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安石变法是历时千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赞誉他的人把他捧上九重天，毁谤他的人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客观而言，王安石（外号“拗相公”）与司马光（外号“司马牛”）都只能做到“行方”，不能做到“思圆”。王安石变法正是大规模公司变革必须研究的经典案例。——本文摘自丁千城《蝴蝶成长战略》一书
一、有人捧王安石上天堂，有人贬王安石下地狱
王安石变法是历时千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赞誉他的人把他捧上九重天，毁谤他的人把他打下十八层地狱。
梁启超在《王安石评传》中说：“其德量汪然如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作了最高级别的评价。又说：“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对王安石变法也作了最高级别的评价，不仅在当时“救其弊”，而且“传诸今日莫之能废”，“东西诸国行之有效”。梁启超这个话，也不是纯粹虚言。据说，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曾经借鉴了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等思想。列宁也称誉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中期杰出的改革者”。梁启超最后概括说：“呜呼！……于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三代就是夏朝、商朝、周朝，离现在最近的周朝也有二、三千年，也就是说二、三千年以来，梁启超认为如果要找出一个“完人”的话，那只有王安石够格。
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王安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中坚，与王安石当然有惺惺相惜之意。
比王安石晚一个世纪的理学大师朱熹，他们两人是江西老乡。
朱熹这样评价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是正面的。又说：“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丧其乐生之心。……流毒四海……而祸乱极矣。”这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全面否定。如果朱熹“流毒四海”、“祸乱极矣”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王安石即使被诛灭九族，也不足以当其罪。朱熹并且攻讦王安石个人的道德品质，“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这八个字，让我们想起历史上擅权弄政的东汉太监以及像明朝巨奸严嵩这样的人。
元朝宰相脱脱写《宋史·王安石传》，在引用了朱熹的话以后，马上说：“此天下之公言也。”意思是朱熹的话是普天下人的公论，既是公论，差不多也就是定论了。脱脱宰相又举一段史实说：当年宋神宗想任命王安石当宰相，以推行变法。宋神宗向老臣韩琦征求意见，韩琦说：“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则有余，但是做宰相辅助朝廷则绝对不可以。”宋神宗最后没有听韩琦的话，还是让王安石当了宰相。脱脱大发感慨说：“呜呼！这件事虽然是宋朝的不幸，但同时也是王安石个人的不幸啊。”
由此可见，脱脱和朱熹一样，是要让王安石下地狱的。
至于王安石的老对手，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自然更加不会有好的评价。司马光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幅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司马光说王安石“性不晓事”、“喜逐非”，这是很严重的恶评。“性不晓事”就好像父母指责小孩子不懂事一样，而且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不懂事”还是出于天性，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因，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之于“喜逐非”，怎么看都跟说苍蝇“喜逐臭”差不多。
一次变法，历千年而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我对王安石变法深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其它方面的兴趣还包括：
1. 变法（以王安石为代表）与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代表），个人道德品质都没有问题，而且都是光耀千秋的文化大家；
2. 变法总体上失败了。基于种种良好愿望开始的变法项目为什么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反面，为什么会这样？
3.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经济改革，王安石真的懂经济吗？
4. 历史学家司马光的“历史经验”对变法成功有没有用？
5. 北宋的“国体”与宋神宗的“个性”对变法成败有什么影响？
二、22岁的变法最高决策者宋神宗举目眼花缭乱
跟中国历史上任何较大的改革一样，王安石变法的第一个中心问题还是“要不要变法”的问题。在这一场争论中，我最同情的人是宋神宗。宋神宗名赵顼，王安石变法那一年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上台的第三个年头，只有22岁，刚好是现在大学本科毕业，急着找工作的年龄。
同年，变法的一些中心人物，王安石48岁，司马光50岁，吕惠卿37岁，苏轼32岁，苏轼的弟弟苏澈30岁，程颢37岁，程颢的表叔张载49岁；还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前朝元老，富弼65岁，韩琦61岁，曾公亮70岁，文彦博62岁。
宋神宗最年轻，举目眼花缭乱，一大堆人，有许多是名垂青史的文化巨人，其中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就有三位：王安石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司马光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程颢、张载是大哲学家，所有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就任何观点说服你。
