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持人：
大家都看到了，坐在我左右都是几位我们国家知名各个方面的经济专家，我先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蔡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他主要的专长在人口学和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他的研究专长是在企业方面。
张军扩研究员，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他研究范围也是很广泛的，研究过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更侧重于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
李扬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也是我们国家一位非常知名金融经济学方面的专家。
马晓河研究员，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也是有广泛的研究内容，他给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主要侧重于农业方面的。
张培森研究员，他是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专长在研究税收方面。在座这六位学者他们已经覆盖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接下来就想请他们每个人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向大家谈一谈介绍一下他们目前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各位提供更好的线索，更他们讲完之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研究专长，特别是他们在自我介绍中他们现在在研究的什么问题，大家根据这些方面提出自己的问题，向学者请教，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问题更集中一点。
蔡昉：
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研究所，我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失业问题、城镇职工下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我最近在考虑的一件事，把我研究的人口和就业问题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了很多年，实际上从九五开始就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我们现在看，九五期间，其实经济增长方式有所转变，以至于那个时候有的外国人根据我们消耗水平不高，增长不快，判断GDP没有增长那么高，GDP是虚报的，他说我们虚报不一定对，能源消耗率低，能源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十五期间重化发展非常快，导致能源、资源环境都在消耗过快，因此又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以前提过，最后又反弹回来，这次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取得效果呢？我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就把发达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结合起来，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到，最早使用和资源相关的要素发展经济，那个时候谁的资源丰富，谁就在经济增长中有优势，就发展更快一些，资源单单是自然资源不可能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保证高速度，因此人民就转到用资本发展，这时候谁有一个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高的投资率谁就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所谓实现经济起飞的核心就是把资本积累率提高到某一个水平，比如说10％或者是以上的水平，再到一定的水平，也会报酬递减，假如劳动力是有限的，增加新的资本也会遇到报酬递减，因此也不能够长期保持持续增长，因此在很多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以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为主要源泉的增长模式上去。但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劳动力非常丰富，我们经济学家叫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因此由于有大量劳动力不断的供给，能够保证资本报酬递减时间来得晚一些，因此也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很长时间里头，我们没有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资本积累、劳动的投入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上面去，因此我们赢得了一个时间，我把这个叫做“人口红利”，我们获得了“人口红利”，但是新的人口预测和各地表现出来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显示出我们获得“人口红利”的时间不长了，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就是我最近所研究的内容，主要的结论就是说，必须具备了条件，而且也是必须转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力和技术进步上去，否则不再有经济增长源泉支撑经济发展。
魏杰：
非常高兴和在座讨论问题。刚才汪所长讲，我现在偏向对企业的研究，因为我现在在清华大学企业战略与政策系当主任，更多偏重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研究的话题是企业改革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国企业改革失败的，国企改革也失败了，民营企业发展改革也失败了，因此这种思潮对企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我们估计在2006年可能影响还会加大，我们要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认为改革失败了，企业改革失败了，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尤其是有的人提出来，改革需要治理整顿，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原因导致我们未来怎么样应对这种结构，如果说这种原因的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话，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2006年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环境，怎样应对改革失败，企业和社会的环境不太协调的条件下，企业怎么办，同时对政府来讲，我们政府怎么办，恐怕是未来我们非常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税收是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企业提供的，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提供的，如果企业出现晃动的时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持什么样的积极的应对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保证中国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够继续以非常高效的状况发展，最近我碰到美国研究企业的人到中国考察，国外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非常看好，但是来到你们内部，发现内部乱套了，对经济改革有这么大的看法，感到非常吃惊。我想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做一些回答，因此一年多来，我们主要做这个工作，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种思潮的存在，面对这种思潮，政府应该怎么办，企业应该怎么办，就是研究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与此相关的问题，和在座可以做一点交流，向在座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
张军扩：
我是到区域经济研究部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党校学习，过去曾经主要是研究宏观经济，国有经济的改革这方面的研究。到发展部之后，这个部像汪所长所讲的，我们这个部门研究职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关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预测和研究，一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问题的研究，关于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现在主要考虑什么问题呢？前二十年我们GDP翻了两番，这翻两番在国民经济总量两千多亿的基础之上两千多亿美元翻到一万亿美元的水平，经济增量只有七千多亿的经济增量，但是即使如此，它给我们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社会，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已经非常，下一步我们要到2020年之前，我们要再翻两番，再翻两番从一万亿翻到四万亿美元，经济总量是三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应对各种挑战，我们的研究主要想从具体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我们到底怎么样应对，包括社会方面，包括对外关系方面。
另外，我们思考比较多的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我今天也是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做一些探讨和交流。
大家知道，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大家一直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虽然这些年经济增长总量非常快，但是区域差距的问题，区域发展差距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一直以来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际上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战略，应该说采取很多的措施，但是发展到现在，虽然有一方面的改善，但是总体上来讲，差距还是在扩大。根据这种情况，这些年经济学界也在反思，特别是在最近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进行比较深入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差距不仅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在一些条件不是很成熟的地方加快发展，又带来了很大的资源环境的压力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开发当中，又带来很多的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协调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另外，因为各地的资源环境发展潜力、条件非常不同，即使我们各地都加快发展的话，能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各地的收入差距吗？好像也很难。
