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唐德刚开始，中国人开始知道“口述历史”：采访历史当事人，记录他们回忆的细节，以期还原历史。邢小群的新书《我们曾历经沧桑》同样主打“口述历史”，记录了五个人的人生，合起来正好是一个世纪内中国的不同侧面： 灰娃（著名画家张仃之妻）、何方（中共党史与国际问题专家）展现了延安的革命与日常生活；杨乐（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从科学家的角度回忆了改革开放前后国内数学界的状况；贺延光（著名摄影师）、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刊编辑）都是邢小群的同龄人，他们回忆了在狂热的“文革”年代，先是盲从投入、后又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 邢小群希望尽最大努力还原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历史，最终目的是“激起读者的反思”。“历史是容易重复的”，她说，“因此才要反思，持续深入的反思”。 老先生们的“突发状况” 邢小群原本研究文学，从文转向史，她的人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机缘巧合。1993年，邢小群在一家经济类杂志当编辑，做了不少经济学家的专访。湖北一家杂志找到她，希望她在北京采访一些名流。邢小群从自己熟悉的人开始，依次做完了唐达成、邵燕祥两篇人物访问。采访中，她发现这两个人都曾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于是产生了做一个“右派”系列采访的念头。
上世纪90年代初，以个人之力，要做这样的题目并不容易，邢小群经常碰到老先生们要求删改稿件的“突发状况”。她曾给曾彦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做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访问，《百年潮》杂志表示想要刊用，但临了曾彦修却坚决不同意发表，甚至还给邢小群寄去一笔钱，说是“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歉意，用作买书吧”。邢小群哭笑不得，又把钱如数寄还给他。 这些当年做起来困难、发表起来同样不易的文字后来集结成书，书名定为《凝望夕阳》（青岛出版社1999年1月版）。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凝望夕阳》还是一本较为深度的人物通讯合集，但那时的邢小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口述历史”了：“向史学方面靠拢，以挖掘历史的素材、真相为目的。” 90年代中期，邢小群去历史杂志《百年潮》当了两年编辑，和一众史学家如郑惠、杨天石、杨奎松等共事，他们进一步影响了邢小群对历史的兴趣，她撰文剖析过去的人物采访：“我原来做的人物专访只是一种新闻报道的体裁，开始还想带一点文学的笔意。编辑史学刊物使我意识到史学的力量，采访也可以运用‘口述史学’的方式，挖掘和呈现历史当事人原汁原味的记忆，本身就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因为原来的兴趣是文学，因此，当邢小群决定展开“口述历史”时，她把第一个目标对准了由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趁着当年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还都健在，邢小群决定还原文学研究所的兴衰。这些采访后来集结出版为《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历史不要“一锅烩” 在邢小群“口述历史”的对象中，有不少早期“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在青春最红火的时候投奔了延安。邢小群的父亲是写作《平原游击队》的作家邢野，作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之一，父亲维护自己年轻时的人生追求。 当年的进步青年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往左走”？这些年，从民间到学界一直都有讨论。邢小群的理解是：“国民党统治确实让国民感到非常失望，腐败、专制、军警特务、物价飞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起来之后，宣传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共产党是为了工农大众的解放！另一方面，‘往左走’也是当时爱国青年的抗日诉求。其实，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谈什么问题都要分时期、分层次，不要‘一锅烩’。” 很多人习惯把历史简单划分成两块，“非黑即白”，邢小群说，包括自己在内，很多国人受的教育方式就是“非黑即白”式的：“沾一点国民党、沾一点旧社会，全是不好的。当事情复杂化的时候，不仔细研究历史，只看到简单的两方面。”在邢小群看来，这种思路延续至今，比如一提到红卫兵，有人的印象就是“青面獠牙”：“其实红卫兵也分很多层面和不同团体。不同时段的红卫兵，对当时社会革命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对领袖的崇拜程度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不能做很绝对的判断。” 口述历史是为“反思” 做了这么多“口述历史”，邢小群回看自己的人生，也毫不讳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的狂热状态。 