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少为陌生人考虑，那是历史传统。两千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讲“人情世故”，把陌生人视为“外人”。私德大于公德，这是有道理的，对亲戚朋友好一些，今后他们会回报我，陌生人回报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于是站在回报的角度，这种现象就很正常。简单地来说，儒家所倡导的爱，那是有差等的，所以才有孟子看到墨子所谓“兼爱”，才有了“无父无母，是禽兽也”的评论。
于是你可以看到，当年轻人和自己的老妈妈上公交车时，年轻人很着急地，想给老人找座位，否则就是不孝之子。可是别的年轻人，假装没看见，把老人家当作陌生人。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养成公德意识，虽然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随着旧的传统文化被粉碎，新的道德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只相信钱，只相信自己。于是要在售票员一再的提醒下，才可能会让座。当然，深圳青年人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公德意识比较强，让座成了普遍的现象，但还有个别不让的。
与邻居聊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呼吁要加强道德教育，强调“八荣八耻”。道德教育已经提出很多年了，当年的雷峰精神，就是典型。甚至我们党的高级领导，除了倡导以法治国以外，还倡导过以德治国，孔子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除了启发民众的道德意识，可否在制度上有安排呢？正好有人提醒说，深圳大多数公交车上，大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我注意到深圳机场的摆渡车上也有，这不就是制度上的安排吗？
如果人人都养成了习惯，不占这些特殊的座位，宁可站着也不坐，或是只要是上来老人家，坐这些座位的人，要马上站起来让座，那不就可以化解让座的问题吗？所以公交公司既然规定了车上有这些座位，售票员和司机就要把这些座位的特殊作用，对广大旅客宣导，培养大家的集体意识，他们是制度的维护者，这不比空喊“加强道德修养”，增强公德意识更重要吗？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好制度上的安排，再倡导道德修养，是不是效果比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好呢？
回想到企业的管理上，管理者嘴上强调员工要做到什么，要为公司怎样，但实际呢？雷峰同志是不是总吃亏呢？管理者在制度上，给具备雷峰精神的人，给为公司奉献的人，给对公司忠诚的人，多少补偿呢？制度大多是刚性的，但是不是可以在制度上，安排一些缓冲地带，就象公交车的“老弱病残孕专座”，让售票员和司机可以按需调配一样，给管理者留下空间。
简单地来说，制度安排，比道德说教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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