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是什么级别 荣毅仁给当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



毛主席曾经对荣毅仁讲了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

  “荣老追悼会当天新华社发了一个他的生平,应该是对荣老的盖棺论定,其中讲了一条:他是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既然是旗帜当然有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11月14日上午,陈锦华在全国政协机关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指出。陈锦华是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上世纪50年代后期,荣毅仁到纺织部任副部长,陈锦华是纺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对于荣老,76岁的陈锦华至今印象深刻。

  《中国企业家》:您与荣毅仁共事的时候,有哪些值得回忆的事情? 

  陈锦华: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现在想起来,比较突出的是,他关心政治、注意政策。 

  我举个例子,那时候部里写报告,如果里边有这样的话,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来开什么会,来进行贯彻;如果出现这样的字句,他一定要把我找去,问我中央指示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中央是什么政策?要给他解释一下。讲了以后,他一听如果中央精神是关于工作上的事,而不是党内的事,他就提出,你把文件送给我看看。如果不是党内机密文件,我们请示党组书记钱之光之后就送给他看了。 

  荣毅仁那时候不是党员,但他靠近党,靠近政府,有这种态度是很不一般的。一般人听说是中央精神,贯彻就是了,干嘛要往深里问。 

  再讲一个例子。他这个人还是比较爱动脑子的。当年我们对资产阶级实行的是赎买政策,是用定息的方式进行赎买。有一次他找到我,和我议论赎买政策,讲他的理解。他跟我说,赎买政策是非常好的。因为“赎买”这个词最早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讲清了这个道理,而且在实践上是成功的。他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是要从理论上找到一些依据。 

  《中国企业家》:在业务管理上,他有什么特点? 

  陈锦华:从业务上来讲,他还是想多做事情,工作比较热心,态度比较科学,比较实事求是。他到纺织部以后部里给他的分工是管生产,当时生产当中,全国有个广泛涉及的大问题,就是大跃进、浮夸,不讲科学,不实事求是。有人要是讲究质量或者讲究效益,就被视为右倾、保守。 

  当年纺织工业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原料的问题,就是棉花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找棉花以外的原料来搞纺织,野杂纤维,各种各种的麻,各种各样的毛,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扩大纺织原料的来源,当时中央都同意这种做法。他抓这个事情,自己带队到湖南、四川、山东等地调查。调查回来之后他正式提出了报告,认为野杂纤维是有的,中国这么大总是有的,但是纤维的性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粗,有的比较细,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用到纺织上来,应当是“能粗则粗,能细则细,能穿则穿,能用则用”,提出这么几句话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舆论,现在叫“炒作”,说野杂纤维好的不得了,什么方面都可以用。这件事体现的就是他的科学态度。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当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包括丝绸、毛料、羊毛衫,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国家,那个时候西方对我们封锁,我们的东西出不去,或者不愿意出去,我们要从苏联进口东西,拿什么跟它交换?只有拿我们的农产品,纺织轻工产品跟他们交换。后来中苏关系闹僵了,这些东西它不要了,我们的产品就出不去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纺织品出口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要转到西方市场去,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已经和西方断绝关系十多年了,要把我们的产品做到资本主义市场上,适合他们的需要,品种、质量、花式都要做很大的转变。那个时候我们就专门派人到香港搜集样子到国内来仿做,再卖出去,这个事情是荣毅仁主管的。现在想起来,这个转变对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对今天中国纺织品占到全球贸易额40%、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都有很大影响,很多基础都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

 

《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您对荣老和中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陈锦华:改革开放以后我和他接触就比较少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邓小平对他讲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我觉得他就是这么做的。这里边最突出的是勇于创新。在创办中信的过程当中,我了解比较多的是中信投资建设仪征化纤公司。当时要建仪征化纤国家没有钱,当时纺织工业部找荣毅仁帮着想办法,荣毅仁就以中信集团的名义到海外去融资贷款,贷到了2亿美元,当时2亿美元可是一个大数字。中信的投资占仪征化纤30%的股份,国家占70%。仪征化纤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和化纤生产基地。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开拓性贡献的。仪征化纤开工的时候他去了,讲了三句话,融资以后要选好,建好,管好,提了三好,所谓“选”就是搞的东西,要是国家所需要的;选好之后,要把它建设好;建设起来之后一定要管好,要使企业有效益。这是很在行的意见。

  《中国企业家》:荣毅仁作为一个跨越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陈锦华:我给他概括了8个字:爱国有为,敬业创业。爱国有为意思是说他真正在做事情,也做成了一些事情,而且是国家需要的大事。荣毅仁是很敬业的,敬业当中还有创业的意识,创业的精神。如果讲爱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政治色彩浓厚,但从爱国的角度来讲,从敬业和创业来讲,则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过去他对纺织工业的贡献,从公私合营前的加工订货到统购包销,到改革开放年代创建中信公司,都是有创意的。荣毅仁不守旧,一直注意学习进取。老一代的工商业者作为大老板,他的作为是领先的,最突出的。 

  荣毅仁不太追求个人享受。我们有一次在一起闲聊,他说逛百货大楼被小偷偷了,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吧。我们就跟他讲,小偷偷了中国最有钱的人,但是拿到手的却是最少的。现在很多大款发了财之后,刚刚有一点积累就买几千万元、上亿元一栋的别墅,这种消费完全是腐败性的消费,你这个钱为什么不能拿来进行矿井的改造?为什么不能扩大实业投资?他的父亲荣德生有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感觉这些东西是值得后人学习的。现在有一些人,可是倒过来了,享上等福。 

  《中国企业家》:解放以前,荣毅仁那一代被称为民族资本家或民族企业家,现在对“民族”的概念好像提的少了,您怎么看? 

  陈锦华:现在是强调经济全球化,融入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强调民族工业那也不一定。但老一代民族工商业者的这种精神,民族情结我认为还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民族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要爱国,把中国搞强大,你花天酒地把钱都花掉了,拿什么爱国?我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和他们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没有经历社会变迁的磨炼,没有经历解放以后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磨炼。现在应该讲,创业的大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在向上发展。企业家们应该抓住机会做好自己的事业。 

  《中国企业家》:毕竟荣老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企业家阶层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也有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对他们很难用一个标准要求。 

  陈锦华:这是对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使命,但是爱国应当是永恒的主题。爱国,就要积极作为,要有创业精神,要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些都是不过时的。当代的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民族精神,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的崛起,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合作做贡献。毛主席曾经对荣毅仁讲了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 

 荣毅仁是什么级别 荣毅仁给当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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