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日前称，我国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据11月14日新华网）
一边是我国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与日俱增，一边是鲜有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强烈对比之下，相信不少人会谴责企业社会责任之缺失、公民意识之淡薄；继而慨叹我国捐赠制度存在的重重瑕疵──谴责与慨叹或许能缓解一时的愤懑，但对企业捐赠的游戏规则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站在具有“经济人”特征的企业立场上来审视捐赠问题，或许能寻得一纸良方。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其实已渐趋苏醒，非典与海啸事件当中，不少企业慷慨解囊，履行一个“公民企业”的社会担当。但事后他们回过一看，发觉捐赠的整体效果──即企业的“收益”──并不明显。一些企业过多地注重媒体效应，虽其形象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不过是短暂一瞬；而对大部分企业来讲，由于捐赠形式的单一与盲目性，使得捐赠的收效大打折扣，捐赠心理也受到一定的挫败。
有钱不想捐，捐了收效小──谙习“成本－收益法则”的企业在捐赠的两难困局下，难免产生“慈善惰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企业的捐赠往往是一种偶发性与暂时性的行为，没有将捐赠纳入发展战略与企业文化当中，没有将捐赠视为赢得长期商业利益的一项持续性源泉。而缺乏差异性的捐赠，又使得许多企业充当了“无名枭雄”，这显然是企业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所以，最好的捐赠办法，便是将企业捐赠融入企业战略，为捐赠拟定一个与企业经营业务有关的主题，然后制订出系统、详尽、个性的公关计划与营销策略，来突出企业的社会公益理念。以婴幼儿产品为主的强生公司把活动的目标集中于儿童安全方面，生产化学用品的杜邦公司侧重于对公益环保方面的投入，都获得了极好的效果──在这些企业心中，捐赠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我国企业有必要学习强生与杜邦等跨国公司的作法，以可持续的眼光去实践参与捐赠，并将捐赠计划、运作机制、激励措施等诸多内容规范化、制度化。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发现，虽然中外企业捐赠的领域基本上是相同的，譬如都是捐赠给扶贫、基础教育、弱势群体等。但是在捐赠的形式上，中国企业是以资金型捐赠为主，跨国公司则以技术、设备、产品和资金捐赠几种方式并行。这一点值得具有“一窝蜂”特征的我国捐赠企业警醒。
“宝洁是盖房子的”“可口可乐是学校” ──在宝洁与可口可乐公司捐建的希望小学上课的孩子们如是说。天真的言语当中，宝洁与可口可乐的慈善形象深入人心。虽然我国企业捐赠的外部环境有一定阴霾，但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应学着在企业内部构建一套良性的捐赠方案，一套兼顾企业经济收益与社会效应的营销体系──这或许可以叫做企业捐赠的“突围之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