宋神宗享的福大了，能得到这些文化巨人的辅助；宋神宗遭的罪的也大了，因为这些人意见不统一，并且针锋相对，这也是宋神宗既励行变法，又有所动摇的原因之一。 |!---page split---|
三、王安石：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为国家增加收入，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变法前一年（1068年）三月，宋神宗对大臣文彦博（62岁）等人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该共同留意节约用度。”
四月，宋神宗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大体上获得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
此一问最能体现宋神宗的心境。北宗始于960年，到宋神宗问这话的时候已经立国109年，宋神宗想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用什么“治道”葆有了大宋的百年基业，他要总结历史经验，他对眼下准备实施的变法还不是很有底。
王安石感到此一问意义重大，因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其中提到：
对于管理财政，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老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
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能平安无事，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意思很明白，国家财政困难，光靠“节流”是行不通的，必须“开源”，而“开源”的办法就是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王安石的奏书很有煽动性，说“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
必须注意到一点，宋神宗下定决心变法，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实的逼迫（国家太穷了）；二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游说和鼓动。这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不同，秦孝公自己有坚定的意志，是改革的发动机，也是改革真正的领导者。
王安石要求变法，并且认为应该马上实施。事实上，早在十年前（1059年），王安石就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祯）上过《万言书》，申明了他的改革主张和方略。
他说：“现在天下财力一天比一天穷困，社会风俗也因此一天比一天坏，其原因在于不效法先王之政的缘故。”
这个话没有任何改革的意味，甚至是司马光们最欢喜的，因为对保守派来说，“法先王之政”是他们的圣经。儒家一向习惯于“向后看”，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夏、商、周三朝是儒家心中的伊甸园，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这些“半信史”的时代去，这也是后世儒家最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说完“法先王之政”后，接下去的话，非常突兀，风向大变。他说：“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王安石的意思是，“法先王之政”作为原则没有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什么？他明确指出，只是“法其意而已”！他进一步解释说：“法其意，那么我所主张的改革，就不会惊骇天下人的耳目，让普天下的议论风起云涌。”就这一段话来看，王安石是讲究策略的，他要把变法藏在“法先王之政”的大帽子下面，目的是瓦解必然会出现的反对力量，使之降低到最低限度。这种策略很像《普华永道论变革型领导力》中所说的“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变革，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
王安石这些人之所以不是“腐儒”，就在于他们有“现实感”，无论是在学术上、文学上还是政治生活中，他们都有自己的“兵法”。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能打仗，就在于这种“兵法”是一以贯之的。当今世界发生战争，如果某一个国家任命一个哲学家当总司令，一定会成为所有媒体的头条新闻，但在古代，这是可行的，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就财政问题，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这段话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财力之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王安石很肯定地说，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透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现在国家为经济问题大大地烦恼，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我王安石一变法，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王安石跟宋神宗说话的口吻让人想起罗伯特·清崎的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这本倡导“财商”教育的书说：“之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为了财富奋斗终生而不可得，其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他们都曾在各种学校中学习多年，却从未真正学习到关于金钱的知识。其结果就是，他们只知道为了钱而拼命工作，却从不去思索，如何让钱为他们工作。”最后的结论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page split---|
