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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很热闹，也很寒冷。本人（2006-1-6）在百度搜索“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结果相关文章达24,400篇。在GOOGLE上的搜索结果是547,000篇，而且这些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由“顾郎”之争引起的民众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声声不断的质疑，使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尴尬。2005年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羞耻之秋”。 一、事件回放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了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采用各种手段，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
2004年8月16日，顾雏军以“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2004年10月21日，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挺顾”，从而使“顾郎公案”演变为波及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郎顾之争”。
2005年8月1日，顾雏军因涉嫌经济问题被依法审查。10月26日，证监会正式公布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8类犯罪行为，涉案额为34.85亿元。顾雏军倒台后，公众舆论纷纷烤问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哪儿去了？甚至波及一些支持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
2005年8月15日，陈季冰先生对此事发文，阐述了其三个观点：第一，真正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并非“挺顾”，而是在维护自身多年来对产权改革理论的信念；第二，经济学家并不必然是人民大众的直接代言人，而应是客观真理的代言人；第三，中国经济学界真正的问题是缺乏超然于行政体系的学术独立和严格的学术规范。
2005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语出惊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10月26日，内地经济学家梁小民说：“中国经济学家找不到北”，“我国几乎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2005年11月4日，李剑阁首次回应丁学良的质疑。从而打破内地主流经济学家的集体沉默。
2005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公布了一项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中心的调查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郎咸平（31．0％），吴敬琏（19．8％），12．5％的人回答“谁都不相信”，给整个事件火上浇油。
2005年12月，吴敬链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一场由“顾郎之争”引起的质疑和责难使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承受巨大压力。
从整个事件发展结果来看，最初民众和媒体主要质疑和责难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独立人格，而成了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后来，由于整个争论涉及到敏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和经济学家们的你来我往，质疑开始蔓延到了开始到质疑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和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上。
二、主流经济学家是什么样的？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是指惯用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及其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者。一个经济学流派能否成为主流，也是经济学“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其中代表性的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说得简单些，西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指你所用的经济工具、方法和思想能否为经济界所广泛接受为标准。而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是那些能影响政策决策的经济学家，甚至是暴光率高，名气大的经济学家。所以，此“主流”非彼“主流”。
三、主流经济学家错了吗？
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有他们独特的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标准的经济学家基本都是从效率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效率是他们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也是他们的（不是唯一，也是最主要的）判断标准。有基本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效率与公平本就是一个矛盾。但经济学家选择了效率。可以说，以效率来看待和思考社会经济问题是经济学家的“本能”。
在中国，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而发展经济就要首讲效率。这样，经济学家就顺势而为，从而使其的观点就对政策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使经济学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中国经济学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可以说，经济学家的风光是时势所造。当然，这里面也有以往民众的误解和盲目崇拜。既然是弄潮儿，有处于浪锋的风光，也自然要想到处于浪谷的黯然失色。今天主流经济学家遭遇的“感情汹滥”只是因为沨济失色平本就是一个矛盾。但经济学家选择了效率。可以说，以效率为在错误的场合说了正确的话引起的。时势已变了！
四、该反思什么？
（一）中国经济学界的反思。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这场争论的反思主要有结果：第一，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成绩是主流的；第二，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少点浮燥，多一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第三，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也一直在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而努力；第四，要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必须采取“拿来主义”，大量引进，努力提高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水平。
不得不说的是，中国正面临着宏大的社会转型实践，这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巨大的实践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本就应该是问题导向型的，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赋予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责任。所以，从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角度，批评中国经济学家学术水平是有失公允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说：“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在同样一次的采访中，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说：“如果经济的整体表现上来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南方周末》2005年1月5日“‘中国热’的冷思考”）。不能否认，这里面有经济学家的功劳。
（二）中国经济学界外的反思。“经济学家正在经历1992年以来的一次令人注目的学术分歧。”（李剑阁语）。但这场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界。带给我们的反思也应远远超出经济学界。相对于其它，普通民众和媒体连篇累牍，近似轰炸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主流经济学家道德沦丧，丧失了独立人格，沦为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伴舞女郎”。为什么，昨天还是民众追捧的弄潮儿，今天却成了弃儿呢？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变了，而是这个世界变了。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政府获得民众广泛支持而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始于普通民众强烈需求，政府顺势而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2005年为什么如此热闹和混乱？因为，我们最初的改革近似乎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普通民众理解改革就是水涨船高，国强民富。当然人们对以效率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方向有高度一致的认可。由于改革的边际效用的递减，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这种增量式的帕累托改革“似乎”走到了近头，改革也就进入了“深水区”。攻坚阶段的改革要思考如何继续“做大蛋糕”，攻坚阶段的改革更主要是思考如何“分蛋糕”。难度超过历史上任何待解之謎。因此，吴敬链发出了：“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感叹和呐喊！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严峻事实。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在此形势下，任何的星星之火和风吹草动都能演变为一场“燎原之火”。民众希望主流经济学家能对此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对社会改革做出调整，建立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但可惜的是相对于习惯于效率导向的研究，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拿不出让民众信服的方案，还不断地“冒天下之在不韪”，在制度缺失的条件下一味强求市场化的改革推进，发表有伤民愿的话，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在所难免了。正如，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军教授所讲，此轮挑战一开始就针对热点话题，以公众和媒体舆论为载体，诉诸于社会而非学术领域的社会性批判。正如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到的感情困境一样，2005年另外两件事情也反映出民众期盼调整改革取向的意愿。一是龙永图从一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一下成了“叛徒”；二是在网络上一时间涌现出许多职业和地区的工资条。
2005年网络世界的另一个争论同样引人注目和值得反思。就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区，还要不要和能不能“摸着石头过河”。答案是显然易见的。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内嫁接市场经济，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和民族做过或做成功过。我们无本可参。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是如何做。
今天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的困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政策决策方式。以往一个重大经济政策出台前，主流经济学家作为政府参谋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当政策出台后，主流经济学家又作为宣讲员，为政策作解释和宣传。在整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民众很难听到其它不同领域学者精英们的声音。这就给民众造成一种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着中国改革方向的印象。当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涉及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时，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首先需要倾听各种不同领域学者精英对经济政策的声音，这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预见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前，对改革最重要的是民众对改革前景的预期和信心。民众的信心首先来源于各种不同的信息。集中不同领域学者的意见，从某种程度上能增强民众对改革预期的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改革也应分“三步走”：第一步主要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主导改革，这是我们目前改革决策的主要模式。当前这个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君不见目前的三大改革：教改、医改和房改已成了民众和主管官员意见最集中对立的领域。第二步应该成为官员＋主流经济学家＋其它领域学者主导改革。第三步则应该成为官员＋主流经济学家＋其它领域学者＋普通民众。当然不论那个阶段，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都是最重要的。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的改革才能真正成熟，中国的政治才真正实现从精英政治走向平民政治！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的挑战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应该步入第二阶段了。超越经济学界，在更大层面上反思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到的民众“感情背叛”才是我们（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反思这场争论时最应该做的。
2005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因为选择了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说了正确的话，非常委屈地成了民众的“出气桶”。200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