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子——从两出惨剧说起 2005年7月10日，宁夏银川市一名13岁的女生在家服毒自尽。她留给父母的遗书令人震撼：“您养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对不起！我辜负了您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这是因交不起择校费而自杀的个案。一些地方出现上高中借高利贷的现象。8月27日，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18岁的高中女生杨英芳，因父亲无力供养她与弟弟同时上学而跳崖自杀（后被救）。 发生在2005年的这两个血淋淋的案例以极端的形式凸显了教育行业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严峻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城乡教育差距巨大；另一方面，对有限教育经费的使用，又出现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造成巨大的学校差距。巨大的城乡差距、学校差距导致优秀教师向城市优势学校流动，使农村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同时造成优势学校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热，造成严重的教育不公，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已然存在的差距。择校招生往往成为家长的“票子”、关系和权力的竞争。 按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的说法，这种义务教育非均衡化导致的恶劣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品质和声誉，使教育在社会舆论中被称为“腐败重地”和“暴利行业”，教育与医疗、住房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 教育产业化迭遭诟病 这种惟钱是瞻、惟利是图的教育流弊的泛滥，与近几年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的风潮密不可分。 杨东平教授认为，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以数量、规模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度的发展，就是在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教育系统经营创收的“产业化”模式来支撑的。它在现实中产生了高收费、乱收费、钱学交易、择校热等种种乱象，导致了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学校差距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质量，侵蚀了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异化了教育品质，从而使教育的社会形象、社会声誉严重跌落。 在教育产业化的强劲误导下，高校学费一路看涨。如来自新疆的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4年的五年间，全疆教育费用支出累计上涨40.5%，远远高于居民其他消费支出的涨幅。2004年，青海师范大学6841名在校生中，贫困生4167名，占60%。其中特困生2908名。每个学生的年支出费用最低在7000元以上，包括学费3000元，最低生活费3000元，公寓费800元，书费400元。三个壮劳力养不起一个大学生。 据吉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调查，2004年吉林省高校学生人均学费6000元，住宿费1000元，伙食费4800元，一年费用共为1.18万元。而2004年吉林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000.42元。这意味着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四个农民的年纯收入！ 全社会对这种状况的强烈批评，在2005年达到了新的高潮。从年初开始，要求恢复教育的公益性和公正性，要求实行免费的农村义务教育，要求高校降低收费以给大量贫困生一个出路，批判“教育产业化”的呼声持续高涨。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或“教育既是产业又是事业”的提法从根本上混淆了人们的思想，误导了人们的行为。（许青，2005）教育是产业但却不可产业化。市场机制发达国家的教育历史及我国当前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表明：教育完全市场化存在着种种的非适应性。譬如，教育价值观的错位使师资流向企业，或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局面；基础性学科无出路而急需的热门专业又难以提高质量；教育成本分担补偿的非现实性使得大批农村孩子或城市贫民子女难以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高教阶段的收费由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实则大多落到了个人头上。如此一来，喜欢读书、善于读书的读不起，有权有钱者混个文凭则很容易。这从根本上有碍公民个体的发展，从总体上遏止了社会的进步。 那种认为教育产业化会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的说法，只是一种憧憬。教育产业化、学校市场化，小则会使文凭商品化和“水货文凭”泛滥，大则造成教育的结构与总量失衡，质量滑坡，教育机会不均等，而这也正是当前我国进行国民素质教育的一大忌。 教育要面向市场，利用市场手段，但不可市场化；办教育要有产业意识，引进竞争机制，但又不可产业化，办教育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财政补贴。 教育畸形产业化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难脱干系 长期以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据有关资料，全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2%至3%之间，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8%，减少了0.04个百分点。最近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又显示，200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更是锐降到了2.8%，现已连续三年呈下滑之势。不仅没有实现“十五”计划中规定的要使这个比重达到4%的目标，反而离这个目标更远。我国的这个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亦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有限的投入，亦存在严重的城市倾向，导致贫困的乡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结果使得这些地区不仅连起码的课桌椅、粉笔都购置不起，而且拖欠教师工资现象非常普遍，教育水平下降，甚至难以为继。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1965年以来的40年，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按瑞士世界竞争力年鉴计算，2000年全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我国为2.1%，日本为3.6%，印度为3.9%，马来西亚为4.1%，英国为4.4%，德国为4.6%，巴西为5.0%，法国为6.0%，美国为7.4%，加拿大为8.2%。而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在6%以上。OECD国家该指标在1998年也达到了5.8%的当年世界平均水平，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1998年，巴西、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也分别达到了4.63%、4.49%、4.27%。近几年，这些数字又有了新的增长。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般在6%左右，有的高达7%，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印度达到4.6%。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早就注意到了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这一差距及其隐含的巨大隐患。他认为，中国目前人力资本领域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从世界标准来看，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中国的物质资本投资远远高于人力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3.7%和30%。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在地区之间，以及在同一地区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分配不均衡，而且效率很低。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何在呢？