些“皓首穷经”之士在微薄的物质收入之外，有丰厚的精神收获，因而财政支出就可以大大减少，是为妙计。于是博士生导师由国家遴选改为校方审定，硕博点设立根据“经济生活之需要”而定，评定高级职称只不过是由校内、系内酌情处理，通常是皆大欢喜。想当初凯恩斯先生只当过讲师，伦敦经济学院只有一名经济学教授，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热选岗位”？有。如果你身为一份学术刊物的主编，最不济也是个编辑，你就成学术界的无冕之王或一方诸侯了。盖在当今，谁掌握刊物，谁就扼住学界的咽喉。办刊费用是国家的事，用谁的稿子是我的事，生杀大权在我一念中。以此为砝码，广结学界同仁，互换园地，天地宽阔不少，还可以此把握学术方向、制造学术规范，成功地将刊物变成一架职称生产机，或职称
零部件生产机。久而久之，人家必敬我畏我，亲我奉我。因为祖国大地，人人要评职称，发不发文章，关乎大众福祉，其中意味深远，不可不知。
当然，更高级一点就是弄个院长、主任、所长干他几年了。如此，头衔日益威严，学术影响飞速扩大。如今时髦“专业”改称“系”、“系”升“学院”、“学院”改“大学”，于是平地官升一到两级，增加了不少学术官僚，加上轮流坐庄，不用发愁没有机会。不过这就更需要“功夫在诗外”的功夫，多一点左右逢源，少一点“皓首穷经”了。
总的来说，“占山为王”之法，难度甚大，登堂入室也最正宗，能最终成功的，不是枭雄，至少也是半个豪杰，有志于此者，不妨细心体味，必有所获，而且此法各专业均通用，唯稍加变化而已。
以夷制中法
此法亦称“洋学位法”，是终南捷径之一。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在中国的大学里读本科，将10％功夫搞好功课，将90％时光去考TOFEL、GRE，在字母中煎熬数载之后，终有见云开之日，于是意气风发越洋而去（多半是美国）；在外面，用30％时光重新学英语ABC、用30％的功夫挣口粮，再用30％的功夫学数学，用10％的时光恋爱。不久正果修成，脑袋中装满“方程”和“模型”，口袋里装着绿卡和少量的美金，于是一种新神圣－－曰“打狗脱”（Doctor）或曰“皮儿取帝”（Ph.D）便告出炉。
“打狗脱”们是些什么样的神圣？他们门第高贵，对数学工具极其熟练，能将“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和“加州的草鱼市场上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用十页以上的数学公式演绎出来。由于普通人和一般财经学生实在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就更易成为最神秘、也最受景仰的一群。一般来说，这是这个时代最让人觉得象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固然，他们可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对经
济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境没有足够的功夫去分析－－那是低层次的活儿，不够理论深度。因为洋学位的背后是美利坚经济的天下无敌，是洋宗师“诺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巨无霸牌子，或者至少自家宗师也与诺家沾上点儿关系，所以土派们不得不仰视之、畏惧之。他们挟洋风、闯学海，扬名立万，黄道、黑道、红道，均能通吃到底，无不膺服。
不过据内部消息，也就是“打狗脱”们的宗师和少数圈内的异己分子所言，他们也就是对医生讲政治、对政客讲文学的手法，要与在西方经济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打狗脱比，还真难于入流。他们的时髦的经济学专著，以“来料加工”型居多，其构架是：“西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经济生活材料”＋“体会性或感想类结论”。毕竟，他们身在中国的时间太少，了解中国的情况难于深入，刻苦时主要考虑“托福”，因此他们对国情的无知往往受到善意的容忍。但从表相来看，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知之多矣，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影响很大，仿外经济学、组合经济学也就俨然是正宗的新经济学了。所以，这一法儿，对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士，必须明此“苦海有边”至理，潜心背字母，巧妙安排，则正果不远。
官学一体法
