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各省市均热烈响应，部分省市更已制定加速计划—据《京华时报》12月3日报道，黑龙江制定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为12%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则普遍将为期10年（2010-2020年）的收入倍增计划，浓缩为5年提前至2015年前后完成。 对中央“收入倍增计划”的响应和加速，不仅表明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提高居民收入是呼应民心之举，其关系民心所向刻不容缓，亦表明在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选择上，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占比已经形成共识，其关系经济转型不可或缺。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会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除少数年份外，其余均低于GDP增速，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之后，大幅低于GDP增速。而如果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计，再减去物价上涨（CPI）指数，两者的差距会更大。 在改革开放的早中期，居民人均收入低于GDP增速，固然可以理解为，在资本和技术要素过于缺失的早中期，需要相对通过对人均收入增速的抑制，以吸引资本、并促进资源整合。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早中期，亦相对需要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以逐渐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而这亦需要对人均收入增速的相对抑制。但是，在2000年、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经济增速、尤其是外贸增速超速前行的同时，我国要素资源的构成亦已发生本质变化，核心要素资源稀缺由之前的资本和技术，日益转变为能源和人力，以及环境承受能力的大幅降低。在这种格局之下，大幅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并以此逐渐扭转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结构，则显然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对于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重要性的认知，近年来已逐渐形成政界和学界的共识，相关举措亦已逐步推进实施—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的累次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健全，以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不断上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正与经济增速日趋贴近。 可是，在相对肯定的同时，我们依然会发现，增加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力度仍然偏弱，一来我国近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仍然相对低于GDP增速，二来酝酿长达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总体方案至今仍束之高阁。更令人窘迫的是，在居民人均收入增速相对提高之下，贫富收入差距却以更大的幅度在放大。 贫富差距的过于悬殊，不仅让“人均”收入相对提高的意义聊胜于无，更无法真正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扭曲—因为，极少数富裕人群的消费，往往以炫耀性消费为主，而试图通过消费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则须大幅增加更多人群的日常消费。 对我国贫富差距日渐悬殊进行探寻，我们则会发现，其根源在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背离，以及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过多的灰色收入。在度过改革开放前10年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持续维持在2.6-3.3之间，而国有企业则在近10年的“国进民退”之下，依赖诸多政策资源的倾斜，其赢利能力正以民企盈利能力的弱化为代价，而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则更在近5年来的行政主导性投资扩张之下，不但屡禁不止，其操作空间和数额反而大幅放大。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才能切实加大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减少对国企过多的政策倾斜，才能相对平衡国企和民企之间明显背离的盈利能力，杜绝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才能真正使行政职能转变得到彰显。 而这些欲得以实现，则显然需要以公平为前提。缺乏公平的制度与环境，则上述不同层面所体现的贫富差距，不仅难以缩小，更会持续放大。而贫富差距的难以弥补，则必然会造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无法有效推进，而在经济增长结构持续扭曲之下，“收入倍增计划”（纯倍增）则极有可能最终沦为空谈。
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公平既是目的，更是前提。在历年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只有相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才能切实彰显经济改革的公平性，而惟有以公平为前提，亦才能从制度层面降低贫富差距，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从而真正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