赫克曼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教育政策扭曲了投资组合，使得受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的真实的边际贡献无法反映出来，个人不能直接获得教育带来的全部收益；人力资本投资被引向了实物资本投资；内陆人力资本投资被引向了沿海地区；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被抑制，等等。 这样的现状持续下去，无疑会极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而高素质的国民、丰富的人才储备正是保障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没有高素质公民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复兴”或“崛起”的后劲的。 鉴于此，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呼吁，理应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应加大对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全民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投入，并通过法律手段调控教育投资、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将教育投资管理的全部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以保障教育投资的足额到位。 教育专家韩兆柱、马文起撰文认为，教育经费分担机制的理论原则是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从我国实际出发，教育投资的分担应遵循三条原则：一是谁受益谁负担；二是谁占有国民收入谁负担；三是谁有发展教育或接受教育的义务谁负担。当前解决我国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基本思路是：义务教育应实行“以政府支出为主，社会赞助为辅”的原则，强化政府在经费负担方面的责任和行为；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应实行“公共财政援助，合理增加私人投资，积极鼓励社会赞助”的原则。 全民呼唤素质教育 2005年7月，山西省榆社县高考排名滑坡，县委常委会通过电视台向全县人民道歉，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以10万年薪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聘校长，引起轩然大波。 2005年6月，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前基础教育的严重问题。何在信中认为：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或者应试教育的倾向，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偏离了党的教育方针，重智轻德体美，不重视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等等。 围绕何东昌信中提出的问题，教育部与中宣部、国家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一起，对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新课程实验、义务教育均衡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国际比较、用人制度、学校制度、舆论环境等诸多问题进行调研，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这些戏剧性事件又一次引发了一些主流媒体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热议。杨东平认为，当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虽然有教育文化观念、社会价值观、劳动力市场、独生子女政策等教育外部的因素；但直接导致基础教育品质恶化，教育内部的制度、政策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它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的重点学校政策造成的。大批公办的初中学校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奥赛、证书等来评价和筛选学生，极大地加剧了小学的升学和择校竞争。因而，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恢复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采取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制止、改变那些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的政策和制度，坚决禁止种种制造和扩大差距，扰乱小学教育环境的反教育行为，保障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及其娱乐和休息的权利。当然，只有最终贯彻和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方针，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应试教育肆虐的问题。 免费义务教育渐行渐进 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上，有74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提出修改《义务教育法》的议案。朱永新委员提交提案，要求在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重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他测算，按小学生每年生均500元、初中生1000元计，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学费共需约675亿元；如仅国家级贫困县免费，只需200亿元，国家完全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办事处的研究报告《从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入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认为实行免费教育是保持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按匡算，分两年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每年可以减少农民开支105－422 亿元之间，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 到2个百分点；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新增资金需求主要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担。亚洲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调查显示，人均GDP仅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尼泊尔等亚洲邻国，也都实行了全部免费义务教育。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法》修改进入倒计时。修法的焦点是汲取近20年来的教训，建立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自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由1993年的22%达到2004年的57.22%，省级财政也有很大增加。而目前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承担8%左右。因此，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教育经费。 2005年10月，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只简单地提出国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杂费。这相当于每年减免200亿元。 到2005年11月10日，教育部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其中的措词是：“争取到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学生享受免费教科书和住宿生活补助，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同日介绍，“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实际上从现在开始，已经在逐步推行了。如“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政策，现已惠及3600万农村学生。中央政府决定，到2007年，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11月16日，全球CEO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财政部部长金人庆透露，中央财政将全面支持农村明年真正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他明确表示，明年要给农村的孩子免去全部学杂费，对于特别贫困的还要由政府提供免费的书本和住宿费用。