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黑格尔在哲学上提出了“正、反、合”的观点，尽管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大家或多或少都在体验这种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为探索成功之路的人们指点了迷津。
大家曾经学过的课本，读过的图书都在向我们传达着正义、美好、善良，也在告诉我们企业应该使用管理方式、方法、形式等，然后就把我们投到茫茫的社会实践之海中。这一切都是“正”的，都是美好的，它在描绘着善良战胜邪恶，阴谋败给磊落。只要我们学业有成，只要我们按照书本中说的去做，成功就会顺理成章。于是，我们满怀着抱负，投身到社会实践中。
然而，在屡次挫折之后，大家渐渐发现，原来革命根本就没有春天，阴暗的东西经常会骚扰着我们前进之路。大家往往会得到同一个结论：书上的东西基本上都不对。这一切都是“反”的，都与书本上介绍的相反，我们所学习的营销学、人力资源学、会计学根本派不上用场，于是，我们万念俱灰。
后来，我们又发现，原来掌握了社会大众共事习惯，掌握了大家判断事务对错的价值取向后，往往却可以取得成功，可以取得大家对自己的尊重。当然，这种习惯有一些是真的、善的、美的，而有一些是假的、恶的、丑的，大家都在秉承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它们——这就是“合”。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执行力来自于员工。要论及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因素就不能不从内外部共同寻找原因，在无法改变企业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基础上，其内部原因主要是由利益与资源所牵制；那么，在企业外部又有哪些因素左右着企业执行力呢？
事实上，企业没有执行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员工成熟程度，对社会的融合程度。如果还是在憧憬书本上的歌舞升平，试图将书本上的一切搬到企业中的话；或者我们还在痛斥那些写书的人，大骂人们勾心斗角之变态行径的话，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适应这个不善也不恶的社会，找到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习惯，并按照它来做事呢？
举一个很多人比较痛恨的，关于谋略的例子吧。
春秋时期有一位宋襄公带兵与敌军交战。当面对敌军正在渡河，可以采取突袭而取得胜利的良好机会时，这位国君却认为，必须等对方列好队形之后才能攻击他们，否则胜之不够仁义，结果其战败了。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美国2005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白皮书》中，他们理解中国军人正在研究的谋略，其实就是一种战争骗术。他们用一个“骗术”的词汇，其实，打仗就是要不择手段地取得胜利，“兵者，诡道也”，没有什么仁义可言。从春秋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研究谋略，这不仅是一种军事现象，同时更是一种民族文化。
一些年轻的朋友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对于“谋略”恨得牙根发痒，恨不得每天批判它九九八十一次。事实上，你恨不恨“谋略”，“谋略”都会存在于社会；你骂不骂“谋略”，“谋略”都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肯定会有“谋略”。所以，如果你不能离开这里，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适应，并且学会用谋略来保护自己，用谋略使自己得到发展。
在企业中，存在着势力、权力等各种利益，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存在谋略，你不谋取别人，别人就可能谋取你，不必探究其合理与否，这就是社会现实。一个企业可以获得成功，必须得有一位既可以保全自己，又可以为大家创造福利，精通谋略的企业家。一位员工要获得不断升迁，就一定得是一位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为企业创造绩效，精通谋略的实干家。
事实上，谋略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不存在阴谋与阳谋的问题。张震将军认为，“谋略是一种思维形式，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集中反映为‘斗智’的谋略概念，则是军事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把那些诡诈、虚实、奇正、用间、造势、示形等各种施计用谋的手段经过高度抽象概括而成的。”当运用在正义的事情上时，谋略就显示出其光明的一面；如果是用在争权夺利的事务上，则显示出其猥琐的一面。
然而，除了军事院校以外，没有哪个学校教学生这个东西；社会学术研究成果，只要集中在对付竞争对手方面；传媒宣传的也只是一些美好的社会景象，好像社会不存在需要用谋略来解决的困难了，甚至感觉中国人并没有在使用谋略，一旦进入社会，这位朋友就可能四处碰壁。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现代社会相背离，这种背离导致了教育、传媒、学术研究所传递的信息充满了不确定，还想让接受这些信息的朋友们获得社会地位，谈何容易！我们不能学到谋略，如何能在存身立世？然而，这种东西往往却不是学校教给我们的，也不是学术机构研究出来给我们的，更不是宣传媒体告诉我们的，而是我们在无数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什么样才算是好朋友？”孔子说，“把忠言告诉他，如果他不听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否则将会自取其辱。”哪所学校像这样明确地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哪所学校能够把社会真实的东西告诉学生？大家家背了十几年的圆周率，结果一生也没有用过几次，我们要拿着圆周率治理企业吗？
书本中讲的社会习惯、价值观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习惯、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书上说，大家要见义勇为，而事实上，见义勇为往往会遭到报复，医药费都没人管；书本上告诉我们要秉公执行，而谁要是强硬地秉公执行就要遭到员工的排挤；书本上告诉我们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谁要死照制度执行，别人就会被人说成“不会变通”的死脑袋。这些学生们可以从国家实施的课本上学到吗？这些我们可以从国家批准发行的图书中看到吗？
中国教育、传媒、学术研究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背离，是导致企业“执行不力”的社会原因。
社会不能向企业输送实用人才，使中国企业只能将公司作为第二课堂对员工们进行再教育。然而，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很难使没有失败过的员工接受正确的思想，更何况有的企业还在照搬社会教育那一套。如此一来，一方面浪费了学术研究、传媒宣传以及十几年的社会教育成本，同时也浪费了企业培训的成本、员工屡次失败的效率。
不知道天天在讲“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中央高官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主持投入数以亿计的教育、社会研究、社会传媒的经费，却换回了莘莘学子们的无尽失落、企业执行力的低下、社会效率的低下。
欢迎与aihuau（爱华网）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作者：于政军，大连人，外资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研究员，擅长企业执行力问题研究。擅于采用欧美企业管理技术，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生产管理、市场管理等研究技术，发现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管理弊端；运用中国传统辩证哲学方法，理清管理业务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分析、归纳出产生弊端的根本原因；采取较为温和的解决办法，逐步将解决方案落实于企业业务运行当中，[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