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基朗:国史上有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



     香港科技大学临海而建,苏基朗先生带我在校园漫步,一路欣赏无敌海景,顿觉心旷神怡。他的粤语、普通话、英语都能应对自如,带点口音的普通话讲起来充满热情。作为地道的香港人,苏基朗的学术研究始终关怀中国,而他对历史学的身份认同问题也颇有反思。

  苏基朗祖籍顺德,1952年在香港出生。在中学时,苏基朗非常喜欢唱歌,对当时流行的披头士十分着迷。因为家境并不宽裕,苏基朗筹办学费的方法是课余在乐队弹低音吉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基朗读到钱穆的《国史大纲》,大受震动,决定攻读中国史。

  1972年,苏基朗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当年系主任是孙国栋,教师中有严耕望、全汉升等名家。苏基朗到了三年级都没有真正听懂严耕望的口音,不过后来严耕望成了他的论文导师。

  1973年,余英时从哈佛大学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校长。苏基朗是历史系学生会的会长,颇有机会向余英时请教。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经历了一场改制的风波,余英时受到不少明枪暗箭。苏基朗回忆:“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风波,后来好像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当年的风波跟现在香港的风波相比,不算什么。几十年来香港的大学建设,我们已经见到太多激烈的转变。比方说,高锟在任校长时的风波,从中文大学的标准也不算太大了,学生对他很客气,只是冲上台去把他的麦克风拿掉而已。”多年以后,苏基朗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协理副校长,颇有感慨:“学者做行政,很不容易。过去十年里,我还是逃不了行政,等于是‘服兵役’。自己做研究以外,会碰到很多困难。”

  在本科毕业后,苏基朗在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严耕望研究古代泉州。1979年,苏基朗远赴澳洲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赓武,进一步研究泉州。20年后以英文写成《刺桐梦华录》一书,此书副题是: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苏基朗指出,闽南之所以成为10—14世纪海洋中国经济繁荣的代表,主要有赖于海港城市泉州的出现。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与七十年代的香港。在《刺桐梦华录》中,苏基朗颇具“问题意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在12世纪和20世纪末,中国有着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这都是由于中国海外贸易机遇的激增而带动的。事实上,不管是12世纪还是20世纪末的繁荣,都归因于国家积极的开放政策。闽南的跨部门多元繁荣在国家权力地方化之后已变得难以为继,即使在蒙古人南侵之前就已如此。元代外族管治下的经济繁荣,也没能带来持久的和平。新世纪的海洋中国,能否因为持久的积极政治氛围带给市场的自然力量一个机会,而取得更佳的表现呢?”

  1982年,苏基朗完成博士论文,回到香港树仁学院做学生管理工作,兼教历史,后转到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及学部主任。苏基朗专攻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及中国法制史。其著作《唐宋法制史研究》也深具“中国关怀”:“中国八十年实践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外来文化不管听起来多动人和理想,若不能在传统文化内找到转化、整合和承传的起接点,终究无法为日渐融入国际社会的现代中国带来全面现代化的出路,为饱历忧患的中国人创造精神和物质上的新前景。这点在法制问题上可能更为迫切。正因为这方面以往研究不足,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中,法制或是最薄弱的其中一环。故此今日谈法制史,自有今日的时代意义。”

  在学术研究以外,苏基朗对音乐的兴趣后来转向古典音乐,曾参加过一个香港声乐团。平时,他喜欢打网球。近年,苏基朗对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他发现一些在现实生活的感受,如果写成一首诗,便可大致明白,但如果用论文来分析,反而表达不出来。

  严耕望和余英时的学术影响

  时代周报:你在新亚学院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方面?