细心的人会注意到，金人庆的讲话将农村地区实现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的时间表提前了3年。 2005年11月27日，“中非教育部长论坛”通过的《北京宣言》称，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是基本人权。在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后，各国必须快速地为实现中等教育的普及而努力。宣言列举了各国的13条共识。其中包括，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尤其是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同时要积极争取社会、个人、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国际机构的参与和支持，并充分发挥私立教育机构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与会18国教育部长认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供充足而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 2005年11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发表《北京公报》，呼吁各国“逐步消除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校收费障碍”，保证在2015年前所有儿童都能完成小学学业。 义务教育的本义即是免费教育。以义务教育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百年前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在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历程中历经种种曲折，今天终将返璞归真。
中国教育部长向世界承诺：全民教育十年可期 1990年，在泰国宗滴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首次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扫除成人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以及消除男女受教育之间的差别。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确认了为每个公民和社会实现全民教育的六项目标（扫盲、发展幼儿教育、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生活技能培训、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其中有三项（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已列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核心内容就是在2015年以前实现全民免费初等义务教育。 2005年11月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05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01年，中国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DI)为0.930，在127个被监测国家中排在第54位，处于中等水平。全民教育发展指数是衡量全民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该指数主要以普及初等教育、成人扫盲、教育质量（小学5年级的续读率）和性别平等为监测基础。报告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51个国家在实现其中几个目标的进度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 为此，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承诺，今后10年内，中国会努力达成“达喀尔目标”，实现全民教育的目的。 教育改革与发展：尚有崎岖长路 教育部长周济日前称，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普通高中毕业生持续快速增长，预计2006年将超过700万人，升学压力巨大。2004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47.55%，没有完成“十五”计划提出的60%的指标。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413万人，净增75万人，就业形势严峻。尤其是素质教育面临诸多困难，教育质量有待提高。投入不足仍然是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周济认为，今后教育工作要坚持“一个主题”，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完成“三项任务”，即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10年，使中等职业教育当年招生人数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达到800万人左右，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 杨东平教授则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 ——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确立国家和政府的教育责任。 政府必须有效地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义务教育的义务。克服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建立公开、公平的教育公共财政制度，使教育经费的保障和配置建立在法制基础上。 ——开放教育市场、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 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增加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和竞争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效率，改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和途径。要改变目前对民办教育事实上依然存在的歧视性政策，降低准入门槛，以便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进一步解放教育生产力，使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教育的高度行政化、工具化和功利化，是造成学校教育行为扭曲、教育品质变异的重要原因。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公正性，教育行政部门就必须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和市场秩序，革除客观存在的教育部门、重点学校等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过头，而是要矫正被权力扭曲的市场。 ——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应建立科学的教育决策程序，避免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如建立重大教育问题的预警机制；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实证调研制度、咨询制度和论证制度、公众听证制度，及其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的评估与改进制度，等等。 ——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 通过政事分离，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突出学校的自主性，破除官本位、行政化和“计划学术”的弊端。以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为宗旨的大学，需要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建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从而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从根本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前途，全系于教育。为此，我们不仅希望，政府和全社会能够以切实有效的手段保障全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我们还希望，这种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能真正有助于塑造出具有健全独立人格和现代文明意识的合格的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