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月31日，网上被称为“房姐”的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一案，有了新进展，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称，目前发现龚爱爱在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666.6平方米，及奥迪轿车一辆。北京警方已依法对龚爱爱利用其违法办理的北京户口及身份证所购买的10套房产及奥迪车予以查封。
龚爱爱到底有多少房子，买房子的钱哪里来的，以她原来“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的职务收入，是否足够支付购买这些房子所需的款项，可以等待进一步调查甚至等待法院判决，仅仅一个公民同时拥有四个户口和四张不同的身份证，就足以让国人瞠目结舌。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政府管理人口和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不要说多个户口，就是只要一个户口的人，办了多年没办成的也不鲜见。要北京接受中西部县城户口的迁入，没有特殊缘由，几乎不可能。但现实是不但龚爱爱一人有四个户口，河南郑州“房妹”全家四口，也每人两个户口，共八个户口，还有山西运城的纪委干部张彦一人两个户口，其中一个也是北京的。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中央对反腐的决心时指出，不但要打苍蝇，还要打老虎，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本来把苍蝇和老虎放在一起，是为了说明反腐的力度之大，不避职务大小。没想到最近接连揪出了几只苍蝇，体量之大超过了普通老虎，龚爱爱是一个，“房妹”之父郑州二七区原房管局长算一个，还有广东最近曝光的几位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元的村党支部书记，更应该算一个。这些本来没有被作为权力笼子之重点对象的“小吏”，何以一个个体大如虎，甚至超过老虎？这到底是因为小吏的能量太大，制度过于疏漏，还是违反制度成本过低？ 苍蝇能长这么大，当然有其基因，更重要的还是制度设计不严谨和违法成本过低，让苍蝇不长大都难。从龚爱爱的例子来看，迁出户口如此容易，当地派出所随便开出几张单子，龚爱爱就可以在神木想入几个就入几个户，显然，山西公安部门对基层派出所使用准迁证完全缺乏监督和控制。若非所有手续都由同一个民警办结，且没有任何审核检查，那就一定存在狼狈为奸串通作弊。企业在财务监管上，尚需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构成相互制约，因为任何缺乏相互制约的重要岗位都有“监守自盗”的可能。同样的道理，户籍管理上不可能没有“保险装置”，那为什么在这一连串“房×”伙同民警违法办理户口时，制度却大门洞开，毫不设防？ 制度是人制定的，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运作，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如果犯了错误不用承担责任，那要制度的运作者不搞监守自盗，除非聘用的是圣人。无论从龚爱爱案子中山西临县克虎派出所谎称“经办民警已去世”，还是北京警方对“房媳”张彦在京户口的调查结论饱受舆论质疑来看，内部处理之温和宽厚，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准军事化单位”的处理方式，而且还是起因于户籍管理上的违法作假。如此曲意掩盖文过饰非，除了维护部门形象之外，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经办民警本来就只是遵命办事而已，真正应该被问责的可能就是现在对经办民警加以问责的领导甚至领导的领导。 在制度设计本身不严密，制度运作者素质不过关，监管把关者的上级领导又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户籍制度形同虚设是必然的。现在可怕的不是户籍制度这一项制度，而是除了制度中人之外，国人不知道还有多少重要制度都同户籍制度一样，对特殊人群只是徒有其表？所以，在舆论对“房×”穷追不舍的同时，国人必须扩大视野，追究还有多少制度形同虚设，还有多少把关者及其领导可能监守自盗？我们又该如何把制度健全了，让把关者及其领导恪尽职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