在中国，官拥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真理。一方面，你的理儿无论多么精致、多么经得起实践考验，要是没跟官拉上关系，也只是歪理，至多算个旁门；但一旦与官结盟，则“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原理就成了行动纲领，成为重要原则，是指导改革的重要文件了。因此，官学一体法也就成了登龙术。
具体来说，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少领导其实不太懂经济，方法之一是重新学，真学或假学；方法之二是称自己与经济学家有密切交往，他们都是自己的高参，方法之三是不时地借经济学家之手炮制点理论泡沫，“纲要”、“战略”不断出台。这种需求的哄抬，导致经济学界名流受到众星拱月的礼遇，更使不少新的经济学家产生。
官味经济学家以这些方法开展工作：一是有中央各部委会议文件、工作报告起草时，人大有法规起草时，尽最大的力气，通过各种渠道挤进去，旁听一下，或者分到几段来写，这些体制内的公务员怕干的事儿，于他们是不可多得的“香饽饽”。回来之后，便向新闻界宣称自己参与了最高层决策，是最高层的智囊，
乃至是“×××改革理论之父”。例如，初级阶段的理论、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重组等理念，虽然是千百万人的实践和无数理论家的贡献，并最终由政治机器予以认可，但他不妨称自己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是首创者。由于那些半真半假的经历，人们也不敢质疑其虚。二是活跃于诸侯之间。如今，地方诸侯实力强劲，务虚成为一种时髦，具有经济学名望的人士，堪当为省、市、地、县领导出谋划策，他们利用自己的盛名和关系，在京跑“部”，在外招商，下“地”讲道，不亦乐乎。由于他们能熟练地将媒体影响力、经济学的光环以及地方政治资源融于一体，与高官要员、社会名流、媒介记者凑成脸儿熟悉，往往电视有像、广播有声、报刊有文，不可不谓功德圆满。三是自立门户、自设机构，向体制内伸手，或通过体制力量向外界伸手，成为课题经济学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各部委、国有企业、银行、跨国公司乃至国外基金，弄来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课题经费，腰包日胀，声名日壮。
官学一体法要真正谙熟，其中大有讲究。据知情人讲，某著名“会议经济学家”，多年以前就不读书了，尤其不读前人的著作了，他最热衷于看报纸、看文件，顶多也就看一看财经杂志。他热衷于在各种会议中泡蘑菇，他收集的会议总结和官方文件以三年为一个更换期，从中变废为宝，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是经济风云的综合者，更是各种改革方案的传授者。因此，有志于此道的人士，不妨以他为楷模，假以时日，成功有望。
傍大佬法
此法属那种愿意脚踏实地，甘充“二流”的人所用。不过“英雄不问出身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二流可变一流，虽属起步之法，略显卑微，却很管用。
所谓“大佬”者，指学界大佬，经济学界大佬。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界扬名日久，著作不少，资历够老，往往有“赵市场”、“钱金融”、“孙国贸”、“李资产”之名，后两字不是其真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由此号称专业泰斗之类。选定之，瞄准之，靠近之，讨好之，吹捧之，最后是利用之，并且是赶上之，超越之。
这里头的缘故还在于傍与被傍乃是一个辩证关系，属互惠互利型。就被傍者来说，他需要追星族才能使自己光辉万丈。更何况，傍者必奉之以金钱、关系。盛名与钞票齐飞，序言与专访一色，恭请顾问、奉迎视察，如此等等，都是被傍的好处。
傍者为什么要持此战略？盖大佬者，学阀也，与军阀有类似之处，但其心仁慈而已。手握评职称、定博硕点、招收弟子，乃至“核心刊物”发稿权，种种隐性学权，均可令傍者大获其益。傍者曰：“我是×老的弟子”或是“×老的弟子××的弟子”、“×老对我很重视，评价很高”，因而其学术必高，倘若拿出几幅照片或者一篇序言，就更确凿无疑了，善傍者广傍天下大佬，成为其学术地位下的被保护人，受其栽培，因而文可因其荐而发，书可因其荐而印，结党成风，渐丰羽翼，大业可成。
其实此法古已有之，官场也是一样，而且更甚。不过在学界，则被视为优良传统、风雅之举，为世人所称道，谓之奖掖后进，这就有异于官场。善用者，可用得滴水不漏，令人艳羡不已。沪上某校，有一人士年纪不过四十，却承袭其所傍大佬之所有爵位、封号：院长、博士生导师、×会会长、教授、××顾问，号称一流经济学家，并大有步其师后尘进入政界之势。观其著作，虽然不过尔尔，却已开始在给他人作序言了。