在这样反思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区域发展的思路方面，在经济学界也好，政策界也好，应该说从这一两年有一些进展，最令人兴奋的路，有些思路已经写在十一五规划思路建议里边去，刚才李善同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这次十一五规划我认为，对于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在思路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特别是四个功能区的提出和四种机制的提出。除了这次新的进展，有同志问到中部地区的问题，中部地区实际上在十一五规划里边对它的功能定位有一些定位，当然具体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的落实或者是提出具体的政策，但是提出了一些功能定位，比如粮食主产区的问题、能源和新的加工制造业的问题，基础设施等四个领域已经有一些定位，但是这方面还有最大的借鉴，最大的借鉴是四个功能区的提出。今后要按照优化发展、重点发展、限制发展等思路规划区域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提出四种机制，市场的机制，合作的机制，互助的机制，国家扶持的机制，这样一个思路我的理解，核心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核心的进展是两点，我们在发展方面不再强调各地齐头并进的发展，而是强调各地要各地的资源、环境和发展潜力的情况规划发展，第二就是在人均收入上，在消除地区差距上不再强调人均GDP的差距，或者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强调各地方人均享受大体上相同的或者是相近似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仅这种水平的提高，不仅来自于地方的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来自于其它资源和国家的转移支付。在这方面思路有很大的转变。下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思路到底怎样落实，这个思路落实起来问题很大，困难很多，问题很多，思路是很对的，下一步我们想重点要研究一下思路到底怎么样落实，落实过程对于各个地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下一步重点考虑的问题。
李扬：
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金融研究所覆盖的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利率、汇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的东西很多，最近刚刚完成能够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两个项目，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的评价，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对全国291地级以上的城市金融生态做了一个评价并且做了排名，当然它会产生比较广泛的理论影响和政策影响，另外对信贷资金走向也会有一些影响吧。第二个项目我们很快向社会公布的中国在推进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金融支持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两面旗帜，迄今为止，我们开放基本上还是引进来，本轮经济波动中，显示出中国必须走出去，特别是这次经济波动中强烈感觉到，我们对资源的缺乏，因此中国特别需要走出去，就地取得资源，另外这几年贸易摩擦很大，回避贸易摩擦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直接再出口地设厂，不是用出口的方式，而是就近在那个国家设厂的方式，所有都是走出去。
走出去和国内一样，企业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金融支持，在国内比较好说，但是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应当说是非常欠缺的，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了研究。
眼下我特别在关注的，而且自己觉得有一些心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对中国的挑战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今年国际社会中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一个多月前，大概在这个附近不太远河北香河结束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二十国是世界上最活跃的，这二十国GDP占全世界70％多，非常重要。会议时候有一个公告性质的东西，或者是宣扬似的东西，在这里非常明确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而且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危害全球经济。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简单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世界分成两组，有一些国家大量的贸易逆差，另外一些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中国是属于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由于了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就有贸易摩擦，贸易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对美国我们有贸易顺差，从实物上来说，美国人沾了便宜，它用很低的价钱，获得中国高质量的消费品，但是美国人另外又说了，由于价钱很便宜，质量又高，使得我国内企业原来生产这些东西的厂商不能生产了，我失业了，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逆差和长期顺差的持续，而且是分在不同的国别，就有资本流动问题，就有债务和债券的积累问题。就当前的情况下，由于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引起美元大量流出，美国在全世界负债。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像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各位都不生疏，储备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论，多了，少了，收益到底好不好？怎么使用？不仅如此，由于顺差、逆差长期这个样子，两个国家，我们简单的说，拿美国和中国来说，利率水平不一样，在美国格林斯潘在下台之前从去年开始连续十几次向一个方向调利率，利率从1调整到4，每次0.25，预计提到4.75，中国利率去年十月份动了一下，整体来说利率水平是下降的，如果说用一个对应的利率概念，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中国相对应的话大概是1.1，那边是4，这边是1.1，于是资本就要流动，资本要向收益高的地方走，资本流动遇到汇率问题，大家知道国际交易一是说能获得多少收益，利息收益多少，4，1.1很显然，如果汇率变化了呢？所以要算两笔帐，算利差的帐算汇率本身的帐，汇率问题又在这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事实上涉及到整个全球经济的变化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很关注的。
既然是失衡，中国肯定也是属于失衡的国家之一了，因为全球经济既然有顺差就有逆差，有人资本流出就有资本流入，有人钱往外出，有人就积累外汇储备，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状况，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运行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刚刚闭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消费，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是需要扩大消费的，但是消费能不能扩大起来，这几年的经验证明非常稳定，至少从金融政策角度来说，我们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刺激消费，但是消费水平比较稳定。因此下一步怎样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怎么样把中国的消费刺激起来，因为中国消费刺激起来，我们就不那么依赖出口，我们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有解决的方法，刺激国内的消费不止是国内经济的平衡，而且有全球经济平衡的含义。
第二中国处于大于投资的状况，处在这种状况，利率水平可能就上不去，利率水平上不去的话，货币政策有可能作用不大，面对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我们迫切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如果利率处在很低的水平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又怎么办，这就是很大的挑战。
再一个，外汇储备今年新增两千亿美金，接近8千亿的水平，如果按照现在汇率6.4万亿，接近7万亿，整个金融资产7万亿，就外汇这一块占这么大的份额，我们怎么处置它，这也是现在我们面对非常头疼的问题。
这次宏观调控大家在调控投资，但是大家知道，国民经济运行有些人比较简单说的就是三驾马车，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的，出口我们刚刚说了，全球经济失衡就是说中国这一方出口多了，顺差很多，因此这几年大家看到，美国、欧盟天天跟我们谈，一会儿设一个限一会儿设一个限，把大量的货物压在港口上不准卸货，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增长潜力。回过头来看，投资恐怕还是要保持一定水平的，产能又过剩，投资要不要搞，在哪些领域搞，用什么样的金融机制去支持它，这都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失衡说起，事实上说起整个经济运行，挺复杂的事情，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做一点交流。
马晓河：
