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口退税，开始遭遇真正的麻烦。国家政策调整的手已经按在制动阀上，或许考验众多制造企业的年关才刚刚临近。
作者简介：盛立中，国际经济评论员，香港岭南大学兼职教授
很多事情总是让人出乎预料，出口退税这一事关很多外贸企业性命攸关的政策在各方面压力下也面临着新的选择。
北京的两难抉择
近年来，中国制造被洋人阻击的名单太大了，鞋子、袜子、服装、家用电器、家具……去年全球反倾销案例中，37%涉及中国企业。
最新的案例是今年2月美国对中国钢铁、木材及通讯等三大行业提起的诉讼。诉讼的理由是，中国在上述行业中存在“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等WTO框架下被禁止的补贴。这给长期以来所实施的“奖出限入”的基本国策增添了一些不稳定的音符。麻烦远不止于此。
当北京一再释出中国进出口贸易呈结构性失衡的警讯后，今年头两个月的贸易顺差又创纪录地高到396亿美元，同比升幅870%，已经开始挑战国际公认的贸易失衡警戒线。顺差，不仅升高了贸易摩擦级别，也使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本流动性过剩由此而泛滥。
提高利息，在与CPI走势关联度不大的情况下，作用甚微，甚至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将吸引更多的国际游资，直接后果是推动债券、股票、房产等资产价格虚高。整个金融市场被搞乱，国内有能力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急剧减少。而取消出口退税，在内需难以启动的情况下，确保下个10年的8%，没有出口这块将难以为继。
贸易政策的调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如果取消出口退税，也就意味着与此行业相关的制造业工人大半失去工作，这对稳定政治大局建立和谐社会显然具有另外的意义。由此，取消一切由财政埋单的出口鼓励政策被认为是最优选择，次优选择才是鼓励进口，因此出口退税成为调控的第一个祭品也就具有了必然性。
并非最优的祭品
但是，出口退税归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良策”。
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插曲是：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国际贸易完全是一边倒的，美国从1972年起连续21年顺差。政府常常为每年几十亿美元的逆差而发愁，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松一口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美输出商品仅有几个亿，双边贸易也不足10亿美元。自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后，慢慢到199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略见起色。
而当世界被“扁平化”以后，新兴市场国家迅速扮演起先进经济国家夕阳产业“拾漏补缺”的角色，出口退税被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人为地扭曲为“竞争和创汇”的代名词；因此出口退税被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严防死守”的发达国家视之为“魔鬼”、“撒旦”，成为西方人攻击的借口。
真实的情况确是，在WTO的游戏规则中，出口退税并未被视之为直接的“不当”补贴，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时至今日仍然对某些行业间接或直接使用“退税”以作为实质补贴。但在使用中，退税作为一种国际贸易中的调控阀门在实际使用起来与进口关税的作用没有什么两样，自然也要遭遇备受经济衰退之困的发达国家的责难了。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此次起诉并不是专门针对出口退税，而是针对“中国为吸引外资给这些企业提供的税务减免”。举例说，中国钢铁产量几乎几年就翻一番（2001年产量比1997年增加了一倍，2006年产量又翻了一番），没有政府对钢铁企业给予的补贴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另一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存在一个政治周期问题。西方经济大国接踵而至的大选年即将到来，每逢大选，对镁光灯感兴趣的那些政客，白人不敢打，少数族裔惹不起，拿中国制造练练手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而出口退税自然是顺手拿来的借口。
保持些许的警觉
自去年9月国家大幅度调整出口退税率后，近期或将还有一次真正伤筋动骨的调整。直接对应的后果是，增加国内商品供给量，压低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甚至引发原做出口生意的企业同时将枪口转向国内的“羊群效应”。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既然国内从上到下对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已经形成高度共识，中央政府肯定将采取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措施。在货币政策上，提高利息只是一个前兆，按照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的说法，要将“银行的流动性收缩至无钱可贷的地步”。
值得人们警觉的还有，不少出口制造商尽管已经看到政府伸出的手已经搭上制动系统，还在心存侥幸专注于打造“出师表”，非要壮烈一回，这就有些大不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