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央财经大学日前发布我国首份地下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地下金融调查》，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不断膨胀的地下金融正在对宏观调控政策和决策提出严峻的挑战。 无独有偶，2005年12月27日，酝酿半年之久的我国首批民间融资公司在山西票号发祥地———平遥率先挂牌，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只贷不存”的民间融资机构合法诞生。 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负责人李建军认为，这可视作央行收编地下金融机构的开始。 初衷虽好，但效果如何仍待时间检验，至少从目前来看，地下金融可能仍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活跃，而此问题的最后解决，更应寄望于中国金融体系整体改善之系统工程。
从根本上来说，造成地下金融活动“应运而生”的原因在于：一、以利率、汇率及信贷管制为标志的金融抑制政策人为压制了金融产品供给的增长；二、国有垄断下的单一金融体系基本排斥了民间资本合法进入此一领域的可能；三、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带来的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膨胀及多元化不断刺激着地下金融规模和范围的扩张。 很显然，上述三点原因正是我国金融业长期落后之显著表征。事实上，除了以地下金融为风向标的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不足外，另有极具反差意义的现象是，商业银行存贷差不断增长，并且在贷款利率上限节节放开的大背景下，相互竞价以争取“优质客户”的同质竞争却愈演愈烈。二元乃至多元的金融体系正在不合理但顽固地强化中。 上述情况明显违背于“大市场”的原则不言而喻，因此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如何有效构建起完备的资本市场并尽可能地为监管体系所覆盖，这种路径的选择确实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只贷不存”的民间金融机构因其先天不足而只能起到拾遗补缺作用无须论证，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仍在于对新生金融机构的准入放开应该把握怎样的尺度。 从我个人的倾向来说则较多地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观点，银行不能实行完全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的竞争悖论：不竞争不足以提高效率；完全竞争则会导致银行破产，而银行破产具有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性。 除了这种外部性的考量外（其实央行之所以小心翼翼，将民间融资机构限定在“只贷不存”范围内，也是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促使我信赖存量改革的主要理由还有两点： 首先，银行具备明显的规模效益。因为银行风险与银行规模呈反相关关系，同时，银行规模越大，越具有创新能力。即使归结到本文所谈的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来，随着全球性银行业不断合并，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银行规模与企业规模逐渐拉大的趋势，因此规模对称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条件。 其次，在转型国家中，由于外部法律体系不健全，大量私人部门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国有化特征，即产权模糊化倾向。中小银行往往会要求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模糊的所有者加入其经营活动，分享银行的收益，并帮助银行解决由市场不完全所造成的各种不利于银行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的信息与制度障碍。关于这一点，基本可以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对地方政府的“捆绑”、“要挟”所证明。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寄望于某些民营化的金融机构（包括民营银行）来收编数额庞大的地下金融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破解，首先需要渐进式的制度松绑，以弥合风险收益间的不对称；其次，需要现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实行公司化转换，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再次，需要培育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合作基金等等；最后，对于困难农户的扶助应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及政策性贷款的筹划内予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