我们是搞产业经济的，我们最近所里对当前产业运行，特别是对重大产业的过剩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另外我是根据上面领导让我们搞了当前新农村建设调查研究，我们跑了4个省，调查25个村，同时对100户农民做了问卷调查，我想给各位在座的汇报一下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问题。我在五中全会之前就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结论是这样的。第一，当前为什么要在中国搞新农村建设？因为五中全会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搞？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存在有四个问题，起码有四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城乡的公共品供给，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城市和乡村差距越来越大。在现有体制下，仅靠现行的公共财政和体制是解决不了的。现有的公共财政明显是一种城市偏向的，城市人走的路，饮的水靠国家财政，农村人的路、电、水、气包括公共服务靠农民自己，财政给予补贴，明显是城乡二元结构，现有情况下怎么解决，无法解决，这是一个死胡同。
第二个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出现两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叫存贷差越来越大，银行的存款每月都在涨，到了10月底，存差已经超过9万亿，存款总额是28万亿，贷款只有19万亿，这么大的存差，投资下一步向哪投是很大的问题？还有一头是消费，现在目前中国的消费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城里增加收入以后把越来越钱向银行储蓄，边际消费明显下降，农村人有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是没钱，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品积压越来越多，到了十月底，中国的全国工业品积压超过12000亿的库存资金，目前国民生产总值有10％是资金占用，这个问题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当前我们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和国内消费严重失衡，我们大量的工业品由于国内相对需求不足，挤向世界，导致目前连续几年来，反倾销案例是世界第一。这个怎么办？
第四个问题，目前我们国家在98年以来连续投资的巨大投资形成的产能，现在相继进入到生产期，目前由于经济运动到现在出现波折，中国许多产能开始大量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部分化工产品，以及好多工业消费品都是过剩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临四大矛盾，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动机在什么地方？没有路。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央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非常必要，起码可以从几个方面解决这个矛盾。比如说，通过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大量的投资，可以吸纳一部分投资，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这里，同时可以把一些过剩的产能吸纳进去，水泥、钢材等等。第二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可以拉动内需。目前农民边际消费倾向要明显高于城市人，每增加一百块钱农民大约是要比城市人的边际倾向高十个百分点左右，这样的话有利于消费。如果今后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每年消费额增长15％，每年增加消费总量是4000多亿到5000亿，这恰恰是目前国家所需要的。比如说，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城市人收入增长9.8％，但他们的消费增长幅度是没有增加的，反倒减少了，减少了0.7％，而农村是增加的，所以说增加收入，让农民增加收入，让穷人增加收入，可以多消费，特别是中央掀起新农村运动，我觉得更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社会体现公平，缩小城乡两元差距，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当前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解决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提了好多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给大家提供的文章里边就有，核心是三句话：第一，本届政府在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方面提出了很大的战略思路，统筹城乡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还不行，最后胡锦涛同志又提出来，要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趋向。其次为了让它具体化，这次五中全会提出来，要在农村搞新农村建设，把战略趋向和战略思路具体化，实际上是战略举措。第三个问题，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不是新的概念，早就有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素民提出概念，毛泽东当年在解放前提出这个概念，解放后也提出这个概念，新农村建设是综合概念，体现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它是承前启后的概念。第四个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切忌，因为它是亿万农民的工程，是一个跨世纪工程，所以要有重点，要有阶段，不能搞什么形象工程，也不能搞政治运动，也不能搞征集工程，应该坚持几个原则。
张培森：
经济增长是好的状态，现在的形势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局面恐怕明年乃至于后年，恐怕要继续维持。
在这样的形势下，税收也取得了比较好的绩效，从十五期间看，税收的增长每年超过GDP增长，从宏观质量看，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几乎增长一个百分点，预计到2005年达到20％，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跟世界许多国家都不同的，税负水平有所提高，经济增长也在稳定上升，这是和许多国家不同的，就像拉夫曲线规律是不一样的，我们始终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想谈的就是，最近几年我带领课题组研究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总的就是研究税收经济关系。税收经济关系是一个税源的问题，税源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对中国税收和经济总量、结构问题进行多年的研究，到今年大概已经有十个年头，从1996年开始，一直追踪研究税收经济关系，其中重要的是税源问题。从研究的结果里看，我们初步有这样一些结论。对于第一产业基本实行的是低税的政策，第二产业是力图做到税负适中，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体现税种不平衡的状态。对第三产业基本上是轻税负的政策，实践结果也证明，中国第三产业有了比较好的发展。从经济的增长和税收收入来看，增长速度来看，效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的看法。
作为税收经济关系中，可能涉及到最重要两个方面和经济运行密切相关一是改革问题，一是政策问题。特别是十五以来，可能大家都感觉到，税收政策出台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客观公正性，从我们分析来看，也有比较大的转变，往往用税收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但是还远远不够。一个目的是给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但是远远不够。
第三个，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建议和刚刚结束经济工作会议，对税收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十一五的建议中，其中最重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方方面面的改革，第二个方面增值税全国范围的推行，在东北试点的基础上，怎么样更好地总结经验在全国推行。再一方面，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以前往往叫良好的合并，或者叫内外资企业两道所得税的合并，现在提到了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度，含义就是包括所有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
最后一个方面，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税收要配合，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几个方面。我最近也接触了最近结束了经济工作会议，有八项任务，其中四项很明确提出来，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还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我想这些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
下一步我想有这样三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用税收政策和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配合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升级，灵活的制定和调整现行的税收政策，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按照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循环经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也在研究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使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主持人：
谢谢各位嘉宾，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
左连升：
我是山东来的，叫左连升，今年82岁。我本来是在部队搞教育的，我也搞过工程的，我是学建筑的，解放前哈尔滨工大毕业的，我现在提一个问题，我1925年生，到31年日本侵略，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才6岁，当时就让我学私塾，读孔孟之道，我现在提一个问题，这位同志不是搞人口的吗，日本现在1.3亿人口，日本不存在就业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原因，据我了解，我和日本学生接触很多，日本男的主外，女的主内，这样老有所养，小孩子有人照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男的工资是女同志的工资两倍，男女工资一共加起来一千二，把一千二给男的，这样以来就业问题解决了，家庭有人照顾了，孩子有人管，我们现在两口子工作都挣工资，小孩子上幼儿园没人管。上班送，下班接，结果不懂得人的生理学，到现在给他吃得肥肥的。
提问：
我是来自企业，我们企业简单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99年243院所转制，下地方，后来我们成立股份公司也上了市，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建成了，到后来一进了国资委管理，国资委嫌我们比较小，下到资源性的企业集团里边，资源性企业集团里边他们为了把我们尽快做大做强，我们本来搞深加工和高科技的，想把矿砂冶炼产装进来，做大做强，这好像是国家的思路，我们感到比较糊涂，以前我们是事业单位转成企业，企业又改革了，改到这个时候，似乎现代企业制度也建起来了，职工感到没什么干头，心里越来越散。制度好像健全了，但是不知道对大家的激励好处在什么地方？上市也到头了，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了？
