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7世纪初叶，当不少同胞还生活在宗教裁判所的阴影之下，荷兰的犹太人享受着少有的自由与繁荣。不像欧洲别的地方，尼德兰王国的制度容纳不同的种族，对宗教差异也较为宽容。1632年，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葡萄牙血统的犹太社区中。 当年，斯宾诺莎家族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离开了葡萄牙，先是在法国南特落脚，后来才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低地国家扎根。在荷兰，他们可以住在任何想住且住得起的地方，而无须待在固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里。他们可以在家中进行宗教活动，可以做生意，还可以在工作、家庭和教堂等场合使用母语—葡萄牙语，而不会感到羞耻。到了斯宾诺莎的祖父这一代，他们的家族在当地颇受尊重。他的爷爷不仅是经营有道的商人，还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公会担任过要职。他的父亲从事蔗糖、香料、干果和巴西木材等进出口贸易，同时是犹太教会的主要捐助人，做过校长、教区负责人，还是阿姆斯特丹最有影响的拉比的亲密朋友。 受家族的熏染，斯宾诺莎似乎命中该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事实上，在24岁之前，他已经在打理家族的生意，并成为犹太教会的重要资助者之一。然而，勤奋好学的天性使他很快偏离了既定轨道，迈向了另一段人生。 在荷兰繁荣、安定和宽容的环境中，犹太人认为，复兴传统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要把阿姆斯特丹建设成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而人才是这个复兴计划的核心。他们请来了两位杰出的犹太学者——拉比莫特拉（S.Mortera）和拉比以色列（M.Israel），来教导像斯宾诺莎这样的聪慧学生。在他们的栽培下，斯宾诺莎学到了希伯来文、犹太法典、犹太宗教等知识，还熟练地掌握了荷兰语。 然而，这个年轻人究竟是在哪一刻成为斯宾诺莎的？无人知晓。如大家所愿，他在18岁的时候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虽然有些谣言，说他骨子里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与教会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关系。还有人认为，他和非犹太裔的商业伙伴走得太近，而与犹太人圈子渐行渐远，但是总体而言无可厚非，毕竟生意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当斯宾诺莎开始接受天主教徒凡·恩登(Frans Van Enden) 的拉丁文教育，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了。掌握了拉丁文的年轻人不仅对哲学、政治、宗教、音乐、艺术、医学和法律等诸领域有了相当的了解，还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笛卡尔等人的观念产生了兴趣。当他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兴趣以及观点时，有些人开始失望了，继而生出了仇恨和愤怒。斯宾诺莎22岁时父亲去世，这使他失去了最关键的保护。在犹太人中间，他的言论越来越令人不安。更让他们不满的是，斯宾诺莎不再遵从犹太人长期以来在内部解决纠纷的规定，将一个欠债的犹太商人告上了法庭。
犹太教会的长老们用尽了手段，他们想说服他，许诺给他一年1000弗罗林（荷币单位）的津贴，斯宾诺莎没有让步。教会只好对他施以隔离30天的惩罚，也无效果。他们可能还策划了暗杀—至少有一次，一个犹太人在夜路上向斯宾诺莎发起了袭击，匕首刺穿了披风，却没有伤及要害。斯宾诺莎没有被吓倒，而是将披风当做纪念品挂在家中。最后，1656年7月27日，教会正式向斯宾诺莎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惩戒令：驱逐。他被逐出教会、犹太社区、商人圈子以及阿姆斯特丹，不得用自己的名字签署商业文书，甚至不能使用“巴鲁赫”（Baruch）这个犹太名字。 放逐令下达的当晚，在一个荷兰朋友的家里，斯宾诺莎表达了他对犹太教会的愤慨。他说：“这让我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之后，他再也没有谈到过此事。24岁的斯宾诺莎迁居海牙，以“贝内迪特”（Benedictus）的拉丁名字自称。白天，他靠磨镜片为生，晚上则从事哲学研究，往往从深夜10点工作到凌晨3点—他称之为“我的夜间工作”。这样的状态持续了21年，直到生命终结。 在西方哲学史中，斯宾诺莎是一个形象复杂的人。后世的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拉康以及爱因斯坦等人，都从他那里继承了相当不同的精神遗产。这说明斯宾诺莎所思考的内容是非常博杂的。另一方面，他曾经说过： “我要考察人类的激情和行为，如同考察直线、平面和体积。”这使得大多数人把他看成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并列的理性主义先驱。今天，在斯宾诺莎故居的藏书中，最多的就是霍布斯的著作，其次是马基雅维利，说明这一判断不无道理。 很大程度上，斯宾诺莎继承了霍布斯的思想，认为所谓根本的人性就是自我的保存。围绕这一核心产生了人类的忧惧爱羡，继而产生了社会秩序。然而，当他提出不只人类，世上万物都“努力于维护自己的存有”，具有自我保存的生命本性，他却动摇了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哲学家开始建立起来的“计算”的地位。因为在斯宾诺莎看来，既然自我保存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动因，那么每个人主观的动机就居于从属地位。换句话说，人类的计算只有工具的意义。自我保存才是压倒一切的激情—它无关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