邢小群看过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大型“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她觉得片中表达的是自己接受某种教育的经历：“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好’和‘坏’，‘敌’和‘我’。我们是红色少年，我们的身边有敌人，我们要向刘文学、雷锋学习，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对领袖无限崇拜。当领袖告诉你谁谁是敌人，自然就激起了万般仇恨。“文革”开始了，我们自认为是在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都愿意充当先锋，充当革命的栋梁，成为领袖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文革”开始时，邢小群正上初一，“不可能直接参与特别残酷的斗争”，但是她觉得自己有错，“因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时代情绪是认同的”。 邢小群个人的狂热情绪在林彪坠机事件之后开始冷却。“林彪是副统帅，永远健康，作为接班人都写入了党章，这么神圣的事情，他怎么能叛逃？我对很神圣的事情开始反思了。那些语录，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吗？”但邢小群也说，反思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当时心中有疑问，却不能很深入地思考，因为有些口号是她那一代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精神依赖”。随后，邢小群历经“四五运动”、改革开放，从前教育留下的思想印迹慢慢被改变，“跟我同龄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邢小群说。 因为出版《我们曾历经沧桑》一书，邢小群跟读者做了几次交流。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好多年轻人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想从家里的长辈口中得到“口述历史”，但长辈们不愿提起往事。“十年动乱，八亿人卷入。许多人既受别人的迫害，也跟着去迫害别人，至少在精神上是参与的。这段历史需要深刻反思，但是它又真正触动了很多人的精神伤疤，这可能是很多老一代的人不愿意谈的原因。”邢小群解释。 邢小群看过龙应台写的有关德国历史教育的文章，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德国人对二战和纳粹法西斯的那段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思，当年的影视和文字记录，现在随时可以查阅观看。老师们坚持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过去：“孩子们没有从祖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他们对历史并不陌生。” “口述历史”需要先设立场 时代周报：唐德刚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你对他的作品有什么评价？ 邢小群：唐德刚有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他写的那些人，例如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是他同时代的人，比他年长的不是太多。在谈话过程中，唐德刚的提问很重要，跟传主有互动和补充。另外，他本身是史学家，他更会用自己的史料完善传主的记忆偏差和不足。最著名的就是他和胡适的对话，他的注释文字量比胡适口述还多，价值非常高。 对我来讲，我做采访的对象不少是我的长辈，他们经历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我只能尊重他们的记忆，如果和事实有出入，再设法订正。 时代周报：现在凤凰卫视也做口述历史，崔永元也有《我的抗战》，港台也有很多个人搜集历史回忆的工作，你怎么看口述历史的热潮？ 邢小群：谈历史和写出来的不一样。口述带着人的情感，表达自然、生动，不像用笔写，更容易规范化、概念化。同样的历史，自己用笔写，能写得更缜密，但也许就没有了谈话的气氛、花絮、人的精神气儿及喜怒哀乐的情绪。 时代周报：在你做口述历史之前，需要首先对某段历史预设立场吗？还是先把现有想法清空，单纯地听传主还原事实？ 邢小群：口述历史跟新闻报道有区别。新闻着重于对现实的报道，口述历史着重于对历史的回顾。口述历史的确有一个对一段历史怎么看的问题，需要意在笔先，先有个立场。 比如我曾经请一个老同志谈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说你怎么能提出这种问题？意思是“讲话”岂能有质疑？没有“讲话”怎么会有我们这样的作家，怎么能有我们的那些作品？他觉得“讲话”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连问他有什么看法都反感，还能谈下去吗？我做口述历史，都需要事先认识人，知道他们的看法。 虽然我是先有立场，但是我不干扰事实，事实是存在的，我愿意客观地记录下来，以期让事实去填补、印证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空白性。 时代周报：你对年轻人了解历史有什么建议？ 邢小群：我发现年轻人对生活和历史的看法越来越自我，这跟社会大潮有关系，商品化、市场化、消费主义的主流化，都使得年轻人的历史承担越来越淡，这是客观现象。但是，其中也不乏少数人对历史有兴趣，有兴趣就读书，越读越明白。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人担心年轻人没有疑问，你没法启发他。这个倒不要紧，历史在前进，所有人都会和现实发生碰撞，一旦有矛盾，他就会反思，反思深了，就会涉及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