  苏基朗:我在中学对西方历史、国际关系非常有兴趣。我进大学,本来是预备读世界史。我以前没有看过钱穆先生的书,在中学考试成绩最高时,我得到的礼物里面有几本书,其中有英文的字典,还有一本《国史大纲》。我看完了钱先生《国史大纲》以后,觉得有很多心里话写在上面。我说:我要念中国历史,不读世界史。进了大学以后,我还是以中国历史为主。很奇怪,大一,我最大的兴趣是军事史。男生对打仗有兴趣。我交的中国通史的作业是对《旧唐书》、《新唐书》做比较一手的研究,是唐太宗打的最后一场仗,征辽就是征高丽,过了辽河是高丽。唐太宗最后已经是天可汗了,他为什么还要亲征?他打得很不顺利,第一座城打了三个月,打不下来,退兵。他回来以后有一句话:如果魏征还在生,他一定劝我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一句话很多人都记得,原来就是讲这个事情。

  我跟了余英时先生以后就觉得思想史很有兴趣。二年级、三年级主要还是看思想史,加上辅修哲学,故此对思想比较有兴趣。到四年级,余先生就回到美国,所以我四年级就转了跟严耕望先生,严耕望先生是研究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我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后来硕士班的时候,我跟严耕望先生从念政治制度史转到了历史地理。这也跟他一样,他原来也是研究政治制度史,可是后来转到历史地理。两者不是不相关,但是重点有一点不一样。

  时代周报:余英时纪念严耕望那篇《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中有一个细节,余先生曾经问钱穆先生,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之中,究竟谁是他最欣赏的。钱穆先生毫不迟疑地说是严耕望。余先生认为严耕望先生是中国史学界朴实的楷模。你跟严先生读书感受如何?

  苏基朗:绝对是这样。你一看他的书或者跟他谈话,马上就可以知道他是朴实的典范。我当然是非常幸运,可以跟着严先生,但我只能学到一点点,这里面有能力的问题,也有性格的问题,也有机遇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读历史是因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的影响,后来跟了钱先生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严耕望先生,一个余英时先生。

  苏基朗:真是碰巧。我以前没想过,后来觉得是一脉相承。余先生跟严先生是很不同的风格,但是背后可以看到钱先生对他们都有影响。他们两个人对我的冲击来说,真的很难说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我后来做学问、做研究的路,有一些是余先生的,有一些是严先生的,他们的东西没有矛盾,只不过重点不一样。比如说跟严先生的时候,我们做的是考证,不讲义理、理论。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不搞思想史,转向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当时的想法是:我先去做一些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40岁以后再回来搞思想史。40岁以后,我不是回去研究思想史,而是回去研究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的思想,法律的文化,背后是宏观的理论,文化的问题,很多东西是思想史的问题。

  泉州与上海、香港曾经一样辉煌

  时代周报:你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泉州,后来去澳洲国立大学跟王赓武先生,也是研究泉州。为什么如此关注泉州?

  苏基朗: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是社会经济史。我们在新亚书院也有另外一位先生是全汉升,他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著名学者。当时我帮他上辅导课,是他的助手,我是从帮他上课时发现这个题目的。因为学生提问题,我没办法答,书上的答案,我自己觉得不满意,后来就变成我研究的题目。我本来是用一些历史地理的做法,就是希望把泉州的问题搞清楚。我跟着严先生做研究,论文里面一大部分是做交通的考证,完全用他的那一套方法。做完以后,发现没有解答一些历史的问题。后来去了澳洲,王赓武先生又不一样了,而且在外国用英文写论文就不能光用考证了。光是用考证也不易拿到一个学位,总要谈宏观一点的理论。硕士论文是考证为主,最后博士论文是变成经济史的研究,讲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些什么变化,原因是什么。

  时代周报:泉州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吗?

  苏基朗:当年我们都知道泉州在中外交通上非常重要。等我的英文书出来,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位:泉州在12—13世纪的时候,在中国沿海的地位相当于1920年代、1930年代的上海,1970年代的香港。我后来在书里谈了很多当地文化的问题,包括了跟外面世界接触,泉州在海外贸易里,是中国跟外面文化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上海、香港也一样,说不定上海再过十年有可能像在1920年代、1930年代一样辉煌。

  时代周报:你在澳洲如何继续研究泉州?