从产业来说，我们做深加工的，资源比较牛，大家从上游做，是不是今后是我们发展方向？小的不要了，都做大的，作为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这一块，我们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不像民营企业可以自己做，我们从99年走到现在的路，似乎看起来是比较辉煌的，但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前景暗淡，不知道前景怎么走？
提问：
我记得我在98年10月份的时候，在北大研究所也请教过魏教授，我现在从事证券研究工作的，我当时问魏教授，十五大报告里边，把股份制看成是实现现代企业制度一种实现形式，但是又强调控股权拿在谁手中的问题，时隔七年之后，整个国企就是说，上市之后，现在不是在看控股权在谁手中，而是通过兑价实现全流通，这样一个进程，我想它对整个国企整体转型和治理结构的彻底改变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整个证券市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提问：
我是来自华氏的。我问张培森，国家房产宏观调控这一假，房产想涨价还是升值，还是房产有泡沫呢？
提问：
我来自江苏省革命老区，我搞扶贫开发工作，我想请教国家税务总局的张主任，国家对老区开发上在税收优惠政策上有哪些新的考虑？，帮助老区进一步加快发展。
陈小雨：
中国林产工业公司经理助理，兼任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副会长，我想请教张培森主任，在十一五期间国家有一项对东北林区采伐剩余物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使我们国家十五期间人造板快速发展，我想请教十一五期间这项优惠政策是不是还能继续？第二我想如果继续的话，我们希望把城市的木材废料和农村的非木质加进来是不是可以？
河北唐山：
我想请教一下马晓河所长，关于目前小城镇建设几个问题。第一，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因为农村土地基本上是集体土地，而不是国有土地，将来涉及到这些土地产权的处理。
第二，关于这些土地的使用年限？
第三，马老师也提到了开发建设小城镇是有阶段性的，大概阶段有多长时间？
蔡昉：
刚才这位同志提的关于人口和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从您的问题中，我归纳出您有两个观点，实际上也是我们搞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争论的内容。第一，人口不是主要的，人口多不是造成失业困难的原因，比如以日本为例，日本人口很多，在相对比较小的国土面积上，人口是相当多的，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失业问题，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就业和失业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把多少人派到劳动力市场派到市场抢饭碗，最后导致的结果会不会有就业的困难。这两个观点都是争论的主要的观点，但是这两个观点是有矛盾的。首先，人口对就业有没有影响，没有直接影响，我们的就业不是人口多造成的。相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而经济增长创造那么多的就业，改善那么多的人的生活来自于人口多，更具体地是说来自劳动人口规模庞大和比例比较高，因为我们从七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之前由于出生人口很多，人口处于少年儿童被人家抚养这部分人口的比重就比较大，因此人口抚养负担就比较大。当你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你就逐渐减少了少年儿童新生人口数，经过一代人以后，原来比较多的少年儿童进入到劳动年龄人口中，而新出生进入少年儿童的人就越来越少，因此整个人口结构出现劳动人口年龄比重比较大的状况，这个状况带来两个对生产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东西，第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就在国际竞争中有了比较优势，就有了竞争力，也就是为什么刚才几位专家都提到的，我们现在有很严重的跟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但是从好的方面看，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太便宜了，有竞争优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因为整个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增长导致剩余量有比较大，就容易被人们积累起来投到生产中，因此我们的资本积累投资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两点就带来了经济增长额外源泉，我把它叫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推算，在改革开放期间，由于人口的抚养比在逐年下降，反过来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上升，这一条对我们整个改革期间，每年百分之九点几的GDP增长率贡献的四分之一以上，整个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于人口红利。这也恰恰认证了，过去人们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都做过一些研究，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好的人口结构都会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说东亚，东亚在最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他们的人口结构，也是实现了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上，人口红利做出的贡献大概是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在欧洲向外移民形成的新的经济中，我们把它叫大西洋经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它比原来的欧洲增长速度要快一些，快出来的这部分几乎百分之百都可以归结于比较好的人口结构，比较年龄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中国也认证了这一点，人口对经济增长，对就业其实是正面的效果，还促进就业。
第二个观点，我把它转化成学术中的语言叫劳动的参与率导致了失业的问题，在日本妇女都不干活，因此她们在市场上竞争职位的人就少了一些，因此就业率就低一些，潜在的含义就是我们是不是创造一下妻子们或者丈夫们回家，一个家里有一个人就业就行了，但是这个观点我曾经写过文章，我认为我们关心失业率有多高，我们没有必要关心，直接看失业率高就不好，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失业率是不一样的，在欧洲很多国家失业率长期保持两位数，但是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人的生活没有问题。有些国家，比方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韩国一下子弄了3％、4％的失业率也弄不了，因为历史上不习惯于失业，过去都是终身雇佣制，中国只有6％的失业率，但是很多地区的城市居民也生活很困难，陷入到贫困状态中，原因是我们没有好的社会保障，因此我们关心就业关心不是到底失业率有多高这个数，我们关心的是人们能不能取得生活必要的，保持他们体面生活的生活来源和收入来源。因此，当我们出现失业的时候，意味着社会不能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提供那么多的收入的情况下，这个时候退回家来，我们其实是保障不了每个家庭的收入继续按原来的水平生存，也不可能保证它的增长。因此，我们就说，降低劳动参与率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回家了，解决不了收入问题，和失业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就陷入贫困，而反过来是说，日本的劳动参与率比中国低不少，但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日本现在是人均四万多，中国只有人均一千多美元GDP水准，它是在工资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工资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个时候有些妇女在结婚以后就退出劳动力市场。
我想我们现在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从95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就业的人和想就业的人相对数在减少，原因不是我退回去，我的配偶可以养活得了我，反过来因为就业太困难，他可能找不到工作，最后他失望以后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为我们的调查失业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过去一周你有没有过一小时以上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是我有，这算作就业，如果说没有，可能是失业，但还不能肯定，还要问第二个问题，你在过去两个月里头有没有积极地寻找工作？有一个4050人员下岗以后拼命找一年的工作没有找到，第二年还没有找到，从98年下岗找到04年年底以后，他终于说，我这个年龄我这个教育水平我的技能找到工作不容易，算了我在家替我孩子看小孩得了，其实他心里想就业的，他没有生活的困难，这时候国家统计局派一个调查人员去，过去两个月里有没有积极寻找工作，他说我没找，反正我找不到，这时候把这个人算作退出劳动力市场，他就不叫失业了，他没有算在失业率里头，但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相当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劳动参与率就会下降，但是我们劳动参与率下降我们叫沮丧的工人效应，这些人对找工作失去信心了，只好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和日本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您的第一个观点和第二个观点是有一点打架的。
魏杰：
刚才这位先生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涉及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从十六大以后，对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我们有两个要点非常明确，第一个要点就是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有经济的国有企业改制方向就是非国有化，第二个阶段，既不属于国民安全和国有经济的不再搞独资国有企业，要发挥混合经济的作用，也就是股东化的问题，有人开玩笑叫两化，一叫非国有化和股份化。这是我们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两个非常要的要点，我们现在基本上按照这个要点在朝前推动。第一位先生谈到企业状况，我的看法属于非国有化的过程，不需要控股，之所以调整不过来，应该属于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有经济命脉的领域，是非国有化的问题，在股份化做文章，不可能，凡是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有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经济永远战胜不了非国有经济，这是一个前提，不遵守这个前提，最后这个结果很难解决你的问题。
