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毛主席曾经对荣毅仁讲了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
“荣老追悼会当天新华社发了一个他的生平，应该是对荣老的盖棺论定，其中讲了一条：他是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既然是旗帜当然有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11月14日上午，陈锦华在全国政协机关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指出。陈锦华是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上世纪50年代后期，荣毅仁到纺织部任副部长，陈锦华是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对于荣老，76岁的陈锦华至今印象深刻。
《中国企业家》：您与荣毅仁共事的时候，有哪些值得回忆的事情？
陈锦华：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现在想起来，比较突出的是，他关心政治、注意政策。
我举个例子，那时候部里写报告，如果里边有这样的话，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来开什么会，来进行贯彻；如果出现这样的字句，他一定要把我找去，问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中央是什么政策？要给他解释一下。讲了以后，他一听如果中央精神是关于工作上的事，而不是党内的事，他就提出，你把文件送给我看看。如果不是党内机密文件，我们请示党组书记钱之光之后就送给他看了。
荣毅仁那时候不是党员，但他靠近党，靠近政府，有这种态度是很不一般的。一般人听说是中央精神，贯彻就是了，干嘛要往深里问。
再讲一个例子。他这个人还是比较爱动脑子的。当年我们对资产阶级实行的是赎买政策，是用定息的方式进行赎买。有一次他找到我，和我议论赎买政策，讲他的理解。他跟我说，赎买政策是非常好的。因为“赎买”这个词最早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讲清了这个道理，而且在实践上是成功的。他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是要从理论上找到一些依据。
《中国企业家》：在业务管理上，他有什么特点？
陈锦华：从业务上来讲，他还是想多做事情，工作比较热心，态度比较科学，比较实事求是。他到纺织部以后部里给他的分工是管生产，当时生产当中，全国有个广泛涉及的大问题，就是大跃进、浮夸，不讲科学，不实事求是。有人要是讲究质量或者讲究效益，就被视为右倾、保守。
当年纺织工业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原料的问题，就是棉花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找棉花以外的原料来搞纺织，野杂纤维，各种各种的麻，各种各样的毛，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扩大纺织原料的来源，当时中央都同意这种做法。他抓这个事情，自己带队到湖南、四川、山东等地调查。调查回来之后他正式提出了报告，认为野杂纤维是有的，中国这么大总是有的，但是纤维的性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粗，有的比较细，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用到纺织上来，应当是“能粗则粗，能细则细，能穿则穿，能用则用”，提出这么几句话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舆论，现在叫“炒作”，说野杂纤维好的不得了，什么方面都可以用。这件事体现的就是他的科学态度。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当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包括丝绸、毛料、羊毛衫，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国家，那个时候西方对我们封锁，我们的东西出不去，或者不愿意出去，我们要从苏联进口东西，拿什么跟它交换？只有拿我们的农产品，纺织轻工产品跟他们交换。后来中苏关系闹僵了，这些东西它不要了，我们的产品就出不去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纺织品出口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要转到西方市场去，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已经和西方断绝关系十多年了，要把我们的产品做到资本主义市场上，适合他们的需要，品种、质量、花式都要做很大的转变。那个时候我们就专门派人到香港搜集样子到国内来仿做，再卖出去，这个事情是荣毅仁主管的。现在想起来，这个转变对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对今天中国纺织品占到全球贸易额40%、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都有很大影响，很多基础都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
《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您对荣老和中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陈锦华：改革开放以后我和他接触就比较少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邓小平对他讲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我觉得他就是这么做的。这里边最突出的是勇于创新。在创办中信的过程当中，我了解比较多的是中信投资建设仪征化纤公司。当时要建仪征化纤国家没有钱，当时纺织工业部找荣毅仁帮着想办法，荣毅仁就以中信集团的名义到海外去融资贷款，贷到了2亿美元，当时2亿美元可是一个大数字。中信的投资占仪征化纤30%的股份，国家占70％。仪征化纤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和化纤生产基地。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开拓性贡献的。仪征化纤开工的时候他去了，讲了三句话，融资以后要选好，建好，管好，提了三好，所谓“选”就是搞的东西，要是国家所需要的；选好之后，要把它建设好；建设起来之后一定要管好，要使企业有效益。这是很在行的意见。
《中国企业家》：荣毅仁作为一个跨越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陈锦华：我给他概括了8个字：爱国有为，敬业创业。爱国有为意思是说他真正在做事情，也做成了一些事情，而且是国家需要的大事。荣毅仁是很敬业的，敬业当中还有创业的意识，创业的精神。如果讲爱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政治色彩浓厚，但从爱国的角度来讲，从敬业和创业来讲，则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过去他对纺织工业的贡献，从公私合营前的加工订货到统购包销，到改革开放年代创建中信公司，都是有创意的。荣毅仁不守旧，一直注意学习进取。老一代的工商业者作为大老板，他的作为是领先的，最突出的。
荣毅仁不太追求个人享受。我们有一次在一起闲聊，他说逛百货大楼被小偷偷了，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吧。我们就跟他讲，小偷偷了中国最有钱的人，但是拿到手的却是最少的。现在很多大款发了财之后，刚刚有一点积累就买几千万元、上亿元一栋的别墅，这种消费完全是腐败性的消费，你这个钱为什么不能拿来进行矿井的改造？为什么不能扩大实业投资？他的父亲荣德生有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感觉这些东西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现在有一些人，可是倒过来了，享上等福。
《中国企业家》：解放以前，荣毅仁那一代被称为民族资本家或民族企业家，现在对“民族”的概念好像提的少了，您怎么看？
陈锦华：现在是强调经济全球化，融入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强调民族工业那也不一定。但老一代民族工商业者的这种精神，民族情结我认为还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民族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要爱国，把中国搞强大，你花天酒地把钱都花掉了，拿什么爱国？我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和他们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没有经历社会变迁的磨炼，没有经历解放以后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磨炼。现在应该讲，创业的大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在向上发展。企业家们应该抓住机会做好自己的事业。
《中国企业家》：毕竟荣老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企业家阶层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也有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对他们很难用一个标准要求。
陈锦华：这是对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使命，但是爱国应当是永恒的主题。爱国，就要积极作为，要有创业精神，要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些都是不过时的。当代的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民族精神，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的崛起，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合作做贡献。毛主席曾经对荣毅仁讲了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