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西部压力会更大 增收富民期待公平分配 嘉宾：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乃剑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 秦尊文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 叶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中国经营报》：地方政府将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这个计划？ 肖金成：要实现“收入倍增”有几大因素相互影响。第一，地方政府需要发展好经济，使区域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没有财政收入、企业利润、职工报酬的提高。第二，收入政策问题，提高农民工、职工的报酬。实际上我们看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企业利润高，但职工尤其是一些农民工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高。这也是造成农民工和家庭成员长期两地分居，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的根源。如果能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只要有条件的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其实也关系到城镇化的推进速度。地方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在成本核算当中适当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开支。第三，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干部收入同步增长。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想进公务员系统，这是因为这些工作稳定、有权。如果这部分人的收入不同步提高的话，他们会想其他办法弄钱，虽然高薪养廉不一定对，但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可以增加他们在服务业内的消费。第四，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支付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如果从业者收入不高的话，就会影响行业的发展。这些因素都是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 张乃剑：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动力和途径还是有的，我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继续坚持十八大提出的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制度障碍和行政许可障碍，使生产力得到更大解放，这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出路。坚持科学发展，也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解决盲目发展的问题，使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第二，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各地方总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资源，开发好特色资源，将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经济，这是各地发展经济的基础。盲目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科学制定好当地的长远发展计划。地方发展重在有一条好的科学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才能思路明确、目标明确、措施明确。但现在很多地方因为党政领导变动频繁，规划随之变化，往往导致地方的发展思路模糊，政策导向模糊，短期行为严重，产业趋同化严重，产业发展大起大落，城乡居民收入不稳定，地方财政收入不稳定。 秦尊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作为政府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保障充分就业。地方政府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倒逼企业提升效益、提高劳动报酬。 对于企业来说，要让员工更多地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倡导勤劳致富的理念，通过劳动增加合法收入。 此外，我国应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解决财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改变“中央富、地方穷”的现状，中央应更多地让利于地方，让利于基层。 叶青：在“增收富民”的同时，还要进行配套性的分配改革。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富民”目标，需要“三管齐下”：即增收、控价、减负。政府让民众增收的措施主要有提高工资水平与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在保证GDP稳步增长的同时，还要控制物价上涨；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减负富民”，把工作、价格、税收三者统一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体系当中。 问题在于税与费（基金）同涨，比翼齐飞。近十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而居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因此，要富民，政府税收、收费、基金就应多做“减法”。不仅要盯住居民收入翻番，还要着重降低居民税费支出，后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前者更重要。 当然，“减税减负”绝不是容易的事。最近几年来，机场建设费变换名称继续征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希望各级财政经济部门，乘着十八大“富民”的东风，好好地思考一番“居民收入——工资奖金——价中之税——税收费收——实际收入”的内在关系，不要再让财税工作拖小康社会的后腿。 《中国经营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GDP为主导的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有无动力实现“收入倍增”计划？面临哪些困难？ 叶青：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没有多大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只要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9%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要实现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对经济发展要求会更高一些，粗略测算，GDP的年均增速达到7.1%左右即可保障，人均收入的增速也应该在7%左右。 不过，数字上的“翻番”意义并不大，我们应该把居民收入翻番和百姓福利相结合。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政府税收、劳动者报酬和企业营业盈余三分法的角度来看，即使国民收入的“蛋糕”被不断做大，如果政府税收仍保持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相对份额必定会减少。因此，不提“控制政府的收入、特殊企业的盈余”，要提高劳动者报酬是很难的。 秦尊文：在我看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倍增，并不是简单地平均，而是更加注重公平。 以前更加重视经济总量增长，现在则要在总量增加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由“国富”向“民强”转变。 应该注意全国范围的均衡性和协调性，中西部地区应该不止翻番，否则东西部差距会越拉越大。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居民收入基数本来就小，所以面临缩小差距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另外还要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很大，在有限的财力面前，用于民生等方面的支出就会变得相对“吝啬”。处于对经济和政绩的考量，地方在“显性福利”支出等方面会更加热情，比如保障房建设，而在增加补助等“隐性福利”支出方面则会相应减少。
张乃剑：各地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困难肯定很多，并不会一帆风顺，主要困难在于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我国是农业大国，依靠农业基础振兴中国经济的格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但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短缺。另外，城市化、工业化占用土地太多，农业用地紧缺，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受到严重挑战。 近二十年来，各地都兴办了各类工业开发区，依靠土地优惠政策、劳动力低成本、资源无序开发等扩张工业。从市场规律看，很多地方工业趋同化较为严重，通过几年的发展、竞争，这些企业和产业可能出现重组和重大调整，一大批企业将被淘汰，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今后中国要发展，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收入相对公平，地区间、行业间、城市间、城乡间的分配差距只能缩小不能扩大。达到这一要求，加强社会保障水平将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