  苏基朗:我在澳洲待了差不多三年,中间有六个月到中国内地跟日本去做研究。1980年我到了内地,大概待了三个半月,第一次真正去泉州。那个时候,泉州跟对外的交通很差,没有什么发展,保留下来的东西稍微多一点。一旦开发,很多东西就没有了。现在去泉州的话,可能我当年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拆掉了。

  时代周报:1980年去了泉州,实地的考察对自己的论文研究有很多帮助?

  苏基朗:我们研究历史地理,以前在书本上都做很多考证,但问题是还得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感觉不一样。

  时代周报:中国古人就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苏基朗:对,泉州有清源山,我找人带我爬到山上。从山上看,比较重要的地方稍微感受一下。很奇怪,很多问题不是看了就有答案,但是看了有感觉。以后再慢慢讨论,再建立一个理论的时候,那种感觉有帮助。

  时代周报:你还去了日本做这方面的研究?

  苏基朗:因为当时很多材料还是在日本。研究中古的时候,我们很多古书都来自日本,在中国反而没有。泉州跟日本有很多贸易交流,很多中国陶瓷输到那边去,后来发掘出来,所以很多考古的东西就得从日本那边着手。福冈市当年建筑地铁,挖出很多外面来的陶瓷,猜想是中国来,但不知道是从中国哪里来。我去日本,来到地库下面,他们把一箱箱东西给我看:陶瓷是从中国哪一个地方来,哪一个窑子。

  “经济繁荣须越多人受益越好”

  时代周报:你研究中国法制史,发现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法律如何进一步接轨?

  苏基朗:引进西方法律基本上是到晚清了。明清以后受西方影响,但法律受影响还不是那么多,主要是传教士带进来的。中国的立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对以前是排山倒海,立法的量非常多。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法律的建设好像又建筑了另外一条长城,主要还是各级的立法,不单是国家法,还有部委的很多法规、条文。所有的法规的有效运用都是法律,量是不得了。法律总是要实行的,不但是立法要有人,还要有执法的人。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跟法律有关。从广义来说,法律教育的建设方向应该如何?中国太大,每一个县里面都有法院,里面都有法官。这些法官的素质是不是每一个都很好,这就是专业法律教育的问题。在很短时间里面突然训练这么多律师,如果用西方标准来说,中国律师的人数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律师多了也没用,素质一定要好。这在很多地方都碰到困难,比如说,日本都碰到困难了,很多西方学者对日本有一个批评是他们的法律专业人士太少,中国以前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律师考试的及格率很低。以前中国律师专业资格考试及格的人很少,那样的话,供应就不够,后来他们开始引用了美国的制度,增加了及格的人数,但素质就有问题了。这真的是摸着石子过河,到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一步一步再建立起来。

  时代周报:香港的精神里面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回归15年后,法治的精神还一直延续下来吗?

  苏基朗:从法律专业的人来看,很多人的看法有一点悲观,好像我们的法治精神有一个危机。我不敢说我们现在的法律教育越来越差。现在50岁的法律精英,30年前接受法律教育,那是精英教育。当年读法律的人很少,毕业进来做律师的也很少。2000年以后,在香港做律师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了,他们的教育跟以前的就不可能一样了,法律专业的人能不能维持某一种精神、某一种素质?我的看法永远是从教育入手。而教育就是唯一维持这批人的素质的办法,潜移默化的专业教育能建立起一种自尊心。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是从研究泉州的地方历史,然后变成经济史,后来又研究法律史。这里面有没有相通的地方?

