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毛泽东思想与创新 技术创新中的政府行为探析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形势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关键。然而技术创新必然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和多种因素的变化,要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根据曼斯菲尔德、卡曼、施瓦茨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技术创新理论,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将做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部门内新技术推广模式中的政府行为

  部门内新技术扩散中的推广模式。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提出“技术推广模式”,主要研究新技术在同一部门的推广问题。通过对模仿和守成的研究,他试图说明一种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后,要多长时间才能被该部门多数企业采用。他的理论主要从模仿率的影响因子和新技术在不同推广阶段中的速度差异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在同一部门内影响新技术推广速度即模仿率的基本经济因素主要有四点:第一,模仿比率大小。采用新技术的企业越多,模仿者的比例越高,模仿比例的增大会促使守成企业及早做出是否模仿的决定。第二,收益率的高低。预期收益率越高,模仿的可能性就越大,模仿率就越高。第三,所需投资额的多少。采用新技术所需投资额越多,模仿的可能性越小,模仿率就越低。第四,资本供给的难易程度。资本的供给越困难,模仿的可能性越小。

  政府行为:资金支持、降低风险。通过分析技术推广模式中影响企业变革速度的因素,要求政府必须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强研发投入、创立风险基金并设置风险投资机构,以此提高企业的相对盈利率。第一,建立创新基金,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第二,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市场结构培育中的政府行为

  技术创新中的市场结构培育。美国经济学家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研究,探讨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类型。他们认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市场竞争程度的强弱、企业规模的大小和垄断力量的强弱。他们将技术创新分为两类:一是垄断前景推动型创新;另一类是竞争前景推动型创新。他们指出要使社会上的创新活动持续进行,垄断和竞争都必不可少。如果只有垄断前景推动的创新,一旦企业的垄断实力增强,足以保证垄断利润,创新活动就会衰减甚至停止。而如果只有竞争前景推动的创新,所有企业都只想做低成本的模仿者,而不愿做高成本的创新者。由此可见,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均没有创新动力,垄断竞争市场最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政府行为:参与市场、消除垄断。根据卡曼、施瓦茨的分析,政府要着重培育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加速企业技术创新。他们认为垄断竞争市场最有利于技术进步,因为厂商数目多,产品具有差别,生产要素能比较自由的流动并且信息是完全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由于缺乏对技术创新的保护,企业不存在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完全垄断市场上,由于没有竞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压力。然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既存在对技术创新的保护,如专利等,又存在着同类产品的竞争,因此企业具备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中国垄断形势严峻,中小企业备受挤压。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复杂,除了市场化的一部分,还有游离于市场之外的体制内经济,是权力主导经济活动的领域。目前中国垄断的国企发达,众多中小企业享受不到权力的支持,而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也更容易将资金向国有企业尤其垄断国企倾斜,因为垄断本身就意味着高利润,这对银行而言,是风险低而收益大的选择。由此可见,中小企业的市场被国企压缩,竞争力被垄断企业限制,并且饱遭资金短缺之困。

  制定反垄断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遏制垄断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法》已正式实施。但中国的垄断企业受国家权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既是《反垄断法》的制定者、执法者,又可能是《反垄断法》被执法的对象。如果政府与垄断国企保持密切联系,反垄断的法律体系中的豁免制度就可能被滥用,国企的强势垄断地位就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公平竞争的环境也就很难形成。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尽快打破垄断,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中小企业的大面积倒闭。政府应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供各种服务,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3.部门间技术扩散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部门间新技术扩散中的战略引导。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主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问题。他认为一国最先进的技术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上,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首先就要研究军事工业中最先采用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民用各工业部门的过程。他指出部门间技术扩散的两个途径:一是军事工业中一些先进技术适用于民用工业部门,民间各工业部门相继采用;二是军事工业中一些使用过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转移到民用工业部门。因此,先进军事工业的建立对带动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行为:发展军工、技术扩散。技术溢出效应,国防科技带动工业技术发展,从新技术推广、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一国先进军事工业的建立,不仅具有国防和军事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一国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是值得的。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军事工业的发展,用先进的国防科技技术带动工业技术的发展,依靠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军事工业特别是军事装备生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国防实力,而且在于它在技术上的“溢出效应”。发展军事工业具有巨大的技术“溢出效应”,它们可以极大地提高一国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对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引发根本性的技术革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技术革命——制成蒸汽机和电子计算机,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事工业和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生产和研发。为承担新技术产品开发初期的市场不确定风险,政府军事工业部门可以扮演领先者的角色,不仅可以保障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收,同时也可引发市场后续的需求。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中,政府应该加强战略引导,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并加强军事工业高新技术向民用企业传播和扩散。

  政府战略引导,培养军民两用人才。在政府的战略引导之下,中国军事工业发展迅速,为先进技术扩散奠定了基础。军事工业发展迅速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快速发展的经济支撑了军事技术的发展。2009年的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将近600亿,据估算,到2015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就会超过1000亿美元。经济学家声称只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内保持4-6%的平均增长线,军费以两位数增长就没有障碍。其次,国家科技政策的支持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员,而且基于特殊的社会体制,能够集中所有的社会资源优势,重点开发主要的武器系统。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法国、意大利在军事技术上的交流频繁,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民用工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国际间技术转移中的政府行为

  国际间技术转移中的时滞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国际间技术转移分为垂直转移和水平转移。垂直转移是指把甲国关于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到乙国的应用科学中或者把甲国应用科学应用的乙国的生产领域。水平转移是指把甲国已经应用于生产的新技术应用到乙国的生产领域,包括物质转移、技术和人才转移、设计转移。根据米拉·维尔金斯的研究,国际间技术转移包括简单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两种。简单技术转移指某种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外,而不管在国外采用这种技术的单位能否复制出来。技术吸收指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外,并被国外采用该种技术的单位复制出来。

  维尔金斯指出国际间技术转移存在时滞问题,即一国首次出现某种外国新产品的时间与该国能够有效地自己制造出该种新产品的时间之间是存在差距的。由于技术吸收的作用比简单技术转移更重要,技术吸收时滞的缩短就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要缩短技术吸收时滞必然会遇到国际间技术转移的障碍,有来自技术输出国的障碍和来自技术输入国的障碍。前者包括技术保密、专利权、政策考虑等,后者包括需求、资本、自然资源、劳动成本、技术、规模、基础结构、文化的障碍等。

  政府行为:创新体系、培养人才。政府加强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在国际间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宏观和微观的重要作用,努力缩短时延。政府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如战略、决策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引导技术转移升级。在很多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技术转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美国,上世纪80年代后到上世纪末,20多年间,连续制定了包括《拜杜法案》在内的有关技术转移的20多部相关法律。事实证明,美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因而长期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创新水平。此外,欧盟各国及韩国、日本等国政府都在技术转移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政府引导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一国要得到国外先进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从国外进口新产品、仿制;从国外购买专利权、设计,在国内生产;接受国外援助,派人出国学习;从外资企业学习新技术;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建立创新机构、促进技术创新,必要时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

  政府在技术创新中地位的提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但是国家并不能取代企业而成为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它对企业创新主体只能是一种补充及促进作用。当今社会存在一些政府“越位”或是“缺位”的现象,政府应该转变观念,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担当公共服务者的角色,适当地参与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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