四、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跟王安石完全不同，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变法前后，宋神宗经常把司马光叫去，让他讲《资治通鉴》。
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
司马光说：“何只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这一段对话，至少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宋神宗拿不定主意，跟改革派接触多了，就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跟保守派接触多了，也会觉得变法疑虑重重。前面说过，宋神宗只有22岁。他的年龄、学识、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很难作出抉择，而又必须作出抉择。宋神宗不像秦孝公那样“一意孤行”，秦孝公从来不怀疑变法的必要性，他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山（崤山）东六国有许多曾经励行变法，当时国际社会有一种“变法热”，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只是顺应国际潮流，加入变法阵营，而宋神宗没有这种国际背景。
第二，司马光的“纯儒”观点实在触目惊心，如果按现代观念来看，司马光纯粹是胡说八道。宋神宗问起一千多年前“萧规曹随”的往事，司马光没有去分析历史形态据以发生的实际情况，而是得出一个让现代人看不懂的古怪结论：如果夏、商、周三个王朝，能够保守（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法”，就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正做到“万世一系”。这种结论的得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司马光的脑子实在僵化，二是他有意欺哄宋神宗是个小年轻。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历史学家司马光并非没有“现实感”，说司马光反对变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约在王安石变法前八年（1061年），司马光任谏官，给当时的仁宗皇帝上了不少奏疏。其中《上仁宗论致治之道有三》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司马光在这篇奏疏中特别指出当时的弊端：“臣窃见国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参[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这一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就是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不分贤愚能力，统一评职称、加工资。关于这方面的弊端，司马光是坚决要求改革的。
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司马光变法的基本思想。从这种观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在《上仁宗五规》这一篇奏疏中，司马光发起了牢骚，原因是“人事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较，主张人事改革的人会显得太宏观，太不切实际，太“迂阔”。打一个比方，现在有一个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得要死。这种时候，马上灌肥皂水让病人呕吐是最有效的，而司马光式的主张则教你要强身健体，滋阴补肾，注意饮食卫生，当然听起来好像很消极。拿现在公司的情况来比方，假如有一个公司，财政上遇到很大的危机。这时，有一个人（王安石）向老总提出如何增加销售额，如何改善公司的经济处境，另一个人（司马光）跟老总说，现在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强化企业文化建设，这才是公司的百年大计。那么，司马光这种人很容易被认为“不着调”。
司马光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奏疏中说：“我私下以为，国家之事，言其大者、远者，则无目前朝夕之益，陷于迂阔；言其小者，近者，则丛杂委琐，失于苛细。我日夜惶恐，口与心谋，经过好长时间，才最后作出决定：与其受苛细之责，不若取迂阔之讥。”
司马光的意思，我完全了解目前国家面临的困难，但我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我也知道，我的“理念”必然会让我遭受“迂阔”的评价，但是我认了。司马光这话说的厉害，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对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反戈一击，骂他们“失于苛细”。反正里里外外的话，司马光都说完了，《资治通鉴》的作者就是这个水平。
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以及后来的“一波三折”，跟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很有关系，两个人都是犟脾气，王安石的外号“拗相公”，司马光的外号“司马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王安石更有意思，他个人的卫生习惯一塌糊涂，基本上达到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的程度。以前看一份报纸上讲，南京江浦有个老和尚，几十年不洗澡，可身上还散发着香味，不知道王安石有没有这个特异功能。事实上，王安石的邋遢，招致他人严重的人身攻击。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向看不惯王安石。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辨奸论》，其中说到：脸脏了就要洗，衣服脏了也要洗，这是人之常情。但王安石不是这样，穿着奴隶、囚犯一样的衣服，吃猪狗才吃的食物，而口谈《诗经》、《尚书》，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苏洵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臣。）