 苏基朗:国史上有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
  苏基朗:完全相通的。我研究泉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穷?在1970年代,这个问题绝对要问的,而且在经济史里面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一百年来没办法把经济搞上来?为什么香港可以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台湾会起飞?这是从经济史的出发点。第二个原因也可以说跟我作为香港人有关,我跟泉州没有家乡的关系,但是香港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港口,所以我也看历史上另外一个港口的历史。我看1970年代香港的经济刚刚起飞,还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也可以说,我不是直接研究香港,但我的心是在香港,我的问题是问整个中国。

  所以,后来我去澳洲,开始搞经济史了,这两个问题就可以慢慢地进去研究了。我当时研究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不同的阶段:怎么起飞,会不会衰落?后来,加了法律的问题,我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法治不健全呢?前面是问为什么中国这么穷,后来不穷了,但是为什么法治还要健全?到后来问题就复杂了,西方的说法,凡是不穷的地方,都是市场经济的。我研究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市场经济。我已经研究泉州,是10世纪到14世纪的市场经济。再看下去,明末到清中叶的松江府,就是现在的上海了,看松江府的棉纺织业,以前就是说资本主义萌芽。下面再看下去,就看晚清、民国的条约港。晚清、民国才有不平等条约,就有条约港,就变成跟西方有关的市场经济。后来发现经济跟正义完全是分不开的。我学了西方法律以后才明白,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还有另外一块就是贪腐问题,贪污就是经济跟正义的问题。我们要求的是要有正义,挣钱是正当的。法律跟经济、正义都是配合起来。同时,我受王赓武先生的影响,对身份认同的问题愈来愈敏感。海外华人就是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辨,这个问题也不易梳理清楚,不同时代有不同说法。比如,一个匈奴人有些时候可以说是华,有些时候不是华。中国文化、中国式的法治,什么是中国式?这些都成为我需要不断讨论的问题。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的问题意识中对经济繁荣与贪污现象特别关注?

  苏基朗:我要说明的是经济繁荣必须越多人受益越好。经济繁荣只有少数人得益,就不能维持得太久。越多人受益,维持比较长远一点。少数人垄断会出大问题。既然我研究法律,研究经济,两者是不是有交叉?经济跟贪污是有一些交叉的,我的具体题目是研究张居正。张居正的政治生涯是要把吏治搞好,就是把贪污治好。可是,他死后被定罪成一个贪官。我后来想了一下,又找了英国的培根。谁都知道培根是哲学家,但培根当年也是司法部长,反正是政府里面第三位,国王、首相之后就是他了。他的贪污案很轰动,最后判他有罪,英国上议院、众议院都作了审判。国王是跟他比较兄弟了,说他有罪就退官算了,所以只是免官而已,一块钱都不要罚,他过了五六年才死。所以,那五六年里面,他写了很多有名的东西,如果他不贪污,不给人家揭发出来的话,西方的哲学界可能还差一点。

  时代周报:张居正的案例跟培根的案例有可比性吗?

  苏基朗:相差50年。两个人都是在政府里面等于说第三位,张居正上面还有一个宦官。两个人都是思想家,都写东西。张居正也有很多理论。两个国家文化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在高层位置的贪污。贪污里面牵涉到很多东西,第一,从当时到后代都有一派的说法:他们是受到政治的迫害,当然,有些人说:什么迫害,贪污就是贪污嘛,还讲什么。这也很复杂,比如说张居正已经死了,没有辩护。培根有辩护,他的解答是:我没有贪污,虽然我当法官审案时收了与讼人的钱,但我仍然是秉公办理的。这个辩解没有被上下议院所接受。贪污的研究很复杂,因为人家给他钱的时候,他当成是一个社交礼物。张居正也是,他的老爸死了,人家送给他白金,那是礼,但那个礼可能是十万两。那个礼到什么程度算是一个贪污?法律上怎么去鉴定。送礼物是人情的问题,人情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也有法律问题,也有政治迫害的问题,所以是多元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讲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史学,中国的历史研究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才能开创一种新的气象?

  苏基朗:我在不断地寻求这个答案。不要说全球化了,史学现在也是在一种很复杂的状况下。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世界了,如果说现在全球化里面没有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进入世界以后,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中国历史的论述,是不单中国人可以接受,全世界的人也可以接受的呢?我的理想是全球化的中国史学,而不是一种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对中国的论述。并不是西方就是全球化,应该是中外两边都同时可以接受的才是全球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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