不过此法，具体细节本人尚欠研究，不好妄言，想必是亲近多于学问，慎谨侍奉，该伸手时就伸手之类。
傍大款法
此法与上法名甚相近，实际却差之甚远。傍大款之法需讲究艺术性，否则就易附入俗流。具体来说，傍大款可细分为“绑大款”和“帮大款”两类，手法不同，效果一样。
盖大款者，有钱之公司也，他们天生有一种对经济学家的需要：搞好企业形象，装出几分儒雅风度，显出总经理或董事长独具慧眼，修养深厚，也凸现出该公司发展战略稳健，足可信赖，做生意也就容易得多了。故他们乐于用钞票买名声，不时地捐个款、建个什么基金、组织些发展战略研讨会或高层研讨会，弄个课题关注一下国计民生，或者就自己的发展问计于经济学家，如此等等。
穿插于此中、活跃于此中的是那些经济学家和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充先知，有时是策划人，有时是会计，总之一个原则是充实自己，也“传道授业解惑”于他人，各取所需，各遂所愿。高明的经济学家，面对众多大小企业，时而绑之，并让他们舒舒服服不叫痛；时而帮之，只要药吃不死人，不妨多开它几副。长此以往，他在经济界的名气越来越大，顾问越做越多。据京城某杂志说，目前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上百家公司中泡顾问聚财，他们所信仰的，叫作“玩世经济学”，不讲逻辑、不看本质、不顾事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地作文发言，将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的好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的来说，傍大款之法，属一种“曲线救国”之术。盖有了钱，就能出版专著，就能结交更多的商界大款，就能更多地结识媒体并把持媒体，当然也使自己在学术评比、职称评定中更有经济基础－－总之是更加长袖善舞。当然，初出道的准经济学家走此道可能就难些，但不要紧，只需从小做起，持之以恒，势必收入与名气共长，前途光明。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大款被傍被绑，其付出的钞票通常是国家的，决策者一般不会心痛，而名誉是自家的，用钞票赚之，多多益善，因此，经济学家不用发愁此路不畅，这是后进者不可不知的。
上述五大战略，不知对诸君有所教益否？如你称“NO”，则我想你大约属以下三种人：一是无财经根底也无此兴趣的圈外人士，竖子不可与之谋也；二是智力低下、悟性不够，无半点纵横天下之抱负与野心之人，竖子不可教也。至于第三种，恐怕就是已经悟道，认为其理早明，上述不过皮毛之说，门外之见，不及实践之万一。
所幸我好为人师，择善而教，愿剔除这三种人，继续对有志之士传授独门心得的另外五大战术。
此五大秘诀，属教人如何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当然也是不少经济学家的成功经验，虽然比不上上述的那么具有普遍意义，却也有独到之处。此五法分别曰“莱温斯基经济学法”（热点法）、“事后诸葛亮法”（锯箭法）教科书权杖法”、“数学玄学法”、“口力劳动法”。
“莱温斯基经济学法”
莱温斯基是什么人，相信国人都已不再陌生。不少人却从她身上发现无数商机，财源滚滚。美国经济学家则把她与美国经济的走向，和克林顿总统的治国精力和治国决策，和美国公司在世界的利润前景等等加以联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用函数表述出来，其精当之处，其内容之丰，只差没命名成为“莱温斯基经济学”，由此，这些学者也被学界和俗众所信服、所熟知了。
这只肥鸟竟然带来如此之大的学机，其中蕴含着一个真理：莱温斯基经济学法，或通俗地称之为热点经济学方法，是学人成就功名的好办法。只要你老人家对财经常识有所掌握，生就一双敏锐的双眼，善于捕捉经济热点，到时现学现写也来得及。某文摘中心的数据说，在东亚金融风暴后，有关的中文论文达到7000篇以上，“核心期刊”刊发500篇以上，但观其内容，则大同小异，不堪多读，更不用说300种以上的有关图书，难以统计的研讨会、讲座等等。我估计至少这一事件在中国提供了500个以上的职称晋升机会和5亿元以上的“学术利润”。不过没赶上这趟水也不打紧，世界之大，中国发展之快，不愁没有热点。方法有三，
一是紧密盯住文件精神，据此定调，发现新热点；二是查阅期刊目录，把握理论脉搏；三是多听广播新闻，随时准备理论联系实际。