第二位先生提的问题，是关于产权制度中的产权流动问题。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解释，产权必须流动起来，包括了控股权的流动，控股权如果不流动，这个企业一样没有活力，因为只有控股权流动的条件下，谁有能力经营这个企业，谁就有能控制这个企业，能控制这个企业，或者经营状况很好的，所有股东因为利益共同体而需要控制，因此控股权必须流动，流动的前提才嫩使真正能经营好这个企业的股东能控制这个企业，要求控股权必须流动。控股权流动就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出现绝对控股方，任何一个股东不能超过51％，第二个原则，前十名股东加起来之后，任何重组都会颠覆控股权。这两条做到的时候，才能让真正经营好这个企业的股东经营这个企业。我们现在的情况要搞股权分置的目的，最重要做到控股权的流动。如果是现在有一家控股了49％，好像不是绝对控股，但是别的股东完全是零散股东，这时候控股权仍然不能流动，这两条必须要做到。任何股东不能绝对控股，只能相对控股。第二，前十名股东联合起来重组都可以导致控股权的重组，这两条做到之后才能真正使这个企业经营好的股东控制它，因为这个时候所有股东利益追求企业的增长，这时候才能取得所谓利益的均衡。因此，我想我们股权分置朝前推动最后的结果是要使控股权能够流动起来，因此一定要达到那两个原则才能做到这位先生刚才提出来的，最终怎么能保证这个企业发展的问题。
张培森：
刚才有三位同志提到税收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很税收的问题，具体的政策问题，从我们对税收政策的制度的考虑和调整角度看，这三个问题属于稳定政策方面的情况。第一是房价问题，发了一个文叫稳定房价，这是不难理解的，讲得很清楚。主导方向是经济适用房或者是更多的低租房得到满足，那就是以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能够得到满足，税收政策也是这样的方面。最早关于房价的问题和调控房地产市场，最早优惠政策是1999年出台的，2005年稳定房价的动作或者措施在于防止频繁通过转让谋取利益。
第二个问题，边区的税收问题。按照现行税收政策问题，对于老少边穷地区我们现行政策有倾斜的政策，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贫困的地区，税收政策历来是优惠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自己有权利在中央授权的范围之内制定相应的倾斜政策。今后的方向，我看到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从近期来看，经济工作会议也很明确，也就是要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中第六个问题讲到，要对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税收倾斜政策，我想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会继续下降。当然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高税收优惠还是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不同的方式，但是方向上应该是肯定的，不会改变。
第三个问题关于林区问题。按税法的规定，一些小型的、零散的木材使用叫三剩材，现行的税收政策对三剩材的利用我们采取鼓励措施，也就是大的理论上讲循环经济，剩才、边角废料鼓励应用制作成一定的产品，满足消费。但是这里我要指明一点，一次性资源讲得具体一点，一次性筷子，我们过去2004年统计，每年向日本出口一次性筷子达到一亿双，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如果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我们加工以后为国内生产需求按使用，我们可能加以限制。类似这样的情况，我想在政策和循环经济是结合一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制定和调整现行的政策。现行的税收政策只要公布以后，未到期的优惠政策或者是其它政策，只要没有宣布废止也没有到期，我想企业和纳税人应该抓紧时间或者利用国家制定的政策。
马晓河：
第一个问题小城镇，第二个问题产业投资哪有热点和高回报。
小城镇建设有三个问题，我刚才讲的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是两个概念。第一个土地的问题，小城镇建设里边集体土地怎么使用，产权怎么处理，这是一个。第二，土地年限。我现在这么跟你讲，中国的土地是两种使用权，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以上是国有土地，农村小镇土地是集体所有，目前国家法律规定是对大中城市的土地处置的时候有规定，对农村的土地，无权法规定农民没有权利把集体所有土地变成非农用地，它是不能进入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小城镇里边如果土地没有变性，没有权利处置我建房、建什么都不行的，除非说农户的宅基地，农户里边宅基地国家规定每户只有一套宅基地，第二套宅基地就是违法的，这是明文规定的。第二，在土地所有权里边的年限里边，农业土地用地三十年不变，承包权不变，城镇土地是七十年，小城镇建设如果国家没有批你农地变成非农地，就不能改变它的性质，第二不能延长年限，所以这是到现在还没有法律的。
我要强调一点，最近物权法在讨论，物权法里边明文规定农民这一块有四权加上其他的权利，但是农民的土地不能在非农化过程中不能入股，第二不能有抵押，他的房产、地上物和土地不能抵押，这是明确规定的，要想占地非常困难，必须通过国家批准，这是前面讲的两个问题。
委员一个问题，开发的阶段，我认为新农村建设和新城镇不是一个概念，新否认建设要有阶段的，我认为目前是三个阶段，第一叫试点阶段，第二叫推广阶段，第三叫完善和提高阶段。我们认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应该是优先解决农民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我们调查的时候，对一百户调查，农民选的前四项，路、水、电、气，有一个农民跟我讲，新农村建设目标什么？目标每天吃一顿肉。第二个，把农民需要上学难、看病难解决了，农民目标说种粮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目前看病难、上学难是最大的问题，农民跟我们讲，教师叫眼镜蛇，收钱收得多，医生是白蛇精，也是收钱多，下一步新农村建设就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完善阶段是比较长的，总的一条政府要拿钱，解决农民向城市人一样需要的享用的公共品。
再一个问题，我是高投资公司的，哪些行业能赚钱？我也想赚钱，我也找不到行业，比较难，我只能提一个方向性，目前在中国想找市场缺口行业非常难，没有，咱们国家的汽车超过需求量百万辆，你搞汽车能搞吗？咱们的彩电，彩电每年七千万台，国内需求只有不到四千万台，钢铁目前超过需求一亿多吨，水泥也超过两亿多吨，这些都是没有口的。我提一个建议，目前中国的市场在细分化、专业化，细分化和专业化过程中替代产品有可能会赚钱。举一个例子，最近中国的汽车叫混合动力、新型燃料，当然得有技术门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两天上海轮船造大型轮船20万吨，目前国际上发动机都在舱底下放发动机，能源储备在那儿，一触礁海上污染，通过创新把发动机放到轮船上面，发动机燃油储存又不会触礁不会污染，现在需求非常大，也就是替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里中央在原始创新、引进集成创新方面的支持，这些方面将来有一些商机。第三个方面，像今后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相当短缺，水地能源都缺，将来在节能、节约资源、降耗，环境保护方面，减排放等，有可能会有商机。目前如果说北京的水资源每立方米如果调到六块钱，海水淡化就能赚钱，目前海水淡化成本是四块钱，所以说这就是机会。
重组。今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产业重组有可能产生商机。一加一不等于二，汽车是“战国时期”，中国世界六大集团和四大独立公司都在中国造汽车，爷爷辈、父亲辈、孙子辈都在中国，弄了110家汽车厂，将来的商机肯定是重组，谁能重组谁才能有商机，总之一条，具体找商机的话，我要找到肯定赚钱了。
提问：
第一个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福建台湾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对台重要地区给予支持，福建相对长江三角洲来讲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央在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和福建经济发展方面能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张军扩：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海岸西岸经济区是区域问题，主要放在祖国和平统一这个地方讲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不仅是区域发展的问题，而且在紧密和台湾经济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也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从这个定位来讲，我觉得中央应该是在今后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支持，但是我想今后会进一步落实，我提出的建议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从哪些方面进行支持：第一，应该在规划方面给予支持。从发展的角度，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联系国际国内发展的趋势，能够对一个地区的定位和发展战略提出符合实际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规划方面中央政府可以给予支持。第二，在基础设施方面。经济发展相对来讲比较落后，应该说从环境承载力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另外也有一些交通优势，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特别是港口、道路方面，如果能够给予支持的话，对这个地方将来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三，土地政策和财税政策方面可以针对台商比较集中的投资领域、产业领域制定一些政策。因为这个区域主要是为了吸引台商的投资，主要是在台商投资比较密集的区域、密集的产业领域吸引投资，我想在这个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第四，在改革举措方面，改革的试验权方面也可以给予一些措施。总之来讲，虽然不属于那四个功能区，但是也是一种功能区，今后的区域政策方向应该向功能区方向发展，首先明确它到底完善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支持。对地方来讲是很好的机遇，如果地方抓住这个机遇，很好规划和争取的话，应该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第二，有同志提到，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怎么看？这不是研究得太深入，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感想。最近刚从新加坡回来，新加坡在贸工部下面有一个能源市场管理局，主要是监督管理电力市场。和他们交谈过程中，和我一块去还有电监会的领导，交谈过程中有一点体会。我们现在电力改革基本上完成厂网分离，但是再进一步分离这个基础之上和进一步深化方面基本上没有做，下一步一是在厂网分离之后，网也有经营性的职能和政府监管性的职能。比如说网络的系统安全性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要政府监管的。另外运营方面的职能是企业化的，新加坡把这两个分开的，不同的运营主体来运作。另外，放开用户方面基本上没有做，新加坡的经验是把用户分成自选用户和非自选用户，非自选用户项居民一般不可能选择哪个企业给你供电，但是大的用户是自选用户，可以根据用量直接和厂商去谈价格，网络只是一个输送的问题，我们在放开大用户和厂商直接见面这个环节上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重点。如果不放开用户，竞争市场实际上是没有建立，虽然说厂网分离了，但是没有在用户选择方面放开的话，实际上竞争还是竞争不起来的。
