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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基本上是个人就要整点时尚的，说你时尚就相当于对你的表扬，如果说你一点时尚也不懂，那就相当于骂你。但时尚也因此成为最多人说,也成为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说过，“时尚就是街头人民中产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美国的时尚媒体中的评论员说，“时尚就是把惯常放在一起的东西不放在一起，把惯常不放在一起的东西放在一起。”即便有人对时尚说过什么，时尚一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东西，而且很经常地成为不见仁不见智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很多身在时尚行当里的人们也并不能说明白时尚是啥玩意儿。
我所在的零点与时尚传媒集团都是13周岁的公司，而且都有兴趣对于前沿的时尚现象加以探讨，两家机构聚集时尚行业若干精英的集体智慧开发了时尚指数的指标体系和权数体系。在10月16日晚的灿若星河的“视觉之夜”，我们在时尚大厦那巨大的电子天幕下公布了我们今年的指数结果。这既是为了系统地为时尚做一个定义，同时也为时尚产业提供一个观察与评价时尚发展的公共口径。与很多设计师或者时尚评论家的主观意见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个指数所提供的东西应该说说公众时尚心理与行为模式的系统总结。
如果在一个100分的标杆上，目前中国城市中高收入居民的时尚水平大致相当于68分。这形象地说明了，改革开放25年左右中国民众生活在生活时尚化方面所实现的进步。68分不算低，它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明中国市民不再是生活温饱型的社会中，而会积极追求温饱以外的其他精神价值；但68分的确不算高，说明了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时尚产业的制高点，而最多算一个上坡地。研究非常明显地发现，中国市民的时尚观念主要地受商业力量的驱使与影响，与文化与教育素养的关联则比较薄弱，说明今日中国时尚属于典型的商业化时尚。
实际上，这项研究对于中国市民时尚特点的发掘对于时尚界有相当的参考意义：其一，中国市民时尚具有意愿强于能力的特点，就是向往时尚但对于时尚的知识有限，追求时尚的能力有限，这显示了时尚知识辅导服务的空间相当大，也说明了对于时尚的可操纵性也很强；其二，中国市民的时尚由于缺乏非常明确系统的深层价值系统的过滤与作用，因此对于各类外来因素与创新因素的接受能力特别强，开放度特别高，这就决定了中国时尚风格的多样性、多元化与融合性，对于另类因素的排斥性非常有限；其三，中国市民对于时尚符号事物的兴趣与选择并非基于深入的内涵体会与认同，而具有很强的表面兴趣，因此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但对于原有事物的忠诚度与持守度则较弱，从而决定了时尚选择的短周期与所谓“快时尚”的现象；其四，中国市民的时尚构建受大众舆论与他们意见的形象很突出，同时由于时尚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炫示作用，因此自以为占据了时尚因素的人往往也乐于扮演积极传播的人际媒体角色，因此时尚高度依赖积极主动与活跃的传播形态；其五，时尚人物中演艺人物、体育人物与商业人物更为平衡，但是被认为能够突出提提供时尚概念与事物的地域却相当集中，在国际上是巴黎，而在中国就是上海，地域来源对于时尚心理有很大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企业总部与时尚品牌出生地选择的价值。
市民的上述时尚特性决定了在中国时尚概念具有非常大的商业利用空间，新概念与创新产品总是促发一部分人的好奇心，而把其他地方与其他领域的因素转嫁移接为产品与动员元素也总是能获得一些消费者的兴趣。但是也需要看到在这种时尚现象背后隐藏着很大的成本风险——产品的持续不断的变化与概念翻新真正考验到许多企业的知识体系与运作能力。时尚能够载舟，时尚也能覆舟，在今天消费者的需要与心态高度动态的市场上，你一旦启动了消费对于你的时尚期望，那么如果没有很好的更新变化能力，就将很快为具有“快时尚”新的你自己的消费者抛弃。也正因为这样，时尚指数这样的公共研究工作将会持续、深入与精细化下去，以更好地帮助时尚界来把握公众的时尚变化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