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盛系”再次创造一个“奇迹”—英国央行行长的位置，将于2013年7月1日，迎来318年历史上的首位外籍行长马克·卡尼，他目前的身份是加拿大央行行长，而另一个身份则是高盛前董事总经理。 卡尼的“高盛系”背景，令本次人事变动充满想象空间—特别是当欧洲一些顶级梯队职位均被“高盛系”把持时。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同样出身高盛。卡尼和德拉吉的经历证明高盛已经不仅仅是美国政界经济高官的“影子内阁”，也在向全球经济体系输出高级管理者。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以高盛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资本被指责是危机的“祸根”，并且助推了灾难的升级，不过令人担忧的是，“高盛系”目前却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现在，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资本权力居然正在成为解决危机的主导力量，欧洲经济及政治权力界线越来越模糊，政治决策者与银行家的观点和目标愈来愈接近，更加令人担忧。 “高盛正是通过不断地制造风险，再通过风险转嫁获得巨额套利。”《揭秘高盛》一书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系副教授李国平对时代周报记者一语中的地说。对于高盛为什么会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李国平认为，原因在于高盛对中国政府与媒体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公关，其中高盛提出的“金砖四国”与“北京共识”两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高盛渗透欧洲政权是高盛与美国政界紧密联系的延伸，从上个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起，一个“华府-华尔街复合体”的新词汇悄然兴起—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事交流“旋转门”从此越开越大、运作得越来愈顺畅。 如果说2001年之前，高盛与政界的高层轮动大多仅限于美国，此后的10年中，高盛的触角也伸到了希腊、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成为了这些国家的金融“影子内阁”，并影响着各国的政府决策制定。 而在高盛研究专家、《高盛阴谋》一书作者李德林看来，“高盛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投行”，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高盛应更准确地称为“国际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战略投行”。 卡尼的“高盛系”基因 出身“高盛系”的马克·卡尼将担任英国央行行长，李德林表示并不意外。 “美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很快学会了中国熟人社会的种种运作手段”，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熟人社会”好办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裙带关系复杂，保尔森如果当初不动员国会救AIG（美国国际集团），作为AIG最大债权人的高盛自己也会有危险。“现在他们把这一招用在了欧洲金融市场。” 卡尼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央行行长之一，尽管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非常陌生。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马克·卡尼，自1998年开始加入高盛，在超过10年的职业生涯中曾担任高盛驻纽约、多伦多和东京的执行主管、投行运营主管等要职。2003年，卡尼才从高盛离开，进入了加拿大央行。目前，卡尼还是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 在全球金融领域，卡尼的声誉有口皆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卡尼领导的加拿大央行在该国经济减小危机冲击方面作用显著。加拿大应对危机的表现在七国集团(G7)中最佳，是G7中经济指标和就业市场首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的国家，危机期间加拿大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卡尼“老外”的身份也引来诸多争议。伦敦卡斯商学院教授乔治·昆斯塔称：“英国把最重要的一个官职交到一个外国人手中，不仅因为其拥有顶级的履历和完美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他与从北岩银行倒闭以来英国银行业令人不愉快的过去完全无关。” 卡尼出色的货币政策管理能力，是英国央行看上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也获得“走在曲线前面的人”的美称。在雷曼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9月，卡尼就嗅到了全球经济有大幅衰退的风险，于是在时年3月果断将隔夜利率削减了50个基点。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却在7月进行加息，导致随后的货币政策非常被动。 对此，李德林却有不同的看法。“高盛当时不救雷曼而救AIG，纯粹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高盛当时运用杠杆，用了100多亿美元，还在国会呼吁去救AIG，“如果AIG倒闭了，高盛会很麻烦，其实如果救雷曼，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不过，卡尼的“高盛系”基因也带给他超级敏锐的触觉。2009年，卡尼决定使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有条件的承诺”来对抗金融危机，具体做法是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时，对未来的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口头承诺。比如在当年4月的一份政策声明中，加拿大央行表示隔夜贷款利率在2010年2季度前都将保持不变，以实现一定的通胀目标。而利用口头承诺这一创新型工具，随后被包括美联储等在内的央行效仿。 这一措施显然效果显著，公开数据显示，从2009年1季度至4季度，加拿大GDP的同比增速从-8.7%强劲反弹至4.6%。目前，加拿大央行隔夜贷款利率为1%，自2010年9月以来就一直维持不变。 尽管如此，FT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卡尼需面对三项不容忽视的挑战。首先，央行决策将对经济及政府财政产生巨大影响，没有纯粹的技术性解决方法，央行将变得更加政治化。其次，英央行自身的改革和变化需面对担负制定金融政策和监督银行系统之责，这需要央行内部对政策统一认识。再次，当前英国经济环境糟糕，尽管央行持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但经济仍停滞不前，政府财政政策备受争议。 加拿大基金管理公司MD Physician Services首席投资官威廉姆·霍顿认为，未来卡尼将审时度势调整货币政策，不会陷入要么强硬、要么温和的教条主义。如何平衡矛盾，需要高明的手段与智慧—这显然是摆在卡尼面前的现实挑战。 渗透到各国金融体系 除了马克·卡尼，“高盛系”的势力早就渗透到了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在诸多国家的最高舞台上都魅影闪烁。 从罗斯福时代开始，美国政府高官就开始成为高盛“特产”。高盛集团前董事长西德尼·温伯格先后为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担当过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自里根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政府当中都有高盛前员工的身影。