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1988年前注册的私企共7260家,目前还存在的只1078家;1989年注册的私企1035家,目前只剩351家。截至今年9月底,浙江共有私营企业40.27万家。这意味着,该省拥有18年以上历史的民企仅占0.355%,有20年以上历史的更少。
■王学进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在5号闭幕的“第4届中国浙江民营企业峰会”上透露,该省民企的平均寿命仅为7年。这是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的数据。据该局统计,浙江1988年前注册的私企共7260家,目前还存在的只1078家;1989年注册的私企1035家,目前只剩351家。截至今年9月底,浙江共有私营企业40.27万家。这意味着,该省拥有18年以上历史的民企仅占0.355%,有20年以上历史的更少。(11月6日《东方早报》)前不久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访问杭州时对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如此评价:浙江的私营企业家乃中国之榜样。他认为,正确认识中国传奇的时候到了,而理解浙江的兴起,正是这么做的最佳之路。众所周知,浙江的兴起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兴起,了解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奥秘,就等于掌握了一把解开浙江经济奇迹的钥匙。可是正当人们期待浙江由“民企大省”向“民企强省”完成转型中创造更大的奇迹时,忽然间获悉这样一个不算利好的消息,心里陡然感到一阵秋意。 笔者身处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浙东沿海,与多位民营企业家有着良好私交,近年来耳闻目睹了诸多民营企业兴衰、转轨甚至败亡的命运,探究民企的生存现状和方式,找出其何以短命的原因,对于完成由“民企大省”向“民企强省”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这首先是由浙江民企的生存特点决定的。其特点是以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浙江民企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接近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而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占比达6成以上。这类企业的技术含量低,利润较薄,进企业门槛也不高。就以笔者老家所形成的块状经济——轴承生产来说,遍布全镇的500多家轴承企业以加工轴承套圈为主,属于粗加工,投资不大,工人大多是外省民工,只需稍加指导就能操作,每只套圈利润用分厘来计算,薄得可怜,事实上大多数企业主是靠卖废铁沫赚取一点额外利润,加工所得仅够维持职工工资发放。 类似轴承、袜子、领带、纽扣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劣势在于生产设备简陋落后,企业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弱,虽然企业主都想通过设备技术的升级换代来提高竞争能力,但受制于主客观条件,往往难以达到。去年4月,一项在3000家浙江民营企业中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12%的企业用的是6年前更新的设备,而且还有13.3%的企业的主要设备没有更新过。从总量上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企业拥有国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先进水平设备。据统计,去年浙江省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还不到0.3%。(2005年4月21日《浙江日报》)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技术升级完成不了,加上粗放型管理,民企寿命自然长不了。 笔者在各类民企大门口的挂牌中发现,大多数都冠之以某某有限公司等名义,也就是说,这类企业都成了股份制企业。事实也是,上述调查报告显示,浙江四分之三以上的民企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较前几年大幅上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设置率也有较高的水平,并且运行基本正常。这说明公司制已成为浙江民企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是好事,但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这类股份制企业还不能算是严格的现代企业,它们多是家族企业,从董事长到总经理,直至管营销、财务的所有要害部门,都由家人把持着,他们掌握着绝大部分股份。(上述报告显示,85.1%的总经理为创业者本人,第一大股东平均占有68.9%的股份)这样的股权结构不但影响到职工的积极性,加剧了劳资矛盾,更主要的是“公司制”背后形成了一个排他式的封闭的权利集团,拒绝外来人才的进入,势必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壮大。 凡是家族制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人才还是那样的人才,管理还是那样的管理,意思是,当初创业时是那几个人才到成股份制企业时仍然还是那几张老面孔,其管理方式仍然是集决策权、经营权和管理权于一体的高度集中方式,维系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纽带还是血缘关系,而非契约关系。笔者多次听一些企业家感慨,企业发展渴望有更多的人才涌现,但又不愿引进人才,道理就是俗语所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种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企业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创业者不可能什么都懂,其个人的发展一旦跟不上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最终成为被大浪淘汰下来的沙子势所必然。 造成浙江民企平均寿命只有7年的要素远不止这些,在此笔者只能择其荦荦大端略述一二,权当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