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要评选2005年流行语的话，“说真话”一定百分百地榜上有名──“朗顾之争”中不畏强权的朗咸平因“说真话”受人尊敬；经济学者易宪容因为“说真话”，成为了“房产商最害怕的人”；文坛巨匠巴金逝世，举国同哀之际其“说真话”的精神遗产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前退休前感慨教育乱收费的“说真话”行为引起了强烈反响；电视人崔永元痛斥一些媒体媚俗时“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为其赢得了“说真话的勇士”之称号；近日，香港学者丁学良“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二度引起波澜，有人也贯其以“说真话者”的称谓……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万斗财富，但也带来了功利主义与投机成性，围绕道德秩序的阴霾于是如涌如潮，“真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尤物。有人说，以道德回归为特征的社会秩序重构，需要一个“说真话”的普世氛围，或者说需要一个“说真话”之共同愿景的勾勒与树立。而朗咸平、易宪容、巴金、张保庆、崔永元、丁学良这些“勇敢的战士”，正是用真话拨动着社会的琴弦，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回头看看上述敢说真话的勇士们，青一色都是“名人”。现今是一个“注意力效应”流行的年代，如果社会视线聚焦在力体力行、体悟天道的这些名人身上，并将其讲真话的品质传播与推崇出去，或许我们就能离“真话愿景”近那么一步，但事实上我们仅仅是围着这些名人欢呼雀跃一番了事。，一个讲真话的社会舞台上，难道只需要名人演员？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社会是由大众组成的，社会秩序的好与赖，最众表现在作为个人的大众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上。经济学家盛洪说，“社会规则的形成，是在大众的互动磨合中形成的；制度的变迁，也往往由大众首创”。所以，真话世界能否真正形成，虽然有赖于朗咸平、丁学良等“名人”的推动，但最终的推动者与建设者，还是亿万的普通人。
这便是笔者认为社会视线应下沉的原因。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弱热群体“说真话”的行为与权益，比关注名人更具有积极的制度含义，因为即使讲真话的名人都是普通民众的代言人，真话到了他们嘴里也是“二茬子”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受到社会关注代表着一种民主性的进步，一种社会共融现象的诞生，社会图腾的实现必须基于普通民众话语权受到关注这一前提下。
我们也曾有过社会视线下沉的时候。去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因为给总理说了一句包工头拖欠工资的“真话”，受到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社会媒介没有从熊德明讨薪事件中解读出关注普通人“说真话”的权益是多么地重要与紧迫，没有接着去寻找第二、第三个熊德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熊德明塑造成了一个明星——先是成为央视年度经济人物侯选人，而后又是“熊德明”商标事件……
说真话的名人就像是群在路上的“布道者”，能增强社会对于道德重建的信心与希望，但这些所谓的信心与希望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往往导致口号主义与无为主义，或打了折扣，或昙花一现。而说真话的普通人就像是“麦田里的拾穗者”，一旦受到肯定，就能直接转化为自身的福利，即使微乎其微。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为；盛洪说，制度的前进是边际的。只有社会视线的聚焦点由名人下沉、扩展到普通人，“真话主义”才能真正被实践，制度优化的滑轮才能真正向前滚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