“莱法”的叫法可能有些不妥，不过明白其中的妙处就行了。操此法的经济学家，不需要对理论作辛苦而长期的系统研读，不须苦思冥想，他们是万灵之药通晓各个领域的知识，随时伸脚，就可能成为媒体上最耀眼的知识明星。在江湖中行走多年，他们善于掩饰自己的无知，善于组装他人的论点和论据，善于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威名。某位主编曾对我说，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自学成才，六七十年代是计划经济的狂热支持者，主编的教材曾被钦定，八十年代为改革开放之吹鼓手，在全盘西化中也有微功，九十年代，因其地位尊崇，曾就市场经济、股份制发了不少宏论。每逢热点，必有他的名字出现。最近，要编全集了，编者极为犯难，这根主线变化太大，主人又不愿弄个“选集”，而且热点一日三变，文章多为讲话、感想类，因此编者深恐读者要臭骂，影响该出版社的声誉。
热点经济学家能迅速成名，盛名隆隆，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深悟市场法则，善于经济，活学活用。有志于此者，入门容易，精通较难，不过持之以恒，必成大器。
教科书权杖法
经济学教科书的祖师爷萨缪尔森说，一种思想、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有机会写进教科书，则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他是否杰出，都很容易成为不朽的（大意）。可见，教科书权杖是当今传播名气的法宝之一。如果能成为这“不朽”的炮制者，就更值得骄傲了。
据统计，名为“西方经济学”或拆开来叫“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大致相当于西方的入门水平的教科书，在中国也已接近100种，更不用说厚薄不一价格不一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等三十多个亚学科的教科书。估计如此造就的经济学家不下2000人。盖编教科书，省力，内容大同小异，排列组合则可，且不犯政治错误；权杖效应，有销路，每年数十万以上的财经专业学生，以及逾百万以上因体制的要求，必须修习此课的非财经专业学生；加上考研风潮中的斗士，数不清的希望掌握了它们就能畅游商海的人士，甚至还包括买几本放在案头以示博学的社会青年，市场大得吓人。
由于国人疏于经邦济世之才学久矣，大面积启蒙之重任，使不少刚刚被启蒙的人士有机会、有责任去启蒙别人。装出点儿神圣，号称大作等身，是师道尊严之需要，更是完成革命任务之需要。由此看来，教科书权杖不失为一种可靠的方法，一书既出，名扬天下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不过，此法的应用面还是窄了点，最合适的只能是身处高校，有广大的本、专科学生为传道对象，渴望成为“青年才俊”的人士。不居地利之便，其效果恐怕就要差些了。
有人担心，教科书太多，又重复，是不是要被人骂臭，因而看不起？差矣差矣。盖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先因教科书之编摘而升职称，当教授，作导师，再转就其他方面寻找新的科研方法进一步发达就行了。何况，买教科书的人中，有80％以上是圈外人、初学者，因其不懂，因其幼稚而蒙之，不就有了80％的声望了吗？
事后诸葛亮法
此法与“热点法”有共同之处，不过更加保险，更加安全。敢于碰热点，有时预言不中，则会灼伤自己。“事后诸葛亮”之法，专捡具有社会影响、为公众所瞩目之事件、道理等等，让那些欲懂而未懂，想了解却尚未排出时间来了解的人恍然大悟。因此，新闻性和学术性都出来了。
“事后诸葛亮法”的精妙之处，在于“事后”两字。一般来说，在其他领域，事后再说究竟，恐不会招人喜欢，可是在经济学领域，却决不是如此，相反，倒是大行其道。一旦事件发生，媒体记者就忙于寻找事后诸葛亮先生，要迎合大众口味。对事后诸葛亮先生的需求激增，就成了一种异常而又正常的市场现象。事后而论，绝对安全。想当初，克鲁格曼先生预言，东亚会发生“雪崩”式金融危机，没多少人理睬，行内人则怕他象萨克斯先生一样失算而贻笑大方。可事件发生之后，也不过有些人认为他较幸运地撞对了答案而已，而千千万万的经济学家在事后论述东亚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的宏论，早已掩盖了克氏的光芒。在国内也是这样，提出“商品经济”的卓炯之流，还有多少人记得？论证“商品经济”之伟大的诸公，今日正伟大着呢。
事后诸葛亮法的实质，与“锯箭法”有相同之处，总体上来说，作为经济学家安身立命之法宝，它讲究有事实（事实已发生）、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有分寸（正确的路线界线）、有启发（自己的一己之观念），因而一般情况下，它属于四平八稳型，分量适中，适销对路，影响较容易打开，属上选之列。
数学玄学法