有必要对司马光的谋国思想作一详细了解，司马光《上仁宗五规》中的“五规”是指：
1. 保业（国君负有永保国家基业的责任）
2. 惜时（抓住当前承平的时机，力争有所作为）
3. 远谋（深谋远虑）
4. 重微（重视细节）
5. 务实
应该说司马光所论，关于理念的成份多，关于操作的成份少。谈理念会让人有一种感觉，理念都对，内心也受到相当的震动，但说完、听完以后，明天要从哪儿着手，明天要首先干什么，不清楚。这也是儒家思想不可能在变法中起领导作用的原因。
就司马光的观念来说，王安石的做法是力争“朝夕之益”，宋神宗跟着王安石的想法走，那么在宋神宗是“求治太急”，在王安石则是“蛮干”。
对当前国家的财政问题，司马光也自有主张。这种主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也就是说，国家用度太多，而且这些用度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方面包括皇帝的赏赐没有节制；皇室经过一百多年的繁洐，人口众多，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时间长了，退休职工太多，企业养不起了；当官的多，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少，享受待遇的官员多；军队的情况也是能打仗的少，但编制繁，吃空饷的多。
二是如何解决“国用不足”。司马光在《上神宗论体要》中说：“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
这是司马光最基本的经济思想，综合了传统儒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包含着司马光对北宋国体的一种根本判断：北宋的国体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变法。为什么？因为“吏缘为奸”，各级官吏会借变法之机“生事”，从而使变法在执行层次走向反面。
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如说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悲观论者。他对人事问题的关注和透彻理解，使他对变法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即使变法的目的最好，但变法最终要靠广大官吏去实施，而官吏会对变法的初衷和制度加以扭曲。
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对人事问题的了解要比王安石深切的多。事实上，看过《资治通鉴》的人都会有一种印象，中国的人事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这种复杂性往往会把一桩美好的事业带进漩涡。司马光对变法“人事方面”的种种担心或预测，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比他最大胆的想象还要严重得多。
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比王安石小11岁，王安石对他非常欣赏，提拔他，重用他。吕惠卿当时声望很高，朝野许多人吹捧王安石是孔子，吕惠卿是颜子（颜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青苗法是让农民以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向政府支借小额贷款。青苗法有一个重要原则：农民自愿请贷。但是，吕惠卿后来把“自愿请贷”改为“强制发放”，而且有硬性的指标，你不想贷也不行，因为政府要收取贷款的高利率，最后必然的结果是“上下骚动”。
另外，吕惠卿的个人操守也大有问题，他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尤其到后来，“凡可以害王安石者无不为”、“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原因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吕惠卿个人欲望大发作，在他看来，仕途和权力比变法重要得多，这就不能不使变法走向人事纷争的漩涡。
司马光对吕惠卿看得很透，王安石变法那一年，宋神宗跟司马光有一段对话：
神宗又问：“王安石怎么样？”
司马光说：“有人说王安石奸邪，则毁谤太过分，只是不晓事理，又执拗罢了。”
神宗就一一询问群臣，问到吕惠卿，司马光说：“吕惠卿逢迎弄巧，不是佳士，使王安石在天下蒙受诽谤的，是吕惠卿。最近不依正常次序加以进用，太不合人心。”
神宗说：“吕惠卿应对聪明，口才甚好，也似美才。”
司马光说：“江充如果没有才能，靠什么使人主动心。”
江充是西汉人，得到汉武帝的信用。在汉武帝晚年，江充害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一手制造了“太子巫蛊案”，大概的意思是说太子用巫术诅咒汉武帝早死。后太子起兵杀江充，太子最终也兵败被杀。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明白过来，太子是被冤枉的，于是又把江充一家灭族。
不要说年轻的宋神宗没有能力识别吕惠卿，连王安石也不能。司马光在这一段对话中还提示了一条用人的法则：“凡有才智之人，必须有忠直之士从旁节制，这是英明君主用人的方法。”因为有才的人不一定有德，而且有才的人一旦作恶，比没有才的人危害更大。司马光对人才的理想是“德才兼备”，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德与才不能兼备一身，于是就需要把“有才无德”之人与“有德无才”之人配合使用，构成一个小的组合。
对人事复杂性的顾虑，或者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悲观”，使司马光对任何急进的变法都采取一种慎重的态度，他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实在担心，现在的北宋帝国，虽然是一座四面风雨的“破房子”，但像王安石这样蛮干，恐怕“破房子”就要倒了，北宋帝国就无所安身了。
节选自作者新著《蝴蝶成长战略》
欢迎与aihuau（爱华网）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作者：丁千城，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