李扬：
第一，关于房地产金融的问题。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而且今后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因此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建设是金融体系很重要的任务。第二，目前这样一种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特别是开发商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状况是不合适的，使得风险大大集中在银行。大家要注意一下，集中在银行，不是说给了别人，银行的风险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风险，因为银行的资金都是靠存款，存款是各位的，把风险集中在银行是不合适的。
第三步，下一步要调整房地产金融的结构，加大产权性的资金投入，我不用银行贷款债务性的，产权性的，比如说房地产基金、房地产信托，这样产权性的资金投入。另外，在下一步大家可能很快会遇到的，首付率的问题，对每一个居民购房来说。居民购房首付率是什么意思呢？首付率首付30％，买房先掏30％的钱，分担30％的风险，还是刚才的意思，房地产这个事情金融体系不能全部压在银行头上，30％是很高的，现在在限制房地产业过热的发展，特别是在有些地区采取措施，在某些地区在宏观上促进它发展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降低它，像三四年前，零首付，百分之百银行贷款。中国信用征信体系的问题，现在征信体系已经正式运行，如果各位在银行有借的钱，你在征信体系覆盖范围内，现在所有银行都可以查了，一查就查出好多问题，最高的一笔贷款一个人买房贷款四千多万，过去的征信体系搞不清楚，建行贷过华夏贷，华夏贷完工行贷，有了征信体系之后一个人四千多万的贷款的事情不会发生了，这时候需要增加一些新的资金来源像保险的资金分担风险。总之，这个市场很复杂，我们不要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它很大很复杂，大家各执一端，任志强说一个，那个又说一个，不行的，应该全面地看，金融政策也应该全面看。
提问：
我来自东北吉林省馥郁县人民银行，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给李所长，刚才提到金融生态，馥郁县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是一对矛盾，原来由于金融环境不好，银行贷款质量很低下，但是现在县域经济需要支持，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第二个问题提给马晓河研究员，刚才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现在据我知道的，涉农的东西很多，农电和农业供电比城市的东西都要贵，我想知道一下，咱们国家能不能有一些既然是缩小这个距离，对农民有哪些优惠政策，应该更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
提问：
湖南襄樊马香梅，襄樊市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业余时间研究的兴趣是房地产经济问题，在国务院2003年18号文已经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我的研究，至少在湖南襄樊房地产业还没有成为支柱产业，我认为无论是在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税收的贡献、就业的贡献等等方面都没有达到要求，比如说占GDP的比重，这几年我们的GDP的比重房地产一直在3％左右，按照老师教给我们的，一般要占5％—8％才能算支柱产业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房地产业究竟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话，它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因为社会上对房地产业非常关注，雷声大、雨点小。
李扬：
这涉及到利益问题，我们在做金融生态研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排名排得比较后，对当地的商业性资金进入是有影响的。但是这里我要把几个东西分开，在地方工作常常会有一个习惯，比方说地方官要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马上想到需要多少钱，对他来说，只要有这么多钱其实就够了。但是钱作为金融来说，钱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来那是非常重要的。商业性的、债务性的、产权性的、政策性的、财政性的、补贴性的都不一样，所以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特别是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来说，更多需要的是非商业性的资金，国家把支持落后地区的任务担在肩上，就必须要用国家的资金，我们这个研究唯一只是针对商业性资金，商业性资金可以按照金融生态排出你的优先顺序来，当然会出现越富的地方去的钱越多，越需要钱的地方去的钱少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全面看这个问题。
你是来自吉林，不久前吉林省委常委和辽宁省委常委都请我说过金融生态的问题，省委书记、省长都非常重视，按省市评，吉林、辽宁都在后边，一般请我来讲课，又花了精力、经费让我来讲课，我说坏话怎么行呢？你们的书记和省长都非常地大度，这是帮助我们分析问题。经过分析，应当说大家获得了共识。要想获得商业性资金，你必须改善金融生态，特别是我们金融生态有九项一百多类因素，第一类因素是法制，所谓法制，我们这里强调的法制就是说，在金融上出了问题，同时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我们这个研究领域不怕你出问题，怕你得不到公正的解决。通过我们的研究收集的信息来看，在贵省出了一些经济案子，常常得不到公正的解决，钱借了，别人不还，追不回来，或者打赢了官司，输了钱，第一笔钱下去回不来，第二笔钱谁还敢去，在我们定义中这个生态是不好的。讲到一个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多种类型的资金可供使用，而吸引不同类型的资金需要不同的条件，你要吸引商业性资金一定要完善金融生态，其中法制环境是第一位的。
马晓河：
刚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涉农物资商品价格过高，价格很贵怎么办？首先是市场问题，这两年农业很热，政府注意了，需求量了，价格肯定要上升，这肯定是市场规律。但是我认为下一步我自己的观点，如果化肥、农药、种子价格过高，政府应该给农民直接补贴，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政府在适当条件下，干预化肥价格、农药价格效果往往很差。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搞过房地产的研究，我认为房地产是国家的经济支柱产业，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比如说首付比率，提高二手房的营业交易额，我觉得是对的，我不能再做一些其它的回答。
主持人：
我看了上百张给专家的考卷，我已经把大家的考卷分给六位考生了，现在我们就请这六位嘉宾综合的回答一下他们收到这些条子。
蔡昉：
我想有三个问题，一是和教育有关系，一是和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再一个关于人口政策的。关于教育，我想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过去我们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好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数量，年龄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一定技能的供给。这个条件接下来就要改变，如果我们看联合国对世界各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水平慢于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北美、美国加拿大都慢，也就是说中国不再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了，我想其中一条转向用人力资本，用劳动力的素质替代劳动力的数量，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对我们的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有的同志提到了，我们大学搞验收搞形式主义，我到过一些大学，我经常看到欢迎教育部某某专家组，兴师动众，有的把整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像排一个国庆典礼一样动员起来排节目，我是反对这样的。我认为中国教育到底还有什么可发展的，在哪个地方，我们资源有限，我们在哪个地方可以产生突破呢，我想就在于消除教育的不均衡、不平衡。因为我们现在存在城乡教育的不平衡，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的不平衡和地区东中西各类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当你改变一种不平衡的状况，你可以产生投资的收益的提高。
第二，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其实去年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了一个课题，为什么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能同步？我想这里说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用每一个GDP增长的百分点衡量就业能够增长几个百分点，我们把它叫做就业弹性，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就业弹性不断地下降，从那个时候40％下降到现在的10％，其实有些计算是不确定的，我们来自于企业的同志可能会知道，我们企业过去有一批职工被买断工龄走了，有一部分下岗走了，后来地方政府说，你还是要帮着我们解决问题，保持安定团结，你们尽可能把他们再雇回来，这时候有很多下岗和买断的职工又回到企业职工，这时候他不是正式的企业职工，因此企业从来没有把向统计局报过这些人的就业数量，这样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在就业的统计中得不到反映，但是并不意味着说这些人没有就业，因此造成了经济增长有很快的增长，但是没有很快的就业增长，其实不是这样的，总的来说还是保持一致的。但是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发育，在非正规灵活就业上配置新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对于增加就业、扩大就业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点关于人口政策。未来我们没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这是我们的政策到一定阶段上带来的一个结果。再一个结果就是老龄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过去联合国把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7％就叫做老龄社会，这样我们在2000年已经就是一个老龄社会了，而且我们的速度比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快地老龄化，而且还有一级特点是，我们是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老龄化，我们现在人均一千两百美元的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但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意味着我们未富先老，因此未富先老有很多东西要去应对，其中一条我个人赞成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我们其实也看到微调已经开始了，比如说计划生育法里边规定，允许生第二胎的决定权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现在所有地方政府独生子女碰到一起可以生两个孩子，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允许特例生两个孩子的范围也扩大了，我想这都是微调，进一步我个人猜想中央政府也会做出一定的软着陆措施，也就是逐渐放宽生育的要求。