要一概否认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恐怕不太公允，但数学泛滥现象，的确令人心忧。数学而成为玄学，也成了某些人士的专利，他们利用自己熟练的数学工具，营造一些“贵族味”，俨然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惯于将一些本来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用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故弄玄虚，及至出现上文所说到的无稽之论，玄言惑众。
这种说法是一些业内人士的怨言。本人只不过实录以反映数学玄学法的威力所在。盖在多年文理相隔之后，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真正懂数学又懂经济学的人太少了，所以大多数的人一见数学就晕，数学家一见经济学论文也会晕－－这就给懂数学的经济学家留下很大的成功空间，不必去苦心探索什么重大主题，只需随手拈来点什么，巧织数学绵衣，自圆其说则可，神圣自立，声名鹊起矣。
数学玄学的精髓在于其“玄”，因玄而神，因神而起崇拜，因崇拜而立泰山之威。至于某些人所称，定性为本，定量为用；至于有人辩称，经济是人造的社会系统，因素变动不拘，假设谬一失万等等，大可嘲之以门外之汉，低能之儿等，一笑了之。声辩者自忖数学不如彼而却步，学生以为果然有理而服，因此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机，玄而不破。显然，如果还有一顶“打狗脱”桂冠，就更妙了。
值得一说的是，在当今学界，同样是既懂数学又懂经济的人不少，甚至还有双料博导。但是，老实一点的，声望却不怎么大。我所知的几位老先生、老太太，学了差不多四十年的经济和数学，就是因为不习惯于用数学分析“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声名远不如其弟子或曾向他们求艺的年轻人，那真是可惜了也。
因此，在经济学圈子里弄数学，作为独门绝活，只要能苦它几年，不愁没出息。
口力劳动法
有人曰，素来只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何尝有个口力劳动？盖新近出来一种劳动方式，说它是体力劳动吧，又不用扛包背锄，说它是脑力劳动吧，它只动口不用动脑，因此不好归类，故新创一类，曰“口力劳动”。
口力劳动是当今成为经济学家的途径之一，是我们若干人士的细心发现所得。但实践中，不少经济学家已将此运用得炉火纯青，使自己从准经济学家晋升为经济学家，从二流经济学家晋升为一流或超一流经济学家。
操此法的要点是：不必用脑研新知看新书，只须将全国当成大讲坛，把一些现成的东西在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学术交流会上倒来倒去，在大公司、小公司、正公司、野公司，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赶赴各种场面，聘顾问、泡课题，重复不断，君子动口不动脑。变幻无穷，一天几个会，钱来车往，浓烟滚滚，全中国都看见他，于是名气就更大了。
有人在一份大报上总结说，“口力劳动者”分几种。第一种是年轻人，常骑自行车或乘地铁、公共汽车赴会，他们往往有几套说辞轮换着使用；第二种也比较年轻，常打出租车赴会，但往往学有专攻，不管什么会只说自己的一套。第三种已不年轻，往往有专车，也最忙，一天去几个地方是常事，后面有时还有一个拎包的助手，如同京剧明星赶场，其发言最少实际内容。
看来这口力劳动，还是大有后进者的用武之地，不同阶段的口力劳动者都有饭吃，这就是适用面广之好处；不须埋头苦读苦写，这就是其便宜省事之好处。
为什么口力劳动会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劳动，而且有广大的市场需求？其原因乃在于社会处于转型期，一方面确有新知新问题要解决，少不了请些经济学先知来占卜一下；此外，在京城等不少地方，会议也成了一种赚钱方式，主办者发一通知，或与某官方、半官方机构发个红头文件，号称对某个重大主题要研讨一下，各省、市、地、县，各所、办、院、校，各大企业来人者，必住大宾馆、游名胜、送厚礼，会务费×千元。接通知者曰，为国家利益，事关我单位前途，我欲去赴会，尤其该会有大牌、中牌经济学家，必授新知不少－－口力劳动者的角色重要性就出来了，看来机制畅通，皆大欢喜。
后进者如何以此实现个人腾飞？一曰挤，尽量挤进去；二曰吹，自诩曾在××学术研讨会上与×老亲切交谈，争锋甚健，评价不低；三曰积，积累与会经验，从中揣摩上述热点法、事后诸葛亮法等秘诀之精要；四曰用，即边学边用，提高曝光率，组织专访，不几日，自己即以著名经济学家身份点评大事，升他一格，没人敢说个“不”字。
以上十大秘诀，传授完毕。泄露经济学家锦囊之计，因此开罪天下不少经济学家，诚为罪过；不过为使更多的人能修成正果，早日成为经济学家，也就无所顾虑了－－毕竟是件造福众生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