像保尔森，他在小布什任期内成为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成为财长之前他已经在高盛工作了32年，并在高盛集团董事长兼CEO的位置上坐了7年，他上任的第二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 马里奥·德拉吉在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之前曾任意大利央行行长，他在2002年加入高盛之前是意大利政府官员，在高盛的三年期间曾担任副总裁兼执行董事。2005年离开高盛后出任意大利央行行长。另一位马里奥，意大利现任政府总理马里奥·蒙蒂也曾是高盛集团国际顾问团成员。此外，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现任主席GaryGensler、纽约联储主席威廉·杜德利等均有高盛背景。 与此同时，高盛开始深入渗透到全球的主要央行。高盛对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大胆预测，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未来4年欧元区或将经历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调整。”高盛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称，一年前该行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理由是欧元区公共领域的紧缩和私营领域的去杠杆化对欧元区的贸易总需求和经济活动构成了压力。 高盛指出，欧元区外围经济体已经首先进行了调整，结果，区域性的经济衰退引发了一波强烈的反对声浪。虽然欧元区的金融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公共和私营领域资产负债表没有得到充分的修正。因此预计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这种调整。 高盛预测，经济调整的有利一面要到2015年之后才能逐步显现。高盛同时修正了欧元区核心国家2012-2016年度经济长预测，因欧元区公共领域的紧缩和私营领域的去杠杆化，高盛预计2012年度欧元区经济萎缩0.4%，与前预估值相比上调了0.1%。
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多年的李国平表示，高盛从央行雇佣的人往往对货币政策有深入的理解，各国央行一直以来也十分“看重”来自高盛的人才。但是“高盛毕业生”的身份却成为阻碍其仕途的最大“硬伤”，而这要从欧债危机的导火线—希腊债务危机说起。 在希腊陷入危机的时候，拥有希腊血统的高盛高管安提歌尼·劳迪亚蒂丝为希腊政府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交易策略—货币掉期交易，以帮助其作弊掩盖债务，使之符合加入欧元区的标准，从而一举帮助希腊挤进欧元区的大门。而作为幕后军师的高盛因此获得了一笔高达3亿美元的佣金。 在专家看来，“希腊最终还是被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玩晕了，高盛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其中隐藏的风险。”为了确保自己借给希腊这笔资金的安全，高盛向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掉期（CDS）”来分散风险，从而将欧元区的龙头德国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此后欧元区即先后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于是，劳迪亚蒂丝成了欧洲公敌。但许多人都忽视了站在其背后的、时任高盛副总裁的德拉吉。而李德林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当时高盛对希腊进行包装救助，其实美国人的心态很复杂，不希望欧元破产，也不希望欧元做大，想把它关在笼子里。” 精心布局中国生意 除了淘金欧债在掌舵主要国家央行之外，高盛早在1994年，就开始精心布局在中国的生意。 李国平对时代周报记者毫不讳言地说，高盛非常精通如何培养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关系。“金砖四国”一词就是高盛在2001年杜撰并极力鼓吹出来的，如今“金砖四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术语了。 自1994年进入中国大陆以来，高盛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其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难以比拟的。 那么，高盛为什么能够取得中国政府的信任呢？李国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高盛有个很著名的口号，叫“长远上的贪婪”。这个口号本来是要求高盛的交易员不要过于在乎短期交易损失，但后来被高盛发扬光大，应用到包括在中国拓展业务、占领中国市场等很多方面。 2003年，时任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的约翰·桑顿突然从高盛辞职，前往清华大学担任全球领导艺术项目主任并亲自设计、组织并授课。他试图以其开设的领导力课程影响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思维。 然而，高盛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发展并不顺利。2010年，在高盛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高管之一、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Fred Hu)即将离任。据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2010-2012年的3年中，68家券商共保荐了773家公司首发上市，瓜分了355.9亿元的承销保荐费。目前，108家券商中有77家具有保荐资格“牌照”。也就是说，有9家券商的IPO保荐承销收入3年中颗粒无收—高盛高华榜上有名。 “高盛在中国看重的是更长远的生意，即使高盛高华眼下没多少业绩，重要的是能保住牌照。”李德林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项目还是不会丢，大不了高盛高华的项目就直接给高盛做。 虽然在传统的投行项目上建树不大，但高盛目前借道收购正式进入中国期货市场。11月底，高华证券正式宣布完成对乾坤期货的收购，高盛通过合资公司获得中国期货经纪牌照市场，意味着外资投行正加快布局中国期货市场。 去年中国期货交易行业的营业收入达到135亿元。中国的三家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量已跻身全球15大之列，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量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证监会今年5月发布了《关于期货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或股权有关问题的规定》，意味着监管层开始重开外资参股境内期货公司的大门。 在高华宣布收购之前，国内仅有3家中外合资期货公司，分别是银河期货、中信新际期货和摩根大通期货。为此高华证券首席执行官章星自豪地表示：“此次收购显示出高华在不断地扩展业务和产品线。我们将继续对中国业务及资本市场进行投入。”而据《财新》援引高华内部人士表示，高华此前没有本地期货产品。这次收购意味着高华真正进入中国期货市场，未来会增加中国期货产品，具体时间表还没有确定。 2010年，继在美国和欧洲因涉嫌欺诈遭遇调查之后，高盛在中国的业务也开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投行只会为自身的利益摇旗呐喊。”长江商学院教授黄明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媒体经常把西方投行的一些人士看成独立的专家顾问，我们的很多投行客户对投行过度信赖。通过这些事件，大家看到了投行在自身利益与社会甚至客户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做事的行为。 “高盛不再是简单的投行。”出过多本高盛著作的李德林多次强调说，失去文化的高盛令史密斯有一种失去信仰的伤感。史密斯错了。“我在《高盛阴谋》一书中详细披露所谓高盛文化形成的一段秘闻，当年高盛之父西德尼·温伯格向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偷师学艺之前，高盛根本就没有客户利益至上这一企业文化，有的只是高盛创始人的勾心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