魏杰：
有几十个关于企业方面的问题，五分钟不可能回答，有两个代表性的问题可以五分钟做一点简单回答。
一个问题就是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中间原来的职工能不能持股的问题，一个同志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还举了两个例子，日本上市公司92.8％由内部人持股，英国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中间有91.3％内部人持股，问我要不要持股？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我认为完全可以持股，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国外企业内部人持股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叫员工持股，员工持股是工会搞起来的，工会大规模推动员工持股，但是工会推动员工持股的目的为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说人失业了，但是股权不会失业，所以有一点股份日子过得好一点，它的操作办法是按人头算的，只要是一个人就会有股份，所以叫以人定岗，这种办法做的结果大锅饭，中国经济学界不赞成员工持股，不是反对员工持股，员工持股没有改革的意义，可以搞，但是没有搞的意义，国有企业就是大锅饭，搞员工持股还是大锅饭，最后还是大锅饭，这是一种持股。在国外第二种持股就是经营管理层持股。所谓经营管理层持股，规定某些岗位以上的人持股需要有一定的持股，所谓经营管理层持股是董事会搞的，董事会搞这个持股的目的是为了构建薪酬制度，因为国际的薪酬制度和工资制度是不一样的，薪酬一定有股权收入的，董事会为了建立薪酬制度要搞经营管理层的持股，这种持股的操作方法你在哪个岗位持多少股份，所以以岗定股，通过岗位确定经营股份，它是强调差别的。所以这两种持股方式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都存在，一叫员工持股，一叫经营管理层持股，但是这两种持股的性质和做法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区分开。我想我们在改的过程中间也得区分开，员工持股和经营管理层持股是两种原因，两种目的，操作办法也不同的持股方式。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中我是赞成这种持股的，一定把这两种持股分开来，这是刚才有代表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国有企业这样改下去老是下岗这么多，负面效应很大，怎么办？我们现在一共三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经过努力，剩下152万人没有再上岗，越大部分已经再上岗了，但是有心灵创伤，觉得改革就是让我们下岗，意见非常大，意见大的背后有两个要害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等于企业和员工重新调整关系，过去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关系就是企业对员工负无限责任，只要是我的人，生老病死就全包了，这次改制之后企业不再员工负无限责任，负有限责任关系，双向就业选择，竞争上岗了给你提供应有的收入和应有的社会保障，别的责任没了，这次改等于把过去企业对你负无限责任转变为负有限责任，所以人们有意见，上一次我去外地参加浙江一家民营企业收购一家国有企业，要职代会通过的，而且要求职代会三分之二票通过才能执行，为了稳定，我看职代会的现场挂了一个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宁做国有企业鬼，不当民营企业人，吓我一跳，不是爱国有企业，而是利益问题，都很爱国有企业，不会搞成这个样子，要从过去的无限责任变成有限责任关系，所以大家的抵触情绪比较大。
第二条，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算好帐，原来负无限责任没有建立社会保障，现在负有限责任关系要建立社会保障，过去是无限责任不建社会保障，现在搞有限责任把原来的补齐，你欠我多少社会保障，实际不是买断身份的问题，欠社会保障必须给我，到底欠多少，而提了非常笼统的口号，一年工龄给一个工资，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查到为什么一年工龄就给一个工资，你欠我的是社会保障，到底欠多少，欠多少应该给多少，这是有契约的，你不能说一年工龄就是一个工资，谁也没算清楚，有意见，应该算清楚，不应该不算清楚。我跟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老讲，在国有企业改革当中不要算成国有资产，该给职工还得给，你欠人家社会保障，我们得算数的，一定要给，否则没法改，利益调整当中没太注意员工的利益，因此经常搞一点粗线条的东西出来，既伤感情也影响人家的真正经济利益，下岗的背后是这两条原因，如果我们处理好的话，国企改革会稳定进行，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完善和调整这些问题。
张军扩：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我就有代表性的问题回答，讲到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问题，有同志提到节约型社会建设口号很多，实质性的举措很少，而且社会经济生活方面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这怎么办？我觉得，节约型社会建设根子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价格制度不合理，有的资源是短缺资源，价格提不上去，鼓励浪费性消费，第二节约型的设施也出不来，也不可能市场化，比如说滴灌设施，如果大水漫灌不收费，滴灌设施就是弄出来人家也没有积极性去用，前些年我们搞节能灯，大家觉得节能不节钱，节了电不节钱，因为电价太低，包括节水马桶，节能冰箱都是这样的，大家一算，是节了能量，但是钱覆盖不了价格高出普通东西价格的支出，所以就没有竞争力。所以，能源价格的问题，资源价格的问题，不仅是消费的问题，而且是产业发展的问题，这方面需要从制度方面进行努力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包括政府作用怎么发挥，政府对很多资源直接掌握，包括土地资源直接掌握，低价出售，还有方方面面的制度问题，除了宣传之外主要从制度方面进行努力。
第二，现在在区域协调方面新的思路和想法，这种思路和想法按照功能区设计区域发展政策，对于西部地区会不会有影响，因为西部大开发，现在又说这个地方要禁止发展，今后怎么弄？我认为不会对西部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其实刚开始制定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也是考虑资源环境的，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发展优势产业以及其他的社会事业，发展优势产业实际上要和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发展，而不是说破坏环境的发展，破坏环境的发展确实很难持续，提这个问题的同志是内蒙来的，我对内蒙比较熟悉，我们去年做了好几个内蒙的课题，如果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它不仅是一个难以持续的问题，而是破坏生存环境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要在保持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促进发展，我觉得这是必须坚持的，不仅涉及到持续性的问题，涉及到生存环境的问题。
当然今后要在这方面如果落实的话，关键建立这方面利益的平衡机制，很多禁止性发展的区域或者限制性发展区域，完成的是国家的职能，全国性的职能，比如说长江之源的治理，因为完成整个国家的职能，不能说我这个地方环保，这个地方的人就应该受穷，这次区域政策方面提出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情况下，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平衡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提法，我们今后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落实的问题。除了中央政府支持之外，将来还要研究比如说水，流域之间的利息平衡问题，比如是资源，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通过这样的适度的建设能够把限制发展区域、禁止发展区域和点发展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好了。
第三个问题，在宏观调控讲到土地政策一刀切的问题，我通过这些年的调查研究，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区，土地供求情况差异非常大，一刀切切下去对地方影响很大，有的东部地区又是很紧张，一刀切确实影响挺大。从政策上来讲，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不一刀切的话，很难真正实施。为什么我想讲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在土地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大，前些到新加坡考察，它的土地政策给我启发很大，至少有一点，土地出售金不能作为政府正常性预算，要进入到土地专用基金里边，要民选总统和总理共同同意才能动用，土地不是一代人就有权全部使用的，它要完成的功能就像不同的税收有不同的去向一样，土地出让收入也有特定用途的，在用途和使用权限方面有很严格的界定。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也许能抑制土地这方面非常强烈的出土地的愿望。除了政府在宏观调控当中尽量有所区别，考虑各地不同的情况之外，我们在土地市场化的问题，包括土地资金管理的问题，基本的制度建设方面还需要推进。
李扬：
有两个问题比较集中一些，一是关于小企业融资，第一比较重要，第二看起来有解决的可能。我想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小企业融资难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都难，大家不妨看一看美国中央银行和英格兰中央银行网站，官方网站主页就有小企业融资，政府当局强调什么，肯定会把它放在很突出的位置，表明在两个国家也很难，建议中央银行到时候是有小企业融资进入主页的话，表明收到更大的重视，现在重视程度不够，首先说明这是全世界的难题。
第二，所谓难，确实因为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我猜测在座企业多，大企业、小企业，做一件事，一笔贷款给大企业几十亿，给小企业几十万，应当说成本是差不多的，甚至小企业调查，我都不姓啥名谁，有些情况不清楚，增加调查的成本，成本更高，客观使得小企业贷款难。不要过多埋怨这个事情，你们换位思考一下，现在我们工商银行企业客户存款平均帐龄四年左右，平均算下来，这个企业四年更新一次，平均四年后原来那个企业都不在，又换出一批企业了，中国很少有百年老店，老是在换，老是在换的话，银行怎么经营？因此对于银行来说，本能上需要找长期持续的，很遗憾，大企业能长期持续，小企业今天办了，今天关了，关了之后这笔贷款哭都没有眼泪，还是那个话，这里边损失不是银行的钱，损失的是你我的钱，在这一点上说，国家非常严格的控制贷款，其实从根本上是维护大家的利益。
