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怎样才算“绿色转型”？以我的理解，就是转到让人们不光“吃得饱”，还要“睡得香”。作为财富创造者，虽然不乏在收益丰盈的状态下将收获的财富投入慈善事业或社会公益、让更多人分享其快乐的企业家，但芸芸“饱食者”之中，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睡得香，晚上还能美梦连连？ “睡不香”还算好的，“睡不着”就更麻烦了。中国不在少数的企业家现在处于“睡不着”的状态，这就非常麻烦。没钱的时候烦，烦肚子饿；赚钱的时候也烦，要动手动脑；有钱的时候可能还更烦，烦的是没有财富安全感，烦的是从身体到心理存在着一种亚健康，烦的是各种各样的危机，尤其是企业永续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危机，或者二代接班的困惑，出现迷惘、麻木、焦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就面临“转型”。 经济社会的转型，在我看来，从结果上讲，核心是企业家的生态问题得到改善。换句话说，经济转型的核心，首先要实现企业家的心智与精神状态的健康转型。 乔布斯的非物质遗产 究竟如何绿色转型、健康转型？可能会有很多路径，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所谓经济社会的转型，除了发挥正确政策的正确引导以外，这时候我特别想强调一个观点：还要充分信任企业家、尊重企业家，营造一个阳光的企业家成长氛围，自主发扬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及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而且，也只有发扬“企业家精神”，我们才能在经济舞台上各司其职唱好这出“主角”的大戏，跟上新时代浩浩荡荡的经济潮流。恰恰在这一点，在我们急功近利的氛围内，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不光是对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对全球经济来讲都非常重要。最早强调“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他在学术领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拥有活力，根本就在于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来源，究竟在哪里呢？这可能就涉及到刚才说的“企业家精神”，他着重强调的正是这个。与此同时，他也创造了一个“创造型毁灭”的词语，来描述市场活力来源和经济发展规律。他率先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引入到经济学当中，最早阐述了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产生于像微软、摩托罗拉这些富有能量和规模的大公司，实际上，甚至像诸如大学宿舍、地下车库等等毫不起眼的地方，也可以产生“企业家精神”。 中国明确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我们对创新的投入其实也非常巨大，在产业扶持、人才引进等政策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际上创新是一个结果意义上的东西，而非手段，如果只靠大量资源资金的投入，既是不够的、也是浪费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于机制上面。更本质来讲，可能有更为鲜明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创新是无法人为地、主观地造出来的，创新应该是市场需求与“企业家精神”结合的产物。 当我们蜂拥抢购苹果iPhone手机，惊叹于技术的创新和神奇的创意，我们应该深深地知道一点，它是如何拿捏市场的需求。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乔布斯们留给世人的非物质遗产，只有它——“企业家精神”，才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另一只无形的“幕后推手”，控制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优化配置资源，它才是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因此，企业家无疑是市场当之无愧的主体、理所应当的主人。可惜的是，并不像“看得见的手”投入的资源、资金和产出的GDP那样易于量化，“企业家精神”很难量化。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在尝试做基于实证的数理研究，为“企业家精神”获得更多认同提供理据支持。 “企业家精神”是诱发和促进制度变迁的基础因素，也是技术创新的巨大动力，我们应着力从制度安排上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尤其在当下“中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如此强而有力的情势之下！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倾向或误区，就是有些人坐井观天，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特殊制度的优越性，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正面冲击，而且比美国等国家更能应对自如。实则不然，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商榷。不妨打一个比喻：你看到别人游泳时不小心呛水，就为自己不会游泳而窃喜。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我不认为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殊不知，你没呛水不是因为你不会游泳，而是由于你落后啊。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道理不也是这个吗？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都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为优势总结。在全球化大潮里，“游泳”的本领你是必须学会的。 回过头来，我们要说，企业的永续经营，经济的长足发展，终究都要靠“企业家精神”，才能永葆活力。我之所以这么强调“企业家精神”，实在是因为国内对这一块的重视不够，我们的所谓创新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供给状态，往往不是从现实的或潜在的市场需求出发。我们也呼吁能够从创新制度、创新体制上改变，使我们的政策尽可能朝向市场需要的导向出发，真正服务于企业家，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使“看不见的手”背后这只无形的“幕后推手”源源不断地优化资源配置。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十二五”绿色转型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社会信用与制度文化 在“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制度环境背后，我们仍然要进一步检讨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烦燥易怒”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 16.5%。看起来，即便企业家群体，已积累了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他们确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 孔子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心的平安幸福和信仰、信念等是相关的。而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令人不得不审视：企业家的诚信与信仰，如今究竟是怎样一种程度？ 应当说，当下社会的功利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有些企业家的所谓“裸捐”行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实质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而且这种“慈善”加重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近年来，包括炒得沸沸扬扬的唐骏“学位门”以及“李一事件”、“曹操墓风波”，还有更为热闹的国美黄光裕和陈晓“股权之争”，以及由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引爆的慈善风波，等等，其实这些事件也好、风波也罢，都体现出很严重的诚信危机。对于国美权争，说实话，陈晓的行为并不怎么光彩，他不管黄光裕有什么罪，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应履行职业操守，不能玩内部人控制，把企业据为己有。放眼整个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就是诚信危机，企业界也是如此。比如新华都集团，至今还在雇佣唐骏，让人很难想象。 对比一下，在美国，人们常常是不惜巨大代价来捍卫诚信。惠普公司前经理人马克·赫德仅仅是因为用公款泡妞就被开除。据说此君很有能力，担任CEO期间，惠普股价增长了一倍多，业绩大幅上升。以营收额为标准，四年前惠普超过了IBM，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在他离职前，业界对他颇多溢美之辞。但是，一纸性骚扰的指控，就此断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终止合同，公司赔偿了他1,220万美元遣散费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重挫9.3%，大约缩水100亿美元。 惠普为什么舍得牺牲如此巨大的代价，让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帅”走人？这就叫“宁失一帅，不失一信”。惠普董事会表示，赫德违背了“惠普商业行为准则”。因为董事会对他整个人的诚信品质，产生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经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足惜。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么地看重个人诚信。而这背后，也是一个法治社会里信用体系的高度健全。可见，制度文化对社会成熟的影响有多重要。 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这正是诚信问题，背后本质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法治信念与契约精神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慈善的源泉。其实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 美国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原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于是，中国人总在找好皇帝（明主），而美国人找好制度（民主），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而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理念上的启蒙还未真正完成。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在另一位经济学家赵晓看来，“当前中国转型，缺少两样属于文化伦理层面上的东西：一样是博爱精神，另一样是契约精神。无论是工商文明或市场文明，还是宪政文明，诚信都最为重要，高度的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上。契约精神的构建，应贯穿在整个中国转型之中。” 诚信和信仰，已然成为今天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只有经历基于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才有望跳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真正实现伟大的崛起与进步。 应该说，过去三十年对中国而言，人力资本的释放是进步的源泉，但这还属于欲望的释放，缺乏精神的释放。释放欲望，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带来中国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精神社会的混乱，需要通过制度机制上的变革来加以平衡。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确实不能再单一追求GDP，亟须反思我们的转型。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危机的前沿，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其结果会撕裂社会，加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 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要破解当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的雾中迷局，需要的还是大智慧、大魄力。对于未来，我们仍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