为什么说有解决的可能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大银行、中银行、小银行都偏爱大企业，一定要破除一个看法，大家认为小银行一定是对小企业更加青睐一些，那是大错特错的，你要看看中国越是小的银行，越是喜欢大企业，大家不要迷信那些错误的说法。大企业不愿意在银行贷款，大企业有无穷多的途径，主要是金融市场的途径，它需要资本可以发股票，它需要长期资金可以发企业债券，发短期资金可以发企业融资券，所有的资金来源都可以不通过银行解决，大企业离银行而去，银行这么多钱总是要贷款的，因此这种形式逼迫银行要把它的眼光放在中小企业上来。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大银行，现在工商银行中小企业客户占百分之七十几，占得比重很高的，它逼迫它要这样做，这是国际趋势。比如说花旗银行，基本上银行贷款都是小企业。这是第一。
第二，解决的可能就是让小企业能够发债，我们知道中国证券市场正在发展，当然首先得到便利的是大企业，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们逐渐的在大企业获得这个便利之后，我们逐渐要让小企业获得这种便利。当然我们在技术上要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高收益债券或者垃圾债券正在研究之中。第三，对中小企业贷款确实需要一些特殊的技术，金融业实际上本身是一个信息行业，金融业的收入来源百分之九十几来源于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使用。中小企业贷款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准确，贷前、贷中、贷后的东西信息都不透明，所以在这方面要给予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息制度的建设基础之上，我们逐渐地完善一套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融资技术，包括抵押技术等等。现在在好几个地方试点小额贷款，这都是我们所说的大范畴之得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喊的事，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现在到能够解决的时候了，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
第二个问题，很多条子说到存差，与此相关联存差任务多，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给我贷款，我一并回答一下。存差是一个描述，而不是科学概念，银行吸收了存款，其中有一部分没有用于贷款差额就叫做存差，差额越来越大，存差扩大，这是对现象的描述。我觉得首先要破除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存差那么大，那么多钱放在银行，银行有钱闲置在那里，为什么不给我贷款等等，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银行从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有一分钱闲置，无非是做了别的用途及比如说吸收了存款不贷款，它买了企业债券，买了企业债券发企业债券的公司不就间接获得银行的支持吗？而且从银行吸收的存款获得的支持，无非是整合用途。银行吸收贷款不发贷款，买外汇，买外汇从哪儿来？是出口企业的，出口企业要生产，因此买了出口企业的创汇，也就是把我的资金支持了出口企业，我也不是贷款，这也是存差扩大。再比如说商业银行可以买国债，国债资金是一项很大的投入，国家发了国债，用国债资金的投入又做了很多的投资，银行这笔税收的存款没有发放贷款，但是我支持了国家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推下去，如此等等，说明存查大不意味着银行有闲钱，不意味着银行怎么不支持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我这样一描述之后，我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它体现了结构的调整，银行最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流动性。经常和银行打交道，觉得黑心郎的银行家，银行也很难，一面要借钱，一面贷钱买别的东西，借钱一分钱赖不掉，居民储蓄存款进来了，要你还必须要还，还不了中央银行支持你还，把这个钱进了以后，他再贷出去，别人有一万个理由不还他款，过去国企不还款，现在民企也不还款，拿他没辙，中国杨白劳文化很盛行，中国借钱不还很有道理，尽可能不款，我买一个债，我跟你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要还钱的时候我把债卖了就完了，我给你贷款我必须求你，银行贷款之后，行长得请企业老板吃饭，我出钱保护他，这是没办法的。这里边还是那个话，保护最后还是各位，因为保护的是存款者。银行需要调整它的资金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存查扩大是一种积极的变化。
再引申下来，我们怎样使得银行更有利支持经济建设呢？除了继续发放贷款，可能更多的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之外，社会上需要发行大量的直接债券，股票债券，针对中等企业的、大企业的、小企业的、好企业的、坏企业的，这些债券需要发债，银行不直接贷款给你，而是买你发的债券，中间就隔了一层，提高流动性，银行得以防范，各位存在银行的钱才能得到保障。我就分析一下银行资产负债表，通过这个也是间接回答了很多同志的问题，我还是希望大家对这个事情要多有一些理解，不要听风就是雨。
马晓河：
我这儿有二十几个人给我提的问题，太多了，我想这样，分流一下，下面还有十几个专家明天还要回答，所以有些问题你们可以给他们提，因为这么多问题，我统计了一下二十几个问题，我不可能回答完。
第二，有关新农村建设内容，我这本书上就有，原则、重点、标准都有的，我就不想回答了。
我下面我就回答三个问题给大家提供参考。第一，热点行业。有几个专门提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到什么时候才能平衡？影响是什么？我简单讲，第一2010年以前不可能平衡，某些重点行业，像钢铁、水泥、电力、电解铝，部分化工产业的产品，包括汽车，在2010年之前还在不断地积累过剩，如果说没有措施治理，这种过剩还越来越严重。它的影响是什么呢？三句话：第一，浪费资源。在目前的体制情况下，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干预过多的情况下，它是浪费资源。第二，引起价格下跌。第三，搞不好会通过产业链传导引起经济紧缩。
第二个问题关于公共服务，有人提出义务教育，有人提出国有医院、民营医院关系怎么弄？从去年开始世行资助一个项目，公共服务建设研究，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课题组观点是，今后纯公共国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支持，第一个叫养人养机构，第二是购买制，有些产品完全可以不养人、不养机构从社会购买或者是发消费券。第二个大方面准公共品或者是社区性公共品，国家不管，围绕这个大方向，你去研究你的教育和卫生等。总之一条，政府将来不是无限政府是有限责任政府，提供的是一种纯公共品，城乡一体化的。
第三个问题，新农村建设我就想强调两个，我特别想回答村支书，有没有标准？有，新农村建设要有标准，但是标准不是全国统一的，应该因地制宜，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不一样，它有一个叫高级标准和低级标准的问题，你应该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标准，全国没有统一标准。我该想说，目前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应该解决农民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路、电、水、气、教育、卫生等等，这是我目前最低标准，让农民有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第二，新农村建设不是喊口号，政府必须拿出钱来。我认为当前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要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里边最后的支撑就是要有物资，要有政策和钱，下一步我认为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应该从过去的“三要”转向“三送”，要钱、要明、要粮，转向送钱、送物、送政策，这是当前中央政府要做的。中央每年要快一个农村工作会，农村工作会要发一个文件，有些具体政策肯定会对农民有利的，对弱势群体有利的。总之有一条，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小，农民享用的公共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会城里人比会越来越小。我去四川，有一个姑娘她现在每天可以洗澡，不用洗脸了，约会时就可以洗澡，“一池三改”，国家政府给他补贴一千块钱，盖一个沼气池，把厕所、厨房盖了，安了一个煤气灶，每天可以洗澡，跟城里人一样，我希望各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为农民投钱，把现在的公共政策从城市移向农村，对农村的从激光光束变成普照阳光，世行霍夫曼讲，农村的公共品建设首先的问题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在农村生存起来了，能够照耀农民。
张培森：
我挑了两个最重要的，几乎和所有企业都相关的税收改革问题。一是关于增值税的改革问题，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05年国务院的工作要点一直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到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中都涉及到这些问题，有人问评价怎么样，可以概括地讲，受到东北试点单位的广泛的欢迎，成效比较大，更多人关心有没有时间表，在这里我可以讲没有时间表，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国务院提出来在2005年要求有关部门做出在全国推行方案的制定，这项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当然重要的是听取各部门，特别是企业的意见，在全国如何推行，另外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财政负担问题。如果按照全国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行业都要推行增值税的话，恐怕这个数字是很大的，所以要考虑财政的负担能力。所以还请企业谅解，但是这项改革是积极的、有意义的，重点的问题是解决企业改造问题，或者叫科技进步问题，减轻企业负担，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普遍关心企业所得税的改革问题，也就是内外两套税制的合并问题，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讲时间表问题，这里关于时间表问题，也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现在没有确定时间表。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有一个立法程序，因为这是两套税制的改革，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第二个原因，要进一步听取各类企业的意见，进一步把方案完善好，真正做到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企业所